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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制改革来得太早,使我变成了一个傻瓜,迫使我也同样地去改革奥斯卡的货币。我无可奈何,即使不让我的驼背生出资本来,也得赖以餬口了。
我本来也会成为一个好市民的。币制改革以后的时期,如我们今天之所见,给暂时兴旺发达的毕德迈耶尔①带来了各种前提。这个时期本来也会促使奥斯卡具备毕德迈耶尔的特征。我本该成为一个好丈夫,正派人,参加重新建设,现在也该有一爿中等规模的石匠铺,给三十名帮工、小工和学徒工发放工资和面包,替所有新建的办公大楼和保险公司用备受欢迎的壳灰岩和钙华把建筑物的门面装饰得体面大方。我本该成为一个生意人、正派人和好丈夫的,但是,玛丽亚拒绝了我的求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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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中、小资产阶级。
这时,奥斯卡想到了他的驼背,把这份财产转到了艺术的名下。科涅夫的生活是靠墓碑维持的,如今由于币制改革而成了问题。在他解雇我之前,我先辞了职。如果我不能闲居在古丝特·克斯特的厨房里,我便会流落街头。我那身定做的时髦的西服也渐渐地穿旧了,变得有点邋遢。我虽说没有同玛丽亚争吵,但仅伯争吵,因此多半上午就离开比尔克的寓所,先去阿道夫伯爵广场看天鹅,随后到宫廷花园去看天鹅。我坐在公园里,渺小,沉思,但不愤世嫉俗。对面是劳动局和艺术学院,在杜塞尔多夫,这两家是邻居。
一个人,坐着,坐在这样一张公园凳子上,直至自己变成了木头,需要交往为止。老年男子,来不来公园要看天气。老年妇女,慢慢地又变成了爱闲聊的姑娘。当时的季节,黑天鹅叫嚷着互相追逐,情侣,旁人爱看他们,一直看到他们如所预料的那样不得不分开。有些人扔掉废纸。废纸飞了一阵,翻起跟头,末了被一个由城市付工资的戴帽男子用尖棍戳走。
奥斯卡有坐功,会用膝盖带动双腿均匀地抖动。在一个身穿皮大衣、系有前国防军腰带、戴眼镜的胖姑娘同我搭话之前,我肯定已经注意到了她和两个瘦小伙子。跟我攀谈显然是那两个小伙子出的主意。他们一身黑,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打扮。他们的外表是那么危险,然而却羞于跟我,一个从外表即可看出隐藏着伟大意义的驼背,直截了当地交谈。他们说服了穿皮大衣的胖姑娘。她走过来,双腿粗似立柱,结结巴巴,直到我请她坐下。她坐了下来,由于从莱茵河飘来的水气甚至是雾气,她的眼镜片模糊不清。她说呀说的,直到我请她先擦一擦眼镜,再把她要讲的事情讲得我能够听明白。她便挥手把那两个瘦小伙子叫过来。不用我开口,他们就说自己是艺术家,绘画和雕塑艺术家,眼下正在寻找一个模特儿。末了,他们不无热情地告诉我,他们相信我就是他们要找的那种模特儿。我用拇指和食指做了几个快速动作,他们也马上说出给艺术学院当模特儿的报酬:每小时一马克八十芬尼,裸体模特儿甚至每小时两个德意志马克。不过那胖姑娘说,不考虑裸体模特儿。
为什么奥斯卡答应了呢?是艺术引诱了我吗?是报酬引诱了我吗?艺术和报酬同时引诱了我,让奥斯卡答应下来。我于是站起身来,让公园凳子和公园凳子生活永远成为过去,跟随着昂首阔步的戴眼镜的姑娘和那两个走路向前探身、仿佛背负着他们的天赋的小伙子,经过劳动局,踏上冰窖山街,走进部分遭破坏的艺术学院大楼。
库亨教授,黑胡子,黑煤眼睛,独特的黑色宽边软呢帽,他使我联想起少年时见到过的黑餐柜。他的学生认为我,坐在公园凳子上的男人,是个绝妙的模特儿,他本人也认为如此。
他绕着我走了许久,黑煤眼睛滴溜转,鼻息声声,从鼻孔里喷出黑色尘垢,随后一边用黑指甲掐住一个无形的敌人,一边说:“艺术就是控诉、表现、激情!艺术就是在白纸上消耗自身的黑炭笔!”
