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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的种放也是笑着看了他一眼,然后也是很无奈,只见他笑着开口说道“哎,皇上对于我的怀疑我能理解,毕竟我长时间镇守边界又手握兵权,阻挠辽军南下之路,如今这次我也是面临抉择,如果这次我惧怕这些东西,我种放又怎么可能成为区区男子汉,这次就算是辽军陷害我,我也要誓死守住长安城阻止辽军的侵略的野心。”
这个时候所有将士瞬间被带动起来,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大帅能够起到作用,这是对全军将士最好的激励,再加上自己如今国家的军力虽然在长安主动出击可能性比较小,但是成果却比以前大的多,在历史上的一句话叫做一将不成累死三军,将军的作用往往比一般士兵作用大的多。但是宋朝的将领种放也正是因为自己出身是文臣,所以皇帝对于猜忌没有那么重。所谓枪杆子里出政权,谁掌握了军队,谁就拥有了控制政权的筹码,古今中外皆然,从这一点出,皇帝本人是必须要掌握军队的,不然皇帝就不是他当了,分分钟成傀儡甚至灭族。
矛盾的地方在于,整个国家的军队很多啊,且分布在边疆重镇,皇帝一个人怎么统领?这就像官府一样,皇帝当然想自己统御万民,可是做不到,那就只能建立一个官僚制度,经过逐级官吏传达,施行自己的意志。
军队也一样,皇帝要想掌控全国军队,那就只能建立一个军队系统,由元帅、各级将领往下推,最后到士兵。而造反,就是某个将领不听皇帝的了,带着底下人反抗皇帝。
造反,其实就是这个制度的一个弊端,因为皇帝掌控军队是间接的,皇帝掌控将领,将领掌控士兵,皇帝是通过掌控将领然后再掌控士兵,士兵是不一定效忠皇帝的!
士兵不一定效忠皇帝的原因很简单,古代的士兵不少志愿兵,而是义务兵,他们不是自愿来为皇帝抛头颅洒热血的,渴望建功立业的只是少数,绝大部分是被抓壮丁拉来的,当兵是他们养家糊口的一个职业。
皇帝又远在京城,绝大部分士兵是没见过皇帝的,而将领近在眼前,再加上军事作战所需的士兵服从将领(这是必须的,军队内部必须保证将领的权威,不然打仗的时候将是一盘散沙),皇帝对士兵的管控力自然比将领弱。
这一点,皇帝也是看得到的,为了防止将领造反,他们相出了种种方法,总的来说就两大类,一个是分离将领和士兵,使得“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另一个则是把握住粮饷。
第一个方法很有操作难度,如果玩得不够,将领跟士兵打成一片,等于没玩;如果玩得过火了,比如统兵权与练兵权分离,这个将领练好的兵交给另一个将领去带,将领跟士兵大眼瞪小眼,对皇权的威胁是小了,可同样的,对于军队的战斗力大受影响,毕竟哪个士兵会甘愿把命交给陌生的将领,打起仗来,心里总是怀疑将领的指挥,而将领对士兵不熟悉,调度起来也很麻烦。
运用这种方法的很多,比如虎符、监军等等制度,都是为了防范造反。
第二个方法就是夺取将领粮饷的权力,粮饷这东西,都是来自于民间赋税的,羊毛出在羊身上嘛,问题是这羊毛谁来割呢?是中央统一割好了到士兵手上呢?还是将领自己隔了?
在中央强势、财政充裕的时候,打死都不会把割羊毛的权力交给将领的,将领给士兵粮饷,士兵感恩戴德,眼里就只剩下将领了,哪还有朝廷和皇帝?
但在少数情况下,中央又不得不将适当的财权交给武将,让将领就近征集粮饷无疑可以给朝廷省去大笔人工和运输费用,军队获得补给也更及时,打仗打得更有劲了,在财政不充裕的时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不过下放财权是一把双刃剑,武将统军与财政权合一,虽然可以增加军队灵活性,增强战斗力,但也会大大增加武将造反的概率,没有钱,武将造反就没有底气,有了钱,什么不敢?
历数那些比较大的造反,比如安史之乱,那就是因为中央下放了财权,军饷是将领的,士兵对将领非常拥护,这才敢造反,不然像钟会,可能先被自己部下给干掉了。
宋朝有鉴于唐末五代的军队政变(多的数不过来),推行了一场全面的弱军行动,什么以文治武、财权分离、下属限制等等,彻底灭了将领反叛的苗头,之后的朝代沿而用之,并进行改进,所以宋朝以后,武将造反就很少了,成功的几乎没有,更多的是哗变,如苗刘兵变。
从安史之乱开始,直到大宋王朝正式建立,这期间两百多年的时间,中华大地上经历了无数次战乱和政权更迭,一个又一个诸侯你方唱罢我登台,世道之混乱为中国历史上所少有,所造成的伤亡和破坏也是惊人的。
支撑这种毁灭性的混乱背后,是武人集团权力的极度膨胀。
而身为武人权力集团中的一员、又经历过这种混乱的宋太祖赵匡胤,便决心要终结掉这种混乱。
实际上,赵匡胤对武人集团心态是矛盾的
一方面,他毫无疑问是武人集团中的既得利益者,他依靠家族军功起步、又倚靠自己的武将班底成功夺取皇位建立大宋;
另一方面,他身在其中,也深知武人集团的破坏性和不稳定性。正如他与开国宰相赵普说过“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使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建隆二年七月初九的一个夜晚,在东京汴梁城,赵匡胤召集自己的大将们一起喝酒,席间,宋太祖向大将们表示,自己虽然贵为皇帝、却还不如当个节度使快乐。诸将忙问其故,赵匡胤说“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在太祖皇帝的疯狂暗示之下,大将们于次日上书请求罢免禁军职位、解除兵权,被厚赏之后退休回家。虽然这些人日后还有机会随驾出征、担任地方职位,但已经没有了可以左右时局的军事力量了。
这就是着名的“杯酒释兵权”事件。到此,宋太祖是否就终结掉了五代以来武人权势膨胀的问题呢?
