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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唱碎了市剧院门廊的窗玻璃,寻找并第一次找到了同舞台艺术的联系。那天下午,尽管玩具商马库斯大献殷勤,妈妈想必还是发现了我同剧院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她在相继到来的圣诞节期间买了四张戏票,一张给她自己,两张给斯特凡·布朗斯基和玛尔加·布朗斯基,另外一张给了奥斯卡,在基督降临节①最后一个星期日,带着我们去看圣诞夜童话剧。我们的座位在二楼边上第一排。枝形吊灯照旧吊在正厅前座上空,非常讨人喜欢。我也很高兴,幸亏我没有从塔楼上唱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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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基督降临节,圣诞节前第四个星期日起至圣诞节止的这一段日子。
当时已经有许多许多孩子。在几个楼座上,孩子比母亲多,在正厅前座,孩子和母亲差不多一半对一半,因为坐在那里的都是有钱人,比较注意节制生育。瞧那些孩子,没一个能安安静静坐在那儿的!玛尔加坐在我和比较守规矩的斯特凡中间。她从座位上滑下去,又要爬上来,马上又觉得在楼座的栏杆前做体操更有趣味,结果夹在软椅垫和靠背之间,叫喊起来;但与我们周围其他爱吵闹的孩子相比,她的喊声还能让人忍受,而且时间不长,因为妈妈在她那张傻乎乎的嘴里塞了好几块糖。她一边嘬糖块,一边不停地从软垫上滑下来,弄得自己疲倦了,演出开始后不多一会儿,斯特凡的小妹妹便睡着了。每演完一幕,掌声把她惊醒,她又使劲地跟着拍手。
演的是大拇指的童话,从第一幕开始就把我吸引住了,并且显然特别迎合我的口味。这出戏编得很巧妙,但是大拇指在舞台上只能闻其声,不能见其人,戏里的成年人都跟在这个虽然看不见、但却相当活跃的主角后面转。他一会儿坐在马的耳朵里,一会儿被他父亲用高价卖给了两个流氓,一会儿在流氓的草帽檐上散步,从那上面向下讲话,后来又爬进了一个老鼠洞,钻进一个蜗牛窝,同小偷们一起行窃,掉进干草堆里,连同干草一起被母牛吞进胃里。母牛被人宰了,因为它会讲话,其实是大拇指的声音。母牛的胃连同困在里面的小家伙被扔在垃圾堆里,给一只狼吃了。大拇指花言巧语说服了那只狼,把它引到他父亲家的贮藏室里,狼正要开始攫取食物,他便大声喊叫。结尾和童话一样,父亲打死了恶狼,母亲用剪刀绞开这个饭桶的腹腔和胃,大拇指从里面出来了,这就是说,观众听到了他的叫声:“爸爸啊,我在老鼠洞里呆过,在母牛肚皮里、在狼的胃里待过,现在,我回到你们身边来了。”
这个结局使我感动,当我抬头看我妈妈时,只见她用手绢捂住鼻子,因为她同我一样,把戏里的情节当成自己的经历了。妈妈多愁善感,在此后的几星期内,首先是在圣诞节这段日子里,她一次又一次地把我搂在怀里,把奥斯卡叫作大拇指,时而开玩笑地叫着:我的小大拇指哟!时而悲哀地叫着:我的可怜、可怜的大拇指啊!