我为这种消耗性艺术提供模特儿。库亨教授领我走进他的学生的画室,亲手把我抱上转盘,转动它,不是为了把我转晕,而是为了从各个侧面说明奥斯卡的身材比例。十六个画架移近奥斯卡的侧面。喷煤灰的教授还作了一篇简短的讲演。他要求表现,完全醉心于表现这个字眼儿。他说:表现了绝望的夜的黑色,他断言,我,奥斯卡,体现了控诉着、挑衅着、无时间性地表现着本世纪的疯狂的被破坏的人的形象。教授还冲着画架送去雷鸣般的吼声:“你们不要画他,画这个残废人,你们应当宰割他,把他钉上十字架,用炭笔把他钉在纸上!”
这是动手的信号,十六支炭笔在画架后面沙沙响,叫喊着拚搏,消耗着自身,画我的表现——也就是我的驼背,把它画成黑色,黑上加黑。库亨教授的学生全都给我的驼背加上浓厚的黑色,使他们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夸张,高估了我的驼背的体积。他们换上一张比一张更大的纸,却仍旧画不下我的驼背。
这时,库亨教授给那十六名炭笔消耗者出了个好主意,要他们别从我的驼背的轮廓着手,因为我的驼背表现力太强,任何尺寸的纸都包容不下,而应抹黑那个弧形上方的五分之一,尽可能往左先抹黑我的头。
我的秀发的光泽是深棕色的。他们却把我画成了头发一缕一缕下垂的吉普赛人。十六个艺徒没一个注意到奥斯卡有双蓝眼睛。休息的时候——按规定模特儿站立三刻钟之后可休息一刻钟,我看了看画在十六张纸上那左上方的五分之一。在每一个画架上,我的忧虑憔悴的面容都在控诉社会。这虽然使我感到意外,可是,使我吃惊的是,我的蓝眼睛失去了光度。本该画成亮闪闪的、讨人喜欢的地方,极黑的炭笔道却在那里滚动、变细、碎裂和刺人。
考虑到艺术的自由,我暗自说道,这些缪斯的年轻儿子们和同艺术纠缠的姑娘们虽说看到了你心中的拉斯普庭,可是,他们是否发现了在你心中打瞌睡的那位歌德,愿意唤醒他,淡淡地,少些表现,宁可用适度的闪光的一笔把他画到纸上去呢?十六个学生,虽说如此有才华,库亨教授,虽说他的炭笔画人称一绝,却都未能留赠后世一幅可以为人接受的奥斯卡肖像。唯有我,挣钱不少,颇受尊重,每天在转盘上站立六小时,时而脸冲着老是堵塞的洗水池,时而鼻子朝着灰色的、天蓝色的、淡云飘浮的画室窗户,有时则被转向一面西班牙墙,献出表现,每小时给我带来一马克八十芬尼。
过了几个星期,学生们已经能画出一些可爱的小画了。也就是说,他们的抹黑表现稍有节制,不再把我的驼背的体积夸张到无边无际,他们偶或把我从头到脚,从胸口外的上装钮扣到界定我的驼背的最远凸出点的上装衣料搬到了纸上。在许多张画纸上甚至有了画背景的地位。尽管经过了币制改革,年轻人仍然表现出始终还受战争的影响。他们在我的背后建造了有控诉性黑色窗洞的废墟,把我表现为炸裂的树桩间无望的、面有菜色的难民,甚至把我关押起来,勤快地用黑炭在我背后铺展开一道夸张的铁丝网,让岗楼在背景上咄咄逼人地监视着我,我手里还得拿着个空饭碗,监牢的铁窗在我背后和头顶上送来版画的魅力。是啊,他们把奥斯卡塞进了囚犯服里,而凡此种种都是为了艺术表现的需要。
