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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啊，”蔡德勒说，“二位看来是不想再工作了。”他挺恼火，因为克勒普和奥斯卡不是待在克勒普的房间里，便是待在奥斯卡的房间里，无所事事。安葬施穆那天，丢施博士在城南公墓预支给我的那笔钱的余款，我替我们两个交了十月份的房租，但是，十一月从经济方面着眼，大有变成灰暗的十一月的危险。
不过，确有许多地方来请我们。我们可以在这家或那家舞厅以及夜总会里演奏爵士音乐。可是，奥斯卡不愿再演奏爵士乐。克勒普和我，我们在争吵。他说，我处理铁皮鼓的新方式同爵士乐不是一回事。我不予反驳。他因此说我是爵士音乐思想的叛徒。
十一月初，克勒普找到了一名新的打击乐手，“独角兽”的博比，一个能干人，并同这位打击乐手一起在旧城应聘。这样一来，我们两个又能像朋友似的交谈了，虽说此时克勒普已开始与其说在思想上还不如说是在言谈上与德国共产党一致了。
现在向我敞开的，只有丢施博士的音乐会经纪处的那扇小门了。我不可能也不愿意回到玛丽亚那里去，尤其因为她的追求者施丹策尔打算离婚，并在离婚之后把我的玛丽亚变成玛丽亚·施丹策尔。有时我到比特路科涅夫那里去刻碑文，也去艺术学院，让那些勤奋的艺术学徒们把我抹成黑色或者抽象化，还经常毫无目的地去拜访缪斯乌拉。我们去大西洋壁垒旅行后不久，她同兰克斯解除了婚约，因为兰克斯只想画珍贵的修女画，不想再揍缪斯乌拉了。
丢施博士的名片放在洗澡盆旁边的桌上，静悄悄却又咄咄逼人。一天，我把名片撕碎，扔掉，不想再同丢施博士有任何瓜葛。可我吃惊地断定，我已经能够像背诗似的背出音乐会经纪处的电话号码和详细地址。有三天之久，由于念念不忘这电话号码而不能入睡，因此，到了第四天，我便走进一个电话亭，拨了号码，听到了丢施的声音，他那口气仿佛每时每刻都在等候我的电话。他请我当天下午就去经纪处，他要把我介绍给他的老板：老板正恭候着马策拉特先生。
“西方”音乐会经纪处在一幢新建的办公大楼的九楼。我上电梯前，暗自问道，经纪处这个名义背后会不会隐藏着什么讨厌的有政治内容的勾当。有了一个“西方”音乐会经纪处，在某一幢类似的办公大楼里肯定也会有一个“东方”经纪处。选用这个名字倒也不笨，因为我马上选择了“西方”经纪处。我到了九楼下电梯时，我确实感觉到自己踏上了通向右边经纪处的路。壁毯，许多黄铜，间按照明，全部隔音，门挨着门互不干扰，长腿女秘书，匆匆忙忙，带着她们的上司的香烟气味从我身边走过，我险些从“西方”经纪处办公室门口回头逃跑。
丢施博士张开双臂迎接我。奥斯卡高兴的是，他没有拥抱我。我进去时，一位穿绿毛衣的姑娘的打字机突然沉默无语，随后又把由于我的光临而被耽误的工作补上。丢施到老板那里去报告我已经到了。奥斯卡在一张英国软垫圈手椅的左前侧六分之一的地盘上就坐。接着，双扇门洞开，打字机屏住呼吸，一股吸力把我从软垫上吸起。门在我身后关上，一条地毯流经一个明亮的大厅，地毯携我流向前去，直到一件钢管家具告诉我：现在奥斯卡站在了老板的写字台前面。猜一猜，他体重多少公斤？我抬起我的蓝眼睛，在空荡荡的橡木桌面后方寻找老板，并且在一把像牙医用的椅子那样可以升高和转动的轮椅里找到了我的朋友和师傅贝布拉。他瘫痪了，仅仅眼睛和手指尖才表明他还活着。没错，他还有声音！贝布拉的声音说：“就这样重新见面了，马策拉特先生。几年前，当您宁愿要当个三岁孩子来对付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不是已经讲过了吗，像我们这样的人是不会彼此失散的？！只有一点，我深感惋惜地指出，您的身材起了很大的变化，而且一点也没有好处。想当年，您刚够九十四公分吧？”
