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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肥胖胖,成天睡眼蒙眬,菩萨心肠。古丝特·特鲁钦斯基成了古丝特·克斯特后,自身不需要有什么改变。加之,她跟克斯特相处的时间实在有限:克斯特上船去北极海前线之前休假十四天,他们订婚;他从前线回来休假两周,他们结婚,多半时间躲在防空洞里。库尔兰的军队投降后,虽然没有传来过克斯特还活着的消息,但每当有人问起她的丈夫时,古丝特便用大拇指指着厨房门,有把握地说:“他在那边伊凡①的战俘营里。只要他一回来,这里就会大变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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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苏联人,因俄罗斯人很多以“伊凡”命名。
比尔克区的这个寓所里留待克斯特去改变的事情,指的是玛丽亚和库尔特来后的生活。人们让我出院了,我告别了护士们,答应有时会去看她们,便乘上有轨电车到比尔克去找这姊妹俩和我的儿子库尔特。那幢公寓,从四楼到屋顶全烧光了。我到了三楼,发现这里已成了玛丽亚和我的儿子所经营的一个黑市商品中心。小库尔特六岁,也扳着手指在计算。
玛丽亚即使做黑市交易也忠于她的马策拉特,她做的是人造蜂蜜生意。她正从没有商标的桶里舀出蜂蜜,倒在磅秤上。我刚进门,还没能熟悉这狭窄的天地,她就要我把蜂蜜装进口袋,每袋四分之一磅。
小库尔特坐在一只贝西尔洗衣粉木箱后面,像是坐在柜台后面,虽说也看了一眼他的病愈回家的父亲,但他那双冬天似的灰眼睛却盯着什么值得看的东西,而且要把目光穿透我才能看清。他面前放着一张纸,正在纸上编排想象的数字纵队。他在人头挤挤、暖气设备不佳的教室里才上了六星期课,已经摆出一副冥思苦索者和一心出人头地者的架势。
古丝特·克斯特在喝咖啡。她把一杯咖啡推到我的面前,我发现,是真咖啡。我忙于包装人造蜂蜜的时候,她好奇地注视着我的驼背,露出同情她的妹妹玛丽亚的神情。坐着不动,不让她摸摸我的驼背,她觉得难以做到。对于所有的女人来说,摸摸驼背便会走运。对于古丝特来说,走运就是克斯特回乡,改变一切。她克制住自己,摸摸手里的咖啡杯算是替代,可这不会使她走运,于是大声叹了一口气。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我将每天都能听到她叹气。她说:“克斯特一回来,这里就会大变样,你们可以相信此话,虽说你们还没有见到他。”
古丝特谴责黑市交易,却又爱喝靠人造蜂蜜换来的真咖啡。顾客一来,她就离开起居室,穿着拖鞋进厨房,在那里弄出格格的声响以示抗议。
顾客很多。九点刚过,早饭刚吃完,门铃就开始响了:短——长——短。入夜,将近十点时,古丝特关掉电铃,常常不顾小库尔特的抗议,他因为上学,只能利用一半的交易时间。
上门的人说:“有人造蜂蜜吗?”
玛丽亚温柔地点点头并问:“四分之一磅还是半磅?”上门的人也有不要人造蜂蜜的。他们会说:“有打火石吗?”一天上午、一天下午交替着去学校的小库尔特,从他的数字纵队里钻出来,伸手去摸毛衣里面的衣服口袋,用小孩挑战的清脆声音把数字送进起居室的空气中去:“想要三块还是四块?您最好要五块。马上要涨价,至少二十四。上星期是十八,今天早晨我已经不得不开价二十。如果您早两个小时,我刚放学就来,我还可以只要您二十一”
在长四条街、宽六条街的地盘内,小库尔特是独一无二的火石商。他有个来源,但从不泄露这个来源,却又一再说:“我有个来源!”甚至他上床前也说,代替做晚祷。
我身为父亲,有权要求知道我儿子的来源。他从不神秘反倒是自信地宣布:“我有个来源!”他一说,我紧接着便问:“你的火石是从哪儿搞来的?快些告诉我,你是从哪儿搞来的!”
