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刑警异闻录 第三章 害群之马疯狂作案 多行不义必当自毙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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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年，这是我担任江口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的第二个年头。这是一个极其辛劳而又意味着必须把全部时间和精力奉献给职业的职务。大队长承担着全市刑事侦查工作及其配套工程的组织指挥，可以在全面工作上乃至在一个具体案件上作出宏观的原则性的指导，而副职们则必须身体力行，在微观上和各个具体案件侦查上想方设法加以突破。

我们常年累月在县、区组织指挥案件侦查，即使回到家中，也很少不在深夜或凌晨被电话铃声惊醒。

刑侦人员对这两个时间非常敏感，因为它与发案密切相关。深夜往往是犯罪分子作案的时刻，凌晨则是作案过后现场被人发现的时分。听到电话铃声，我们便会穿衣下床，准备出发。

九0年初，刑警大队的领导班子作了调整，郭笑担任了刑警大队长，郭越、李正言和我担任副大队长，年富力强、思维活跃的的王又恆担任了分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新官上任三把火”，就职伊始，总想把工作干得有声有色，开创一个新局面，因此这是江口刑侦充满生气和活力的一个时期。

为了开创江口刑侦的新局面，王又恆提出，要敢为人先，要向新的破案率记录挑战。江口刑侦必须举起一面旗，打出一张牌。这面旗就是某单项破案率记录全国第一，这张牌就是集中全力，猛攻命案，创全国最高破案率，确立江口刑侦形象。

这是一个极其大胆的设想，也是一个令人振奋的目标。通过几年不懈的努力，这个目标终于达到，为江口刑侦赢得了不同凡响的声誉。公安部在江口召开了命案侦查破案现场会，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主体新闻节目中，多次报导江口暴力性杀人案件破案率高达100%。这也是我们四个大队领导被江口新闻媒体宣染为刑侦战线上“四员虎将”的由来。

虽然我们几个人在二十世纪末相继离开了刑侦系统，但“猛攻大案，不破不休”的工作作风，被传承下来，继续光大。到2004年，江口刑侦被公安部命名为“特别能战斗”的刑侦队伍，作为全国公安系统仅有的两个先进集体之一、刑侦战线上唯一的先进代表，受到总书记的亲切接见。市委书记丁一民作为特邀代表，列席了表彰大会。

现在，还是在说杀人命案之前，先谈谈在江口市区曾一度造成很大影响的另外两起案件吧。

一九九一年六月底，在市局召开的一次治安形势分析会上，我受命组织两起重特大案件的侦查。

这是发生在市区人口密集地段，影响极为恶劣的串案。一是二十多家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保险柜被撬案，一是十多起夜间用利刃划破女青年屁股的伤害案。这两串案件的发生，搞得市区有些人心惶惶，特别是工厂女工上下夜班，吓得都要家属接送。十多家保险柜被撬，损失了近二十万元，一时间，闹得有些单位谈贼色变。当时，盗窃财物金额达到三万元，是要判处最高刑罚死刑的。两起同时期交错发生的串案，己延续一年有余，虽经多方侦查，采用排队摸底、设伏布控、化妆诱捕等多项措施，仍未能阻止作案人二十天左右作案一次的势头。

有鉴于此，市委、市政府领导多次听取了案件汇报，严令公安机关迅速破案。由于影响坏，压力大，长时间侦查未果，侦查具体负责人已三次換将，我这次受命已是第四任负责人了。

我深知责任重大。如果这两起案件仍迟迟不破，不仅有负领导重托，也无法藉慰人民群众长久期待的心。我思考再三，“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与其两个案件同时搞，不如集中力量，强攻一个比较起来侦破条件稍好一点的案件。在老局长陆元祥、时任崇瑯公安分局局长刘洪波的支持下，我将两个侦查组合二为一，力图在短时间内攻克撬盗保险箱的串案。

