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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城的太监和官员们有两个态度,南京镇守太监和南京兵部尚书都是朝中党争失意的人物,他们的意见却比较出乎人意料,两人都是坚定的调兵守城,准备和华州军死战,南京兵部尚书甚至说,京师若失陷,我江南士民再立龙子龙孙,也不可妄言弃城投降的事情。
不过主战也就是这两三个人了,其他的,甚至包括魏国公徐家,或者是闷不作声,或者是大谈敌军强大。
为什么不作声呢?因为他们都对华州的底细相当清楚,特别是魏国公和几个伯爵侯爵一起开设的大通钱庄,这几年来都是被三江商行和华州钱庄打的抬不起头来,在从前,大通钱庄的银票和凭据可以在江南沿海的海贸中使用,即便是在海上的时候,和华州钱庄发行的银票和票据都是并行。
现在则不一样,只能是在船只上岸的时候,大通钱庄收兑华州钱庄的这些票据,最开始的时候,徐家和其余的几个勋贵之家,也都是琢磨着灭掉这家钱庄,吞下对方的钱财,他们都有自己的信息渠道,在这之前自然要查上一查。
查完之后,每个人都是冷汗直流,原来海外还有如此巨大的势力在,这种势力根本不是他们这几个大贵族可以对抗的。
也有人想过去京师告发,但是再转念一想,如果去告发,自己很有可能会被牵连,这也许还是小事,但是手中偌大的生意怕也都要被牵扯进去了,经营这么多年,他们的生意早就和海商,还有海商背后的华州钱庄有了太深的联系。
而且即便是告发,谁也不敢说能不能挡住华州的报复,隐约之间,他们查到一些蛛丝马迹的东西,江南这几年发生的十几次骇人听闻的凶杀案,都也许和华州有这样那样的关系,这样的怪物还是少碰为妙。
自从嘉靖当政之后,北方的一些勋贵大臣,在历次的风暴中纷纷破家,南方的这些人因为在开发关外土地之类的大案中牵扯较少,所以保存下来的比较多,但是所掌握的权柄则是一点点的被剥夺。
包括南京的世代守备魏国公徐家所掌握的兵权,嘉靖皇帝一贯的想法是,勋贵无兵无权,便是好勋贵,要不然不如死了。
手中没有权柄,嘉靖皇帝的压迫极大,这些勋贵豪门行事作为都是如履薄冰,生怕有什么被上面抓到把柄,家破人亡,所以普遍都是不问政事,不管自己的衙门,把大部分的心思都是投入到商业之中。
他们身上的贵族性质在不断的退化,商人的性质在不断的增加,要知道不管如何被削权,这些贵族依然有平民甚至是官员都很难比拟的特权,依靠这些特权,和家族近二百年积攒下来的财富。
南京的勋贵们,很快就成为了江南最大的商人,按照华州司马从事查到的,十三商会后面真正的主使就是魏国公徐家和诚意伯刘家。
而这些勋贵们所做的一切,基本上都是嘉靖皇帝忌讳和反对的,贵族和皇帝本来是牢不可分的一个整体,是大明的统治柱石,但是现在却有些分崩离析了。
大明东党的大臣,情况贵族们的差别并不大,原来耕读传家的读书人们,现在的家中都是开工场,办商铺,不知不觉间,他们已经成为了商人们的代言人,朝廷不管做什么,都是需要花钱。
要花钱就要征税,征税却等于是让商人们的利润减少,偏偏朝廷的税征收的很重,所以本就是在政治斗争中失利的东党诸臣,和中央也是越来越分裂,每天鼓捣文墨撰文讥讽京师。
但是这些人手中并没有什么实权,也就是在那里空喊几句,发发牢骚罢了,华州军在福建的漳州登陆,这些人就说什么今上失德,导致蛮夷入侵,应当自省其身。南京镇守太监大怒,直接调动亲兵以妄议朝政的罪名把他们捉拿下狱,可是南京不比京师,南京六部大臣的权力相对较大。
看到自己的门生子弟被关起来,当即是舆论哗然,闹腾一阵之后,又是给放了出来。
就连这次的对于福建华州军的战斗,镇守太监和兵部尚书的意见本来是增援京师,可城内真正掌兵的都是勋贵出身,或者依附在他们系统中的武官,纷纷鼓噪,增援京师路途太远,不如先断贼军一臂。
福建路途极近,调动南方兵马更是方便,而且什么福建兵马新近大胜,军心士气正是可用之时。
南京镇守太监和兵部尚书顶不住南京各方的压力,他们也知道如果反着做的话,怕是调集兵马,筹备后勤粮草,事事都会被拖延到死,反倒是不如顺应民意的去南方打上一场,毕竟都是所谓的华州军,打败一队是一队。
而却每天的几百里加急不断的传来北方失败的消息,自己这边如果取得胜利,可是升官发财的资本啊,他们也都是有些意动……
不过等到这些兵马在泉州和漳州之间崩溃,福建失陷的消息传到南京城之后,所有叫得凶的人全部都是偃旗息鼓了,南京城内的各个衙门还有书院之类的地方,很是安静了几天,很有些鸡飞蛋打的味道。
接下来,城内又是暗潮汹涌,从前华州的密探们也在城中散发传单帖子,阐明华州对商人的态度和政策,当时无人理会,或者嗤之以鼻,现在都被拿上来很正式在研究观看。
嘉靖二十三年的十一月,巨大的战舰出现在南京城外的江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