在我调查这个来源的那几个月里,玛丽亚总是说:“别管你弟弟,奥斯卡。一来这跟你无关,二来如果该问我早就问了,三则你别装成像他的父亲似的。几个月前,你连个‘呸’都不会说呢!”
遇上我不肯罢休,硬要追问出小库尔特的来源时,玛丽亚会用巴掌猛拍人造蜂蜜桶,怒火一直烧到胳膊肘,同时攻击我和有时支持我调查来源的古丝特:“你们都是饭桶!还想破坏我儿子的买卖。你们赖以生活的,正是他辛辛苦苦挣来的。我一想到奥斯卡得到的那几卡路里①的病人补贴被他两天内就吃光时,我就会生气,可实际上我只觉得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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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卡路里,热量单位。人维持生命需要得到含有一定热量的食物。战后德国食物匮乏,故人们也以卡路里作为表示食物多寡的尺度。
奥斯卡不得不承认,我住院时,胃口好得出奇,医院的伙食却少得可怜,多亏了小库尔特的这个来源——这比人造蜂蜜的收入要多——我才能恢复体力。
父亲不得不惭愧地沉默不语,带着小库尔特天真地发慈悲而给他的相当多的零花钱,尽量地少待在比尔克区的寓所里,免得见到自己丢人现眼。
今天,各种各样地位优越的经济奇迹评论家们越是少去回忆当时的环境,就越加欢欣鼓舞地说:“币制改变之前的时期已经是难以置信的。现在已经活跃起来了!人们肚里空空,却还去排队等戏票。各种临时安排的土豆烧酒聚会简直像神话一般,比今天通常举行的香按酒和鱼子酱宴会不知有趣多少倍。”
这些人,你可以把他们叫做错失机会的浪漫派。我本来也可以像他们一样地悲叹自己错失了机会,因为在小库尔特那个打火石来源像泉源进涌的几年里,我几乎不费分文地在成千努力补习和学习的人的圈子里受教育,报名听业余大学的课程,成了名叫“桥”的不列颠中心①的常客,同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讨论集体罪责②。我跟所有这些人一起感到有罪过,他们当时想的是:我们现在承担罪责,那么事情也就会过去,将来情况好转时,我们也就不必再感到内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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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是英国设在国外的语言文化教育机构。
②国际舆论在战时和战后认为德国人对这场战争和纳粹罪行负有集体罪责。
多亏了夜大学,我才具备了过得去的文化水平,当然学得不系统,有缺漏。当时,我学了许多书。我长个儿以前的那本读物,它只教给我可以把世界分成两半,一半属于拉斯普庭,一半属于歌德,再就是我从一九○四年至一九一六年的克勒的《船队年鉴》上得到的知识,这些我都觉得不够了。我读书之多连自己都记不清了。上厕所我也读书。夹在捧着书阅读的、拖着莫扎特辫子的年轻姑娘中间排几小时队买戏票时,我也读书。小库尔特出售打火石的时候,我也读书。我在包装人造蜂蜜的时候也读书。停电的时候,我借蜡烛光读书,蜡烛也是靠小库尔特的来源弄到的。
说来惭愧,那些年里的书我并没有读进去,而是前读后忘,只留下片言只语,若干格言。话剧呢?只记住几个演员的姓名:霍佩,彼得·埃塞尔,弗丽肯席尔德和她的发音特别的字母“r”,在实验剧场演出还有待弗丽肯席尔德纠正“r”发音的戏剧学校女学生,以及格林德根斯。他扮演塔索,一身黑服,把歌德在剧本中规定要戴的桂冠从假发上取下,因为这绿东西烫焦了他的鬈发。这同一个格林德根斯穿同样的黑服扮演哈姆莱特。弗丽肯席尔德说,哈姆莱特太肥。给我留下印象的倒是约里克的颅骨①,因为格林德根斯就这头颅所讲的一番话相当有分量②。后来他们在没有暖气的剧场里演出《在大门外》③,观众无不震惊。我则把戴破眼镜的贝克曼想象成古丝特的丈夫,回乡的克斯特。他如古丝特所说改变了一切,填平了我的儿子库尔特的打火石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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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约里克是《哈姆莱特》剧中丹麦国王的弄臣,哈姆莱特见到他的尸骨,对着颅骨说:“你没有留下一个笑话,讥笑你自己吗?”