侦查指挥部设立在崇瑯分局会议室。要求市、区、派出所三方面抽调的破案人员，一律放下手头其它工作，心无旁鹜，聚精会神地“深入”案情。根据案件多发和失窃物品多为现金、国库券、贵重饰品等特点，制订了“以派出所排查为基础，以专线调查为先导，完善阵地专项控制、加强单位值班守卫”的总体侦查方案。分解责任，分工到组，落实到人。同时约法三章：各司其职，有功必赏，有过必罚。在县区破案时，调抽的人员都是集中食宿，远离工作单位，干扰较少，容易集中。在市区破案，由于特点不同，距离不远，交通方便，抽调的人员相对都是回家或回单位食宿，不易集中，因而在工作节奏上必须有张有弛，但责任要分清，纪律要严明。

工作任务布置完后，我和老局长陆元祥逐个翻阅了十九个串案的现场勘查资料。看完之后，我明白了这串案件侦查上的难点所在，虽然发案次数很多，但现场提取的可资利用的痕迹物证很少。不仅数量很少，能作用于个性鉴别的几乎一件皆无。能够为案情分析提供有益帮助的，只有江口电机厂铸造分厂发案的一节情况。

江口电机厂铸造分厂地处大闸区秦照乡，专门从事机械铸造加工。由于加工任务量不大，工厂生产只有白天一班。一九八九年十月十六日晚，工人已经下班回家，厂区只留下两名保卫人员在厂内值班。厂里除了机械和堆放着的沉重铁块及加工的半成品外，没有什么其它贵重物品。保卫人员认为工作压力不大，值班期间只是偶尔出来转一圈，大多数时间把自己关在值班室里抽烟。深夜十一时左右，其中一名保卫人员要上厕所，在途经办公楼时，突然听到二楼上有响动。停下脚步仔细一听，确有类似小型机械转动的声响断断续续传了出来。于是回到值班室，招呼了同伴，拿了一根警棍向办公楼走去。临近时，为了给自己壮胆，大喝了一声：“什么人？”一会儿，听到楼后地面上发出“通，通”二声响，知道有人从二楼窗上跳下，两名值班人员便向楼后赶去。当走到楼后，看到一个人已爬上了工厂后围墙，另一个人在墙角处几次攀登都未成功。当他俩想上前捉拿时，墙上的人一手挥舞着一柄大号螺丝刀，一手拆下围墙顶端的砖块，不断砸来。慑于犯罪分子的凶焰，两人既不敢举步向前，也没有大声呼救，眼看着墙上一人跑到墙角，拉起墙下一人翻墙而过。

他们跑到楼上一看，二楼财务室房门已被撬开，屋里的保险箱已被放倒，锁蕊周围已被钻了四个小孔，箱门未被打开，现场留下小型手摇钻一把。随后两人用电话向公安机关报案。

据两名值班保卫人员事后回忆，犯罪分子一高一矮，高者18OCM左右，矮者170CM左右，当时矮者已爬上了墙，高者仍在墙下。因围墙处灯光较暗，看不清两人面貌。

从这一情节看，这应是保险箱窃案的串案之一：作案人侵袭的目标是企业单位的保险箱，作案手法相同，都是用手摇钻在锁蕊周围定点钻孔，破坏内部结构，以便打开保险箱。

从值班保卫人员和犯罪分子遭遇的情况看，作案者系两人合伙作案，其中一人身材较高。从二楼窗户跳下时，其中一人可能腿脚受伤，行走不便。在现场勘查时，发现犯罪分子跳出墙外的不远处，留有一辆自行车，经查是市区当晚被窃的两辆自行车之一。当夜，破案侦查组紧急布置各医院外科对腿脚伤就医病人实行控制、报告，但无结果。

我和陆元祥老局长，又用十多天时间，逐个对已发案件现场进行了察看和走访。

从了解的情况看，此前侦查组对案情的分析判断是正确的。作案跨度时间长，从第一起案件始发，至最后一起案件发案已有一年有余。作案时间上有一定的规律，两起案件的间隔大多在二十天左右。从选择目标、准备作案的同时，偷窃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前往作案，说明犯罪人准备充分，动作从容，也说明作案者到作案地有一定距离，但也不会太远。因而判定作案者为本地人或在本地常住的外地人是有根据的。用手摇钻定点钻孔，破坏门锁结构，再用螺丝刀撬压的作案手法，区别于一般偷盗保险箱者使用蛮力撬砸的情况，也表明作案者具有一定的机械常识和操作技巧。因而判定作案者有过从事机械生产和机械维修的经历也是有道理的。应该说，确定的侦查范围和侦查方向是准确的。