不过,人家把我抹成了黑发吉普赛人奥斯卡,人家不是让我用蓝眼睛而是用黑炭眼睛去看这种种惨象,而我也知道,炭笔画不出真铁丝网,所以我也就放心当模特儿,静止不动。然而,当雕塑家们——人所共知,他们不用与特定时代有关的背景也能行——让我当模特儿,当裸体模特儿时,我也还是很高兴的。
这一次不是学生来跟我谈,而是师傅本人来请我。马鲁恩教授是我那位黑炭教授、库亨师傅的朋友。一天,在库亨昏黑的、挂满镶框黑炭痕迹的私人画室里,我正保持静止不动的姿态,好让大胡子库亨用他的别具一格的线条把我画到纸上去。这时,马鲁恩教授来拜访他。马鲁恩五十开外,矮小结实,如果没有他那顶巴斯克帽证明他的艺术家的身份,那件最时新的白外套会让人把他当成一个外科医生的。
我马上看出,马鲁恩是个古典形式的爱好者,由于我的身体的各种比例,他怀着敌意凝视着我。他一边嘲讽他的朋友,说,他,库亨,一直在抹黑吉普赛模特儿,因此在艺术家的圈子里已经得了个“吉普赛库亨”的诨名,难道他还没有画腻吗?他眼下是不是想画出些怪胎来?是否有意继富有成果、有好销路的吉普赛时期之后,再用黑炭抹出一个更富有成果、更有销路的侏儒时期来呢?
库亨教授把他朋友的嘲讽化为愤怒的、夜一般黑的炭笔痕迹。他画出了至今所画的奥斯卡肖像中最黑的一幅,当真一团漆黑,仅仅在我的颧骨、鼻子、额头和手上有少许光亮,至于我的手,库亨总让手指叉开得太大,还添上风痛结节以加强表现力,放在他的放荡无度的炭痕的中景。可是,这幅画后来在许多画展上展出时,画上的我却有了一双蓝色的,也就是说,明亮而非昏黑的眼睛。奥斯卡认为这是受了雕塑家马鲁恩的影响。他不是个重表现的黑色愤怒者,而是个古典派,我的眼睛以歌德式的明亮照亮了他的道路。雕塑家马鲁恩本来只喜爱匀称,所以,能够诱使他选择我去当雕塑模特儿,当他的雕塑的模特儿的,也只能是我的目光了。
马鲁恩的工作室明亮、多尘,几乎是空荡荡的,见不到一件成品。可是,到处放着计划好的作品的模型骨架。它们的构思是如此完美,因此,铁丝、铁、弯好的铅管,虽未上黏土也已经预示出了未来成型后的和谐。
我每天给这位雕塑家当五小时裸体模特儿,每小时得两马克。他用粉笔在转盘上标一个点,指出作为支撑腿的我的右腿应该在哪里扎根。由支撑腿的里踝骨向上画一根直线恰好到达两根锁骨之间的颈窝。左腿是游动腿。不过,这个名称是骗人的。虽说我让它略微弯曲,懒洋洋地伸向一侧,却不准移动它,或者让它游动。这条游动腿也得扎根在转盘上的粉笔圈里。我给雕塑家马鲁恩当模特儿的数周内,他却未能替我的胳膊找到相应的、同腿一样不可移动的姿势。他让我作了种种尝试:左臂下垂,右臂在头上构成角度;两臂交叉在胸前;两臂交叉在驼背下面;双手叉腰。可能的姿势有上千种。马鲁恩先在我身上试验,随后再拿铁骨架和可弯曲的铅管四肢做试验。
在辛勤地寻找了一个月的姿势以后,他终于决定,或者把交叉双手托着后脑勺的我变成黏土,或者把我塑成无臂躯干釉土像。但这时,由于做骨架和改做骨架,他已经筋疲力尽,故而他虽说从黏土箱里抓起了一把黏土,摆好甩的架势,却又啪的一声把散发霉味的、未成形的黏土扔回到箱子里去,蹲到骨架前,凝视着我和我的骨架,手指颤抖不已:这个骨架实在太完美了!