②格林德根斯是演《浮士德》中魔鬼梅菲斯特而出名的演员,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女婿。纳粹上台,戈林于1934年任命他为柏林国家剧院院长,两人关系密切。他的舅尼克劳斯·曼于1936年发表小说《梅菲斯特》,讽刺像他这样的没有骨气的知识分子。他于1963年服过量安眠药而死。
③德国作家沃尔夫冈·博尔谢特的剧本,写遣返回乡的德国士兵到处被拒之门外,后投河自尽。贝克曼是剧中主人公。
今天,对我来说,这些都已成往事;今天,我也懂得了战后的醉酒状态只不过是一种醉酒状态罢了,它必定带来宿醉的痛苦,像一只雄猫①,喵呜喵呜叫个不停。今天,它已经宣布这一切已经成为历史,而昨天,这一切对于我们来说,则是亲手干的行为或者罪行,还是新鲜的和血淋淋的。正因为如此,今天,我还是喜欢格蕾欣·舍夫勒一边回顾“力量来自欢乐”组织的旅游,一边编织毛衣时讲的课:不太多的拉斯普庭,适度的歌德,提纲挚领地谈凯译的《但泽城历史》,早已沉没的班轮的设备,投入对马海战的全部日本鱼雷艇的速度是多少节,此外还有贝利萨尔和纳赛斯,托蒂拉和泰耶,菲利克斯·达恩的《罗马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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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语中“Der Kater”意为“雄猫”,又为“酩酊大醉后的难受”。此为文字游戏。
一九四七年春,我已经放弃了夜大学、不列颠中心和尼默勒牧师①,告别了三楼楼厅和一直还在扮演哈姆莱特的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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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尼默勒(1892~1982),反纳粹的新教领导人,被关在集中营里达七年之久。
我在马策拉特的坟墓旁决定长个儿以来还不到两年,已经觉得成年人的生活千篇一律。我思念着已经失去了的三岁孩子的身材。我坚定不移地想要恢复九十四公分的身高,比我的朋友贝布拉,比已故的罗丝维塔更矮。奥斯卡惦念他的鼓。几次远道散步把他带到了市立医院附近。他反正每月要去看一次称他为有趣的病例的伊德尔教授,便一再去拜访他认识的护士们,虽说她们没有时间陪他,但待在这种白色的、匆匆而过的、预示康复或者死亡的衣料旁边,他感觉愉快,几乎感觉到幸福。
护士们喜欢我,拿我的驼背开玩笑,天真稚气,不含恶意,给我一些好东西吃,向我透露她们的医院秘闻,无穷无尽,错综复杂,让人听得既高兴又疲倦。我洗耳恭听,出些主意,甚至能调解一些小小的不和,因为我具备护士长的同情心。在二十到三十个藏身于护士服中的姑娘之间,我是唯一的、被她们以奇特的方式追求着的男人。
布鲁诺已经讲过,奥斯卡有一双漂亮的、会说话的手,一头波浪形柔发,一对相当蓝的、始终还讨人喜欢的布朗斯基的眼睛。我的驼背和我的从下巴底下开始同样隆起、同样狭窄的胸腔有可能反衬出我的手和眼睛的美,我的头发讨人喜欢,不管怎么说,这样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当我坐在她们的科室里,护士们总要抓我的手,抚弄我的头发,或者一边往外走一边对人说:“看着他的眼睛,会把他身上其他部分完全忘掉的。”
因此,我已经战胜了我的驼背,如果我当时有鼓在身边,对过去多次证实的鼓手的潜力有十足的把握,我肯定会下决心在医院内部进行征服。然而,我羞愧地、毫无把握地不相信我的肉体可能会有任何冲动,在这温情脉脉的序幕之后,离开了医院,逃避了决战。我去透透气,在花园里或者绕着医院外面的铁丝网篱笆散步。篱笆的铁丝网眼很密,又有规则,使我不觉吹起了口哨,冷静下来。我呆望着驶往韦斯股和本拉特方向去的有轨电车,在林阴人行道上的自行车道①旁边无聊而自在地溜达着,讥笑大自然的铺张。它扮演春天,按照节目单让蓓音像爆竹一般劈啪绽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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