直到一九三三年夏天,我才重新有机会去看戏。由于我的误解,最后事情弄糟了,但却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直到今天,那雷鸣似的声响还在我耳边回荡。事情发生在索波特的林中歌剧院。从一九三三年起,每年夏天,在那里的夜空下,瓦格纳①的音乐向着大自然倾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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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理查德·瓦格纳(1813~1883),德国著名作曲家、指挥家,以创作歌剧闻名。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任德国总理。他自命为瓦格纳的推崇者。此处喻纳粹势力已在但泽抬头。
对于歌剧,只有妈妈一个人还略感兴趣。马策拉特连轻歌剧都欣赏不了。扬学妈妈的样,醉心地大谈其咏叹调,尽管他摆出爱好音乐的样子,其实他根本没有音乐的耳朵。不过,他认识福梅拉兄弟,他们同他是卡特豪斯中学的同学,住在索波特,掌管湖边小路和疗养院及游乐场门口喷泉的照明设备,又在林中歌剧院演出季节负责舞台灯光。
在去索波特的途中,经过奥利瓦,我们到宫殿花园消磨了一个上午。那里有金鱼和天鹅,妈妈和扬·布朗斯基待在著名的“窃窃私语”假山洞中,随后又是金鱼和天鹅,手挽手让一位摄影师照相。在拍照时,马策拉特让我骑在他的肩膀上。我把鼓放在他的头顶上,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后来这张小照片贴到了照相簿上,看到的人也无不捧腹。再见,金鱼和天鹅,再见,“窃窃私语”假山洞。到处是度星期日的人群,不仅在宫殿花园里,而且在花园铁栅栏门外,在去格莱特考的电车上,在格莱特考疗养院里,都是如此。我们在那里吃午饭。波罗的海在邀请大家去洗澡,仿佛它除此以外别的没有什么可做。当我们沿着海滨散步林阴道往索波特走去时,迎面而来的又是度星期日的游客。马策拉特掏钱为我们买了疗养地的入场券。
我们在南浴场洗澡,因为据说那里比北浴场人少一些。男人到男更衣室换衣服,妈妈领着我到女更衣室一个小间里。她要我光着身子到家庭浴场去亮相,而她自己——当时她已经像溢过岸的河水似的丰满了——则把她的肉体塞进了干草黄的游泳衣里。我不能这样赤裸裸的,让家庭浴场里成干只眼睛都盯着我,便把鼓挡住生殖器,随后又肚皮朝下趴在海滨沙滩上。我不愿下海水,尽管它在招手邀请,而是用沙土来遮羞,搞了一手鸵鸟政策。马策拉特,还有扬·布朗斯基,他们的肚皮刚开始积脂肪,那样子很可笑,又很可怜,几乎到了令人同情的程度,因此,到了傍晚之前,又要去更衣室时,我高兴极了。在更衣室里,人人都在身上被太阳灼伤处抹了油膏,又钻进星期日穿的文明服装。
我们在“海星”喝咖啡,吃点心。妈妈想要第三份五层蛋糕。马策拉特反对,扬既同意又反对。妈妈还是要了一份,给了马策拉特一口,喂了扬一口,使她的两个男人都感到满意,于是,把这块楔形蛋糕一匙一匙地填到胃里去。
啊,神圣的奶油,你啊,撒上白糖的由晴转阴的星期日下午!波兰贵族老爷正襟危坐,戴着蓝色太阳镜,面前摆着浓果汁汽水,他们却连碰都不碰。贵族太太们摆弄指甲染成紫色的手指,她们身上披的专为休假季节租来的毛皮披肩的防蛀粉味,随着海风朝我们飘来。马策拉特认为租毛皮披肩虚荣透顶。妈妈却很想租一件,哪怕租一个下午也好。扬声称,眼下,波兰贵族的无聊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尽管他们债台高筑,却不再讲法语,由于十足的势利,竟讲起最地道的波兰话来了。