他无可奈何地叹着气,佯称头痛,却没有对奥斯卡发火,便放弃了它,把驼背骨架连同支撑腿和游动腿,抬起的铅管胳臂,交叉在铁后颈上的铁丝手指,放到堆着以前完成的所有别的骨架的角落里。我的空空的驼背骨架当中,有若干块木板,叫做蝴蝶,本来是要承受粘土的,这时,全都轻轻地晃动着。它们不是在嘲讽,倒不如说是意识到了自己是毫无用处的。
接着,我们喝茶,闲聊了整整一个小时。这也算作当模特儿的时间,雕塑家照样付给我钱。他谈到了过去,那时候他还像年轻的米开朗琪罗一样默默无闻,曾把以半公担计的黏土甩到骨架上,完成了许多塑像,大部分在战时被毁了。我向他讲述了奥斯卡当石匠和刻字匠时的活动。我们扯了一点儿业务,他便带我到他的学生那里去,让他们也相中我当雕塑模特儿,按照奥斯卡制作骨架。
马鲁恩教授有十名学生,如果长头发是性别的标记的话,那么,其中六人可以标明为姑娘。六个中间四个长得丑却有才华,两个是漂亮、饶舌的真正的姑娘。我当裸体模特儿从不害羞。不错,奥斯卡甚至欣赏那两个漂亮而又饶舌的雕塑姑娘的惊讶表情。她们第一次打量站在转盘上的我时,轻易地被激怒了,并且断定,奥斯卡虽说是个驼背,身材矮小,却也有个生殖器官,必要时,它还能同任何所谓正常的男性的象征比一下高低。
跟马鲁恩师傅的学生相处,其情况与跟师傅本人相处稍有不同。过了两天,他们已经做好了骨架。真是天才,他们追求天才的快速,朝匆匆忙忙、不按操作规程固定的铅管之间甩黏土。但他们显然在我的驼背骨架里少挂了木蝴蝶,冒潮气的黏土几乎挂不住,使奥斯卡全身布满裂纹。十个新制成的奥斯卡全都歪歪斜斜,脑袋搭拉到两脚间,铅管上的黏土啪地掉下来,驼背滑到了膝窝里。这时,我才懂得去敬重马鲁恩师傅了。他是一个杰出的骨架构筑者,他做的骨架是如此完美,所以根本没有必要再甩上便宜的粘土了。
当粘土奥斯卡跟骨架奥斯卡分家时,相貌虽丑但有才华的雕塑姑娘们甚至流下了眼泪。那个漂亮而饶舌的雕塑姑娘见到肉象征性地从骨头上快速剥落时却哈哈大笑。可是,几个星期以后,这些雕塑艺徒还是做成了几个像样的骨架,先塑成黏土的,后又塑成石膏的和仿大理石的,在学期结束时展出。在这个过程中,我则获得机会一再在丑陋而有天赋的姑娘跟漂亮而饶舌的姑娘之间作新的比较。难看但有艺术才干的童贞女们相当细心地仿制我的头、四肢和驼背,可是出于奇怪的羞怯心,忽略了我的阳具,或者按传统线条风格马虎了事。可爱的、大眼睛的、手指美却不灵巧的童贞女们却很少注意我的肢体的分段比例,但十分用心地精确仿制我的美观的生殖器官。在这方面,那四个学雕塑的男青年也不该忘了报道。他们把我抽象化,用扁平的、表面有条纹的小木条把我敲成四方形,难看的童贞女们所忽略的而漂亮的童贞女们做得很逼真的东西,他们则本着于巴巴的男人的理解力,做成了架在两个同样大小的方木块上的一个长方形木块,像积木搭成的国王犯了生育狂的器官,竖在空间。
或许由于我的蓝眼睛的缘故,或许由于雕塑家们放在赤裸裸的奥斯卡周围的供热器的缘故,前来走访惹人喜爱的雕塑姑娘的年轻画家们发现,我的蓝色眼睛或者被照射成蟹红色的皮肤有着图画的魅力,于是把我从一楼的雕塑和版画工作室诱拐到楼上,随即在他们的调色板上调起颜色来。
起先,画家们对我的蓝色目光的印象太深了。在他们眼里,我似乎全身发蓝,而他们也要用画笔把我从头到脚都画成蓝色。奥斯卡健康的肉,他的波浪式的棕发,他的鲜嫩的血红色的嘴,全都闪烁着令人毛骨悚然的蓝光;在一片片蓝色的肉之间还加上了垂死的绿色、令人作呕的黄色,这就更加速了我的肉体的腐烂。