我点点头，快要哭出来了。我的师傅的轮椅由电动机带动，均匀地嗡嗡作响。轮椅后面的墙上，悬挂着唯一一幅画，巴罗克画框，真人一般大的半身像，那是我的罗丝维塔，伟大的拉古娜。贝布拉没有随着我的目光看去，但为了知道我的目光投向哪个目标，他的嘴几乎一动也不动地说：“啊，善良的罗丝维塔！她是否喜欢这位新奥斯卡呢？当然不会。迷住她的是另一个奥斯卡，三岁的奥斯卡，面颊丰满红润，相当惹人喜爱。她崇拜他，她向我宣告这一点，而不是承认了这一点。可是，有一天，他不愿替她去取咖啡，于是她自己去取，结果就此丧命。就我所知，这不是那个面颊丰满红润的奥斯卡所干的唯一的谋杀案。他还敲鼓把他可怜的妈妈送进了坟墓，事情不是这样的吗？”
我点点头，感谢上帝，终于能哭了，我让眼睛对着罗丝维塔。这时，贝布拉已经准备好进行下一次打击了：“三岁的奥斯卡爱称之为他的假想父亲的邮局职员扬·布朗斯基，他的情形又怎样呢？奥斯卡把他交给了刽子手。他们把子弹射进了他的胸膛。奥斯卡·马策拉特先生，您既然敢改头换面出现，那么，您也许可以告诉我，三岁铁皮鼓手的第二个假想父亲、殖民地商品店老板马策拉特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也供认这是谋杀，是我为了摆脱马策拉特而干的，叙述了我如何造成了他窒息而死，不再拿俄国兵的机枪来给自己做掩护，而是说：“是我，贝布拉师傅。这是我干的，那也是我干的，这次死亡是我造成的，那次死亡我也不是无罪。宽恕我吧！”
贝布拉笑了。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发出笑声来的。他的轮椅震颤，在构成他的脸的数以万计的小皱纹上方他的侏儒的白发间，风在扇动。
我再次苦苦哀求他宽恕我，给我的声音带上一种甜蜜的腔调，我知道这腔调会起作用的。我用双手捂住脸，我心里有底，这双手很美，同样会产生效果：“宽恕我吧，贝布拉师傅！宽恕吧！”
他扮作我的审判官，演得还真出色，他的双膝和双手之间有一块象牙色按钮板。他按了上面的一个小钮。
我背后的地毯带来了穿绿毛衣的姑娘。她拿着一个夹子，把它摊平在橡木桌面上。桌面安在钢管架上，高度大约及于我的锁骨，使我看不清楚毛衣女郎摊开的究竟是什么。她递给我一支钢笔：签个字才能买来贝布拉的宽恕。
然而，我不敢向轮椅的方向提问。在涂指甲油的手指指点处，盲目地签上我的大名，这真叫我为难。
“这是一份工作合同。”贝布拉发话了。“需要签上您的全名。请您签上奥斯卡·马策拉特。这样一来，我们也就知道我们是同谁在打交道了。”
我刚签完字，电动机的嗡嗡声增强了五倍，我让目光离开钢笔，正好还能看到，疾驶的轮椅在行进中如何缩小，如何折叠到一起，又如何滚过镶木地板，穿过一扇旁门，消失得无影无踪。
有人会以为，那份合同是一式两份，我得签两次字才买回我的灵魂或者让奥斯卡承担义务去干可怕的罪恶勾当。满不是那么回事！当我回到会客室，在丢施博士的帮助下研读合同时，我毫不费力地很快就明白了：奥斯卡的任务在于单独一人携带他的铁皮鼓在观众前露面，而我必须像三岁奥斯卡当年那样敲鼓，或者像后来在施穆的洋葱地窖里那一回似的敲鼓。音乐会经纪处负责筹备我的旅行演出，在我以“鼓手奥斯卡”的名义携带铁皮鼓登场之前，先要做一番广告宣传。
在做广告宣传的时期里，“西方”音乐会经纪处第二次预支给我一大笔钱，我就靠它过日子。我有时走访那幢办公大楼，接见记者，让人给我照相。有一次，我在这幢方盒状大楼里迷了路，这里到处外观一样，气味一样，摸上去就像极下流的玩意儿，外面套上一个可以无限延展、隔绝一切的避孕套似的。丢施博士和毛衣女郎对我彬彬有礼，只是我再也没有见过贝布拉师傅露面。
