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风尚 人与自然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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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风骨的象征。
嵇康也获得了类似评价。山涛就说嵇康平时有如“孤松之独立”，醉倒有如“玉山之将崩”，其他人则认为嵇康“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也就是说，李膺的风清冽强劲（谡谡），嵇康却是慢慢吹上去的。这样的松下风，显然更有一种飘逸潇洒甚至自由散漫的神韵。[33]
实际上，这也是东汉与魏晋的区别，即东汉更重道德而魏晋更重审美。而且，审美的前提是“丘壑独存”。难怪一个人优秀漂亮，就叫“长松下当有清风”；也难怪人们对山涛的观感有如“登山临下”，但觉“幽然深远”。[34]
这可真是活得漂亮。
没错，漂亮得就像大自然。
魏晋名士对自然界的热爱，确实超过了前人。简文帝那一句“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道尽了他们的心曲。他们不但以清风明月、春柳劲松来品评人物，更亲自置身于大自然之中，并从中体验到难以言表的愉悦。
比如顾恺之和王献之。
顾恺之是画家，王献之是书法家，但他们最喜欢的都是会稽郡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一带的山山水水。顾恺之的描述是：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王献之的说法则是：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两位都是艺术家，感受当然敏锐，不过这种感受能力却未必没有普遍性。有一位僧人从建康回会稽路过吴中遇到下雪，事后对当时情景的描述便同样富有诗意：郊邑还在纷纷扬扬，山林却是一片洁白。[35]
对于这样的文字，任何解释都会显得多余。要说的仅仅是：这已经完全不同于之前《诗经》和《楚辞》对风景的描写。在那里，自然和自然现象只不过是人物或故事的背景。在这里，却是独立和纯粹的审美对象。
同样，魏晋人眼中的自然界，也不再是孔夫子那里的道德象征、董仲舒那里的政治筹码。它跟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一样可以观赏和品评，只不过也许更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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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珣《伯远帖》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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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献之《中秋帖》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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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快雪时晴帖》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乾隆帝酷爱书法，在自己卧室旁设一小暖阁，用以珍藏三幅世之所稀的名帖，供他时时把玩。此阁名为三希阁，此三帖唤作三希帖。乾隆帝视《快雪时晴帖》为三帖之首，在帖前题写了“神乎其技”四个大字。《快雪时晴帖》共二十八字，被誉为“二十八骊珠”。
天人依然合一，然而意味不同。
这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大转折，人与自然的关系从道德和政治的一变而为审美的，由此产生的文明成果则是山水画和山水诗。尽管它们要到隋唐以后才蔚为大观，但东晋却无疑在观念上开启了先河。
转变并不奇怪，因为魏晋是一个唯美的时代，而最漂亮的活法则莫过于自然。事实上魏晋人热爱自然界，就因为它自然。自然在汉语中，原本就是“天然如此，无须人为”的意思。能做到这一点的，则非自然界莫属。所以日本人用“自然”来翻译nature，也很自然。
然而正如中国的山水画不能理解为西方的风景画，魏晋对自然的发现也与科学无关。在人们眼里，自然界仍然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是有意志力和人情味的。因此，当他们不再将自然界道德化和政治化以后，发展起来的便是自然科学以外的两种精神文明。
这就是哲学和艺术。
[26]谢鲲对嵇绍和卫玠的欣赏，均见《世说新语·赏誉》。
[27]以上见《晋书·卫玠传》，《世说新语·容止》及刘孝标注引《玠别传》。
[28]见《世说新语·容止》。
[29]见《世说新语》之《方正》、《简傲》。
[30]分别见《世说新语》之《容止》、《赏誉》。
[31]见《世说新语》之《赏誉》、《伤逝》。
[32]见《世说新语·赏誉》。
[33]见《世说新语·容止》。
[34]见《世说新语》之《言语》、《赏誉》。
[35]见《世说新语·言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