狂欢节到了,学校地下室里举行了长达一周的庆祝活动。在那里,奥斯卡发现了乌拉。奥斯卡把她当做缪斯,领她去见画家,到了这时,他才被他们画成别的颜色。
是四旬斋前的星期一吗?是四旬斋前的星期一,我决定去参加庆祝活动,化装好了去,化装好的奥斯卡将挤到人群中去。
玛丽亚看到我站在镜子前,便说:“待在家里吧,奥斯卡,会把你踩死的。”可是,她又帮我化装,剪下布头。她的姐姐古丝特一边饶舌,一边把布头拼成了一件小丑服。起先,我觉得有一种委拉斯开兹风格的东西在眼前浮动。我也愿意看到自己扮作统师纳赛斯,或者扮作欧根亲王。我最后站在大镜子前面,镜子玻璃在战时裂开了一道斜纹,使我的映像变了点形,但这件花花绿绿、鼓鼓囊囊、挂有铃铛的开襟服仍被照得一清二楚。我的儿子看了捧腹大笑,笑得咳嗽不止。这时,我并不愉快地低声对自己说:你现在是小丑约里克了,奥斯卡。可是,你能去愚弄的国王又在哪里呢?
已经上了有轨电车,它将带我去学院附近的拉亭门。我注意到,正要去办公室或商店的、打扮成牛仔和西班牙女郎的老百姓见了我并没有放声大笑,反倒大吃一惊。他们都同我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尽管电车里挤满了人,我却得到了一个座位。在学院门前,警察挥舞着他们货真价实而不是化装用的橡皮棍。艺术青年们的庆祝会名叫“缪斯池塘”,会场已经客满,但人群仍想攻占这幢楼房,便同警察发生了冲突,部分是流血冲突,但不管怎么说,是一场五彩缤纷的冲突。
奥斯卡让挂在左袖上的小铃铛说话,分开人群。一名警察,由于职业的缘故一眼看出了我的身材,低头向我敬礼,问我有何贵干,随后挥动橡皮棍,领我到庆祝场所地下室。那里在煮鱼,还没有煮熟。如今没有人会相信,艺术家的庆祝会乃是艺术家自己庆祝节日的聚会。艺术学院大多数学生,面孔虽然上了油彩,却仍旧严肃、紧张,他们站在地道的但有些摇晃的酒吧间柜台后面,出售啤酒、香槟、维也纳小香肠和烧酒,挣点外快。在艺术家庆祝会上真正寻欢作乐的多半是市民。在一年一度的节日里,他们大手大脚地花钱,像艺术家似的狂欢欢庆。
大约有一小时之久,我在楼梯上、角落里、桌子下吓唬正要在这不痛快的气氛中寻找些刺激的一双双情侣。之后,我同两个中国姑娘交上了朋友,她们的血管里必定流着希腊人的血液,因为她们正在实行数百年前在勒斯波斯岛上歌颂过的一种爱①。她们互相偎依,十指并用,对我的敏感部位不屑一顾,让我看了一部分相当有趣的镜头。她们同我一起喝热香槟,还征得我的同意,试一试我的顶端相当尖的驼背的反抗力。试验成功,她们都很走运,这再次证明了我的论点:驼背给女人带来好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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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指同性恋。
然而,同女人们的这种交往持续越久,就越使我悲哀。各种想法左右着我,政局使我忧心忡忡。我蘸着香槟酒在桌面上画出对柏林的封锁①,描出空中走廊,眼看这两个中国姑娘不能凑在一起,我对德国的重新统一也感到绝望,便开始做我从未做过的事情:扮演约里克的奥斯卡要去寻找生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