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开元新政 宋璟当国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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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准确地说，唐代宰相没有总理、副总理，全部都是国务委员。区别仅仅在于，中书省长官中书令、门下省长官侍中、尚书省正副长官尚书令和左右仆射是当然宰相。但由于尚书令职位长期空缺，所以总人数是六人。
其他委员为特任宰相，头衔叫“同中书门下三品”，因为中书令和侍中都是正三品官员。后来，又增加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相当于列席委员或候补委员。
显然，唐代宰相都是兼职，中书令、侍中或六部尚书才是本职。所以，他们都是上午在政事堂开会，下午回去主持各自的省务和部务工作。三省六部，才是中央政府。
宰相既然是兼职，人数就不固定。最多时十几人，最少时一两个。人数少，是因为从睿宗时代起，左右仆射不再是当然宰相，非有特任不得参加国务会议；而中书和门下两省的长官，又往往职位空缺，无人担任。
委员制，开始向领袖制转变。
姚崇和宋璟的时代，情况就更特别，中书门下两省的长官总有一个职位空缺。姚崇任中书令，就没有侍中；宋璟做侍中，又没有中书令。结果，姚崇和宋璟便自然而然地成为首席宰相，一正一副搭班子也成为不成文的惯例。
没错，是惯例，不是规矩，更不是制度。
优点和缺点也都在这里了。优点是：中书和门下两省变成了一个协调的组织，行政效率明显提高。而且由于有了实质上的首相，它也是一个可以问责的政府。否则，姚崇当年怎么敢大包大揽地说，我签署命令，出了事情我负责？
缺点则是权力失去了制衡。实际上，三省六部的制度设计初衷，就是要将决策、审批和执行权分散到中书、门下和尚书三省，以便互相监督。现在，中书门下连为一体，尚书省出局，制衡岂非变成失衡，分权岂非变成集权？
当然。这是趋势，也是玄宗与姚崇和宋璟的共识。事实证明，集权会有成效，同时也有弊病。因为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谁来掌权就成了关键。结果，君明臣贤则治，开元盛世是证明。君昏臣奸则败，安史之乱是证明。
宋璟似乎意识到了这一危险。他的补救办法，是权力集中与政务公开并行。实际上，政务公开在太宗时代就已经制度化。当时宰相入宫奏事，旁边一定要有谏官和史官；御史弹劾官员，也一定要戴法冠着法袍，当众宣读起诉书。这样一来，一切都是公开透明的，谁也搞不了鬼。
武则天却把这个制度破坏了。她要行非常之事，只能搞特务政治和暗箱操作。于是宋璟主张拨乱反正，玄宗也批准了他的建议。开元五年（717）九月皇帝下诏：从今往后除非事关国家核心机密，一切政务公开，并记录在案。[26]
走到这一步，新政的框架才算是建立起来。
难怪后来有人这样评论：姚崇以其通达完成了历史的转变，宋璟以其正派守住了帝国的根本。正是由于他们两人殊途同归的接力赛，开元盛世才得以初见端倪。[27]
[16]见两《唐书》之卢怀慎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三年正月条。
[17]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三年正月条。
[18]见两《唐书》之姚崇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三年五月条。
[19]见《贞观政要》卷八，《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贞观二年六月条。
[20]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即认为，唐太宗的许多公开举止都带有表演性质，吃蝗虫即其一例。
[21]见两《唐书》之姚崇传，《新唐书·齐澣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四年十二月条。
[22]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四年十二月条。
[23]以上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七长安四年十二月条，同时参看两《唐书》之宋璟传。
[24]详见《新唐书·宋璟传》。
[25]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四年十二月条，同时参看《新唐书》姚崇与宋璟传之史臣赞。
[26]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五年九月条。
[27]请参看《新唐书》姚崇与宋璟传之史臣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