我们不能永远坐在“海星”咖啡馆,老瞅着波兰贵族的蓝色太阳镜和紫色指甲。我妈妈塞了一肚子蛋糕,也要求活动活动。我们站起身来,到疗养地的公园去。他们让我骑在毛驴上,又给我照了一张相。金鱼,天鹅——大自然什么想不到呢?——又是金鱼和天鹅,使淡水显得珍贵。
在修剪过的紫杉林中——大家总是说,这种树是不会沙沙作响的——我们遇到了福梅拉兄弟,掌管游乐场照明和林中歌剧院舞台灯光的福梅拉兄弟。小福梅拉一见面就滔滔不绝地讲笑话,全部是他于照明员工作时听来的。这些笑话大福梅拉无一不知,但出于兄弟间的友爱,仍在该乐的地方很有诱惑力地咧嘴一笑,露出四只金牙,比他弟弟多一只。我们到喷泉旁边去喝杜松子酒。妈妈宁可喝矿泉水。之后,还不停地从肚子里把笑话往外搬的小福梅拉慷慨地请大家到“鹦鹉”饭店进晚餐。在那里遇见图舍尔,半个索波特是属于他的,外加林中歌剧院的一部分地皮和五个电影院。他也是福梅拉兄弟的老板。他很高兴认识我们,我们也很高兴认识他。图舍尔一直在转动着他手指上的一枚戒指,不过,看来这并非神仙戒指或魔法戒指,因为他转了半天也转不出什么名堂来,仅仅是他自己开了腔,讲起笑话来,而且都是我们方才听福梅拉讲过的那些,只不过他讲得更琐细,因为他嘴里金牙不如人家多。尽管如此,全桌的人都笑了,因为这是图舍尔在讲笑话。唯独我一个人板着面孔,在他大卖噱头的时候,我却做出呆板的脸部表情来杀他的风景。唉,听这阵阵突然爆发的笑声,虽说都是装出来的,却像我们进餐的那个角落里窗上的牛眼形玻璃一样,增添了愉快的气氛。图舍尔表示感谢,接着又讲了一则笑话,让人端来“金水”酒①,被笑声和“金水”酒弄得飘飘然,突然间,改变了戒指转动的方向,这一回,果真有了结果。图舍尔请我们大家去林中歌剧院,因为林中歌剧院有一小块地皮是属于他的,遗憾的是他本人去不了,因为有约会,如此等等。不过,我们却喜欢坐他的座位,那是装上软垫的包厢,小孩要是困了,还可以睡觉。他掏出银的自动铅笔,用图舍尔的笔迹写了几行字在图舍尔的名片上。他说,有了它,处处可以通行——事实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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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金水”酒,又名但泽利口酒,含金箔细末的露酒。
至于后来发生的那件事,三言两语就可以讲完:那是一个温热的夏晚,林中歌剧院坐满了外国人。尚未开演,蚊子却已经到场。待到最末一只蚊子——它总是姗姗来迟,以示潇洒——嗜血成性地发出警报声宣告来临时,才真正启幕。演的是《漂泊的荷兰人》①。从和这个林中歌剧院同名的森林里驶出一艘船来,说它是海盗的,还不如说是绿林好汉的。水手们开始对着树木歌唱。我在图舍尔的软垫椅上睡着了。当我醒来时,水手们还在唱,也许换了一批水手在唱:舵工呀,留神哪……但是,奥斯卡又睡着了,在昏昏沉沉中为他妈妈而高兴,因为她对荷兰人深表同情,好似自己也在海上航行,一呼一吸都符合瓦格纳的真正精神。她没有察觉,马策拉特和她的扬都用手捂着脸在打呼喀,声音像在锯粗细不同的树干。我也一次又一次地从瓦格纳的手指间溜走。末了,奥斯卡终于醒来,因为这时在林地正中央,孤单单地站着一个女人在喊叫。这个黄头发的女人之所以喊叫,是因为一个照明员,可能是那个小福梅拉用一架聚光灯照着她,调戏她。“不!”她喊道,“我痛苦哟!”接着又是一声,“谁使我痛苦?”可是,那个使她痛苦的福梅拉却不把聚光灯转向别处。这个孤单单的女人(后来妈妈把她叫做女高音),由喊叫变为呜咽,时而喷出银光闪闪的唾沫。这声声呜咽虽然使得索波特森林中树上的叶子过早地枯萎,但对福梅拉的聚光灯却不起任何作用。她的声音虽有天赋,但无实效。这时,奥斯卡不得不挺身而出,对准那没有教养的光源,送去一声音高比蚊子的嗡嗡声还低的、有远程效果的喊声,使那盏聚光灯一命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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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漂泊的荷兰人》,理查德·瓦格纳的歌剧。写一个荷兰船长被罚永远在海上航行,除非他每隔数年上陆一次时能得到爱情,才能解脱。下文的“女高音”指剧中女主角、爱上荷兰船长的苏塔。