显然没有。
如果一次宴席,就能让困扰中国两百多年的疑难杂症解除,让千千万万的武人阶级放下自身利益,甘心做被统治的一员,那皇帝岂不是太好做了?
实际上,解除亲信大将的兵权,只是宋初“削藩”计划的一部分而已。
正如在杯酒释兵权的宴会上,赵匡胤说自己宁愿当一名节度使而不是皇帝,便表达了节度使职权已经近似皇帝的事实。这便是宋初面临的武将困境,即武将藩镇权力的过度膨胀。
从唐朝中期开始,因为战争从边疆延伸到了内地,因此唐玄宗所设立的藩镇也从边疆一路设置到了内地。这些藩镇的节度使们不仅对军队有绝对的领导权,而且其辖区内如财政、民政、贸易等控制权,均是独立领导,因此在地方上做一个节度使,就如同到了一个独立王国做土皇帝。彼时中央政权对于藩镇将领的统治,就如同春秋时代周天子对诸侯的统治,极不稳固。
而藩镇内部,不稳定性依旧存在。
因为藩镇节度使自身就是武人集团中的一员,因此想要把持住辖区内的行政权,就必须派遣自己的亲信武将去担任行政官员。结果各级行政官员的位置也被武人集团所霸占。这些中下层军官自己在地方上羽翼丰满以后,挑战节度使权威的人也不在少数。
那个时代,就是名副其实的“武人政治时代”,所谓权随兵来。
况且对于赵匡胤而言,武人的威胁是感同身受的——他自己就是依靠自己的武人集团的支持,从军事脑变成了国家脑。无论他自己对于周国政权有多少感情在其中,他的部下于此是无法共享的,一旦以赵匡胤为的势力做大做强,足以推翻中央势力的时候,这些渴求更进一步富贵的武人们必然极力怂恿、促其成功。尽管赵匡胤完全可以弹压自己的亲信武将,但他无法直接控制围绕这些武将所形成的新的政治力量,如果不从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宋朝也无法长久下去。
因此,赵匡胤仅仅解除自己亲信的兵权是远远不够的,他还需要将改革的屠刀指向地方上的藩镇制度。对此,赵匡胤和他的谋士们的策略是“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
太祖的第一刀,砍向了藩镇头领的权力
在第一批藩镇大将被罢免之后,朝廷立刻授予高官厚禄,并使之居住京师加以控制,终宋一朝,虽然武人的地位和职权较低,但是武人的待遇却极为优厚。同时朝廷会委派在京文官前往原藩镇担任行政长官,这一官职后来便演变成了知州、知府等官职。不仅如此,知州们的任期也被限定在三年,流动的官僚无法形成势力,也就解决了封疆大吏拥兵自重的问题。
第二刀,是削弱地方中下层军官的权力
正如节度使被知州等官员所取代那样,朝廷也开始在地方委派知县担任地方行政官员,而不再由镇守将校兼任。
同时,知县的选派也与科举挂钩,由中央统一考核、委派,这就断绝了地方武人垄断选官、任官的权力。同时设置县尉,类似今天的警察部队,来维护地方治安,从而剥夺了基层武将干预县一级行政的权力。值得一提的是,县尉也是由中央委派的。
第三刀,则是瓦解大将的亲信集团,进一步削弱藩镇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原先的藩镇大将,为了扩充自己的亲信势力,将辖区内的文职工作,如税收、民政等问题委任给了自己的亲信部将,而原本负责这些任务的文官则边缘化。
宋太祖改革以后,严格禁止大将将辖区内的文官权限交给自己的亲信武将,因此地方文官得以重新执掌行政权力。此路一开,宋朝对于文官的需求量大增,客观上刺激了科举制度的蓬勃展。而武将从此仅仅掌握训练、带兵的权力,而不得干预州郡的行政事务。
经过宋太祖赵匡胤的一系列改革,宋朝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完备的官僚制度,节度使也从原先的独立诸侯,逐渐演变成了一种虚位荣誉,而延续了两百多年的武人政治也就此终结,宋朝也终于进入“文官政治”时代。
但文官政治展到了一定程度,却走上了重文抑武的轨道,逐渐成为宋朝的另一个弊病,这想必是宋太祖、宋太宗未曾想到的。这也就是为啥说宋朝是武将的地狱文臣的天堂,这次宋朝长安城遭遇到辽国的南侵略计划,耶律隆绪生性卑鄙无耻,如果是以前耶律隆续没有重生或许是抢劫,但是现在历史生变化到底会有什么样变化,这次辽国的侵略已经展起来,好戏在后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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