在公安机关广泛发动群众排查，严令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加强值班守卫的情况下，依然敢于不停作案，不是因为作案者不在侦查范围内，而是由于作案者胆大猖狂，甚至带有挑衅性。

侦查工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指挥部派出了两个检查小组，分别对崇瑯、大闸二区的排查工作进行检查指导，而指挥成员则几乎用全部工作时间听取各派出所的工作汇报，搜索可疑对象。

七月十八日上午七时许，我刚在指挥部坐定，崇瑯分局刑警队长方新就过来告诉我，第三印染厂昨夜又发生保险箱被窃案。

我随即和技术人员赶往现场。现场仍然是财务科办公室，一只厚实沉重的保险箱被打开，箱门上同样被钻了四个小孔，粗糙的水泥地面上没有留下有鉴定价值的足迹，除箱门上留下少量手套布纹和螺丝刀压痕外，没有其它痕迹。

据财务科负责人介绍，箱内有四万余元大面额保值公债券和少量现金，另有私人存放的一串金项链，也不知去向。值班保卫人员没有发现昨晚和夜间有异常动向。保卫科长解释说，夜间厂内仍在生产，嘈杂的机器声掩盖了其它声响，致使值班人员未能发现办公室里的动静。分局长刘洪波沉着脸问报警器为什么不开通时，保卫科长吱唔其辞地回答，可能是电线线路出了问题。

这起案件的再度发生，既使侦查人员感到不断增大的压力，也使我们感到加大了希望。只要犯罪分子继续动下去，积累在我们手心的物证越来越多，终有一天会揪住狐狸尾巴的。

回到指挥部，我立即召集阵地控制组人员布置工作任务，要求他们立即对金融机构、地下证券市场、旧货市场、金银饰品商店等处所加紧查控，发现有疑似失窃物品交易的，必须立即报告，查清事实。

七月十六日下午六时左右，指挥部接到报告，说是当天下午有人在中国银行江口分行庆祝路营业部兑换大面额国库券，情况可疑。我立即令人通知当班营业员带相关资料到指挥部，询问交易情况。

当班营业员是个徐姓年轻女子，机敏而干练，她对下午发生的事叙述得条理清楚，脉络分明。

“下午三时左右，我在营业窗口当班，这时进来一个人，说是要兑换国库券，我打量了他一眼，觉得他个头较高，穿着一件骑车用的雨披，帽子没有脱下，塑料帽沿耷拉着，看不太清容貌。这天外面下着小雨，身着雨衣，并没有什么奇怪。很多客户因为事一办完就走，多数人懒得脱了再穿，就穿着雨披在营业部内办事。有些原本想脱的人，看到别人湿淋淋的雨衣，怕弄脏外衣，干脆也不脱了，但连帽子也不脱下的人倒是很少见。我接过保值债券一看，是三张大面额的债券，每张一万元。我们营业部比较小，所存现金并不多，遇到要兑付这么大数目的，按照规定必须向营业部主任报告。我随即拿了一张纸，递给站在外面的兑付人，要求他写上兑付单位和兑付人姓名。他用窗口的圆珠笔写好后交给我。我叫他等一会儿，就起身向里间的主任室走去。主任室和营业间相连，中间隔着一排玻璃窗。我见主任正在里面打电话，就站在门外等了一会儿。主任招手示意我进去，手捂着听筒，问我什么事。我告诉他有三张一万元的债券要兑换，他点了点头，继续打他的电话。我跑到坐位前，清点了三万元人民币，准备交给兑付人。抬头一看，窗前的人不在了，我拿起他写的纸条一看，上面写着江口市第三化工厂供销科徐建，就大声喊道：徐建，徐建，请来柜前取款。连喊数声，无人回应。我想这个徐建恐怕有什么急事先走了，等一会儿可能会来的，因此我也没有再寻找。到了五点钟，他还没有来。我想，下班时间快到了，我总不能帮他保管过夜吧，通过查号台，找到市第三化工厂供销科的电话，一问科内没有名叫徐建的人。这时我才着急起来，把情况报告了主任，主任又向支行作了汇报。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这是兑付的三张债券，这是兑付人写的字条。”

说完，她把债券和字条摊在我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