结果,造成了短路,林中顿时漆黑一片,爆出的火花使森林起火,虽被扑灭,却引起了一场混乱。这些,都不是我的本意。在乱作一团的人群中,我不仅丢了妈妈和那两个被人粗暴地摇醒的男人,连我的鼓也给丢了。
这是我第三次同剧院打交道。回家后,妈妈便把瓦格纳歌剧里的歌配上简单的伴奏,在钢琴上弹奏。这还使她生出一个念头来,要带我去见识见识马戏团表演的气氛。到了一九三四年春,这件事果真实现了。
奥斯卡不想谈那些像道道银光破空而过的荡高秋千的女人、马戏团丛林里的老虎以及灵巧的海豹。没有人从帐篷圆顶上摔下来。没有驯兽者被咬坏。海豹耍的无非是它们学到的那些玩艺儿:顶彩球,接住别人作为犒赏扔过来的活鲱鱼。我感谢马戏团使我开心地度过了几个小时,还结识了贝布拉,那个站在瓶子上演奏《老虎吉米》①并指挥一队矮子的音乐小丑。同他结交,是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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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老虎吉米》源自美国甫卡罗来纳州港市查尔斯顿的一种狐步舞曲曲名。
我们是在马戏团四野兽的笼子前相遇的。妈妈和她的两位先生站在猴子笼前让它们胡闹取笑。这次破例一同来的黑德维希·布朗斯基,领着她的两个孩子在看矮种马。我看罢狮子打呵欠,轻率地同一只猫头鹰冲突起来。我想盯得它不敢再看我,结果反倒被它盯得垂下了目光。奥斯卡垂头丧气地溜走了,耳朵红得发烫,内心受了伤害,躺到可用汽车拖的蓝白色活动房屋之间,那里除去几头拴住的矮种羊以外,没有别的动物。
他穿着背带裤和拖鞋,拎着一桶水,从我身旁走过。我们的目光刚一接触,便都认出了对方。他放下水桶,歪着大脑袋,朝我走来。我估计,他比我高大约九厘米。
“瞧,瞧!”他粗声粗气地怀着妒意冲着我说,“现在才三岁的孩子就不愿再长大了。”由于我没有回答,他便接着说下去,“我的名字叫贝布拉,我是欧仁亲王的嫡系子孙,他的父亲是路易十四,而不是人家所说的某个萨沃耶人。”我还是沉默不语,他又说,“我是十岁生日那天不再长个儿的,晚了点儿,但毕竟是不长了嘛!”
由于他这样开诚相见,我便作了自我介绍,但没有胡诌什么家谱世系,只说我叫奥斯卡。“请告诉我,亲爱的奥斯卡,您有十四岁或者十五岁了吧!也许十六岁了。什么,才九岁半?不可能的事!”现在轮到我来猜他的年纪。我故意说得很小。
“您真会奉承人,我的年轻朋友。三十五岁,那是过去的事了。今年八月,我就要过五十八岁生日了。我可以当您的爷爷!”
奥斯卡对他的小丑技艺恭维了几句,说他音乐才能高超,随后,在虚荣心的驱使下,稍稍露了一手。马戏场上三个电灯泡碎了。贝布拉先生大声叫好,好极了,他当即表示要聘请奥斯卡入伙。
我拒绝了。这件事我今天有时还感到遗憾。我心中劝自己不要干,并说:“贝布拉先生,不瞒您说,我宁愿当观众,宁愿私下里磨练我这点微不足道的技艺,而不愿去博得别人的掌声,但我是少不了要为您的表演热烈鼓掌的。”贝布拉先生竖起皱皮的食指,劝我说:“亲爱的奥斯卡,请您相信一个有经验的同行。像我们这样的人,在观众中是没有容身之地的。像我们这样的人必须登台,必须上场。像我们这样的人必须表演,必须主持演出,否则就会被那些人所摆布。那些人主演,是不会让我们好受的!”
他的眼睛一下子变得十分苍老,几乎凑到了我的耳边,悄悄说道:“他们来了!他们将占据节庆场所!他们将举行火炬游行!他们将建造演讲台,坐满演讲台,从演讲台上说教,宣扬我们的毁灭①。留神哪,年轻朋友,留神演讲台上将要发生的事情,您要想方设法坐到演讲台上去,千万不要站在演讲台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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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处指纳粹党将上台掌权。
这时,有人在喊我的名字,贝布拉先生便拎起水桶。“他们在找您,亲爱的朋友。后会有期。我们太矮小了,不会失之交臂的。贝布拉有一句老话:像我们这样的小人物,甚至在挤得没有插足之地的演讲台上,也总能找到立身处的。如果演讲台上找不到地方,演讲台底下总能找到的,只是干万别在演讲台前面。这是贝布拉讲的话,欧仁亲王的嫡系后裔贝布拉。”
妈妈喊着奥斯卡,从一座活动房屋后面转出来,正好看见贝布拉先生吻我的额头,然后他提着水桶,肩膀一扭一歪地向一座活动房屋走去。
“你们不想想,”妈妈事后对着马策拉特和布朗斯基一家大发脾气说,“他跑到矮人堆里去了。一个侏儒亲了他的前额。但愿没有任何含意!”
贝布拉亲我的额头,对我来说,含意很多。此后几年的政治事件证实了他的话:在演讲台前举行火炬游行和阅兵式的时期开始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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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纳粹时期。
我听取了贝布拉先生的劝告,妈妈也部分地听取了西吉斯蒙德·马库斯的劝告;那天他在军火库巷向我妈妈进言,此后,每逢星期四我们到他的店里去时,他又一再提出。虽说她没有跟马库斯一同赴伦敦——倘若迁居,我也不会有多少异议——然而她仍同马策拉特待在一起,和扬·布朗斯基见面的次数则较少,这就是说,她偶尔去木匠胡同扬出钱租的房间,要么就在我家玩施卡特牌,这对扬来说代价更高,因为他总是输牌。妈妈虽然仍将赌注押在马策拉特身上,但根据马库斯的劝告,并没有把赌注加倍。马策拉特呢,他比较早地认识到秩序的力量,一九三四年就入了纳粹党,不过并没有因此而青云直上,只混上了一个支部领导人。这次提升,同其他不寻常的事情一样,又使他们三人聚在我家玩施卡特牌。对于扬·布朗斯基在波兰邮局任职一事,马策拉特一再提出劝告,但这一回,他第一次用了比较严厉却又比较忧虑的语调。
除此而外,变化不大。唯有钢琴上方目光忧郁的贝多芬像——这是格雷夫送的礼物——被马策拉特从钉子上取了下来,在同一颗钉子上挂上了同样目光忧郁的希特勒像。对于严肃音乐丝毫不感兴趣的马策拉特,要把这个几乎聋了的音乐家的画像彻底烧掉。可是妈妈却非常喜欢贝多芬钢琴奏鸣曲里的慢乐章,她练过那么两三个,有时也在琴上拨弄,但速度比规定的要慢得多。她坚持要把贝多芬像挂在长沙发或者碗橱上方,结果造成了那种最最阴森可怕的对抗局面:希特勒和这位天才的像相向挂着,他们对视着,互相看透了对方的用心,因此不能愉快地相处。
马策拉特逐渐把制服一件件地买齐全了。如果我记忆无误,他先戴上了“党帽”,即使在晴朗的日子里,他也爱把冲锋帽带勒在下巴底下。有一段时间,他身穿白衬衫,系着黑领带,来配这顶帽子,或者穿一件皮茄克,戴着臂章。接着他买了第一件褐色衬衫,一星期以后,他又要添置屎褐色的马裤和皮靴。由于妈妈反对,又拖了几个礼拜,马策拉特终于穿戴上了全套制服。
一周之内,穿这种制服的机会有好几次,但是马策拉特每周只穿一次就满足了,那是在星期日去体育馆旁边的五月草场参加集会的时候。参加这一集会,他是风雨无阻的,而且不肯带雨伞。“任务是任务,喝酒是喝酒!”马策拉特说。这句话很快就成了他的口头禅。每星期天早晨,他准备好午餐烤肉,就离开我妈妈,使我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因为扬·布朗斯基利用这种新的政治局势,抓住星期天这个好机会,一色平民服装,来看我的被遗弃在家的妈妈,而这时,马策拉特正站在队伍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