在首次旅行演出之前，我本来就可以租一套比较像样的公寓。可是，由于克勒普的缘故，我仍旧留在蔡德勒家。克勒普埋怨我同经理们往来，我设法跟这位朋友和解，但在具体问题上不让步，也不再同他一起去旧城，不再喝啤酒，不再吃新鲜血肠加洋葱。为准备火车旅行，我到火车站高级餐厅去用餐。
奥斯卡找不到篇幅详细描述他的种种成就。出发旅行演出前一周，第一批广告宣传画出现了，为我取得成功鸣锣开道，宣告一位魔法师、祈祷治疗师、一位救世主即将登场，如此宣传，手段卑劣，然而效果非凡。我先走访鲁尔区诸城市。我登场的大厅，都能容纳一千五百到两千人。我蹲在舞台上一道黑天鹅绒幕布前，独自一人。一盏聚光灯照射着我。我身穿一件吸烟服①。虽说我也敲鼓，然而没有一个年轻爵士迷成为我的追随者。四十五岁以上的成年人来听我演奏，给我捧场。讲得精确一点，我的听众的四分之一是四十五岁到五十五岁的人。他们构成我的追随者中较年轻的一个层次。五十五岁到六十岁的人组成另一个四分之一。六十岁以上的老头老太太占我的听众的一半，他们最有欣赏能力。我跟这些高龄听众攀谈，他们都回答我。我让三岁孩子的鼓讲话时，他们也不沉默无语。每当我在鼓上奏出神奇的拉斯普庭的神奇的生活片断时，他们兴高采烈，但不是用老人的语言，而是像三岁小孩那样口齿不清，咿咿呀呀地乱叫：“拉舒，拉舒，拉舒！”演奏拉斯普庭，对于大多数听众的要求实在太高了，所以，演奏另外一些主题时所取得的成功就更了不起，譬如：头几个乳齿——糟糕的百日咳——长统羊毛袜刺痒——梦见大火就尿床。这些主题，老小孩儿们都喜欢。他们全都身入其境。乳齿钻出来时，他们疼痛。我让百日咳发作时，两千位上了年岁的听众咳个死去活来。我给他们穿上长统羊毛袜时，他们赶忙挠痒。有些老年女士们和先生们尿湿了内裤和椅垫，因为我让这些老孩子梦见了一场大火。我记不清究竟是在乌用塔尔还是在波鸿，噢，不对，是在雷克林豪森，我为老年矿工演奏，工会支持这场演出。我心想，这些老年矿工一辈子同黑色煤块打交道，总能经受得住一次小小的黑色惊吓吧。于是奥斯卡敲出了《黑厨娘》，没料到一千五百名矿工，经历过矿井瓦斯、水淹坑道、罢工失业，一听黑厨娘，都大惊失色，乱喊乱嚷，礼堂里厚窗帘后面许多块玻璃成了牺牲品。这正是我要提及这段插曲的原因。就这样，我又间接地恢复了我的毁玻璃嗓子。不过，我很少使用它，因为我不想毁了我的生意经。我的旅行演出就是做生意。我回到杜塞尔多夫，跟丢施博士一算账，证明我的铁皮鼓简直就是个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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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家吸烟时套在衣服外面的茄克衫。
我已经放弃了同贝布拉师傅再见一面的希望，也不再问起他，丢施博士却通知我，贝布拉正等着要见我。
我第二次拜访贝布拉师傅的情形跟第一次不同。奥斯卡不必再站在钢管桌子前面，他在师傅的轮椅对面找到了一把按他的身材设计的电动可转轮椅。我们久久坐着，沉默无语，听着有关奥斯卡的鼓艺的消息和报道。这些都是丢施博士录在磁带上，现在放给我们听的。贝布拉看来颇感满意。听了新闻界的胡说八道，我反而觉得难堪。他们在搞对我的个人崇拜，宣称我和我的鼓有治疗效果，说我的鼓可以消除记忆力衰退。“奥斯卡主义”这个字眼也冒出来了，据说不久就变成了流行字眼。
听罢录音，毛衣女郎端茶给我。她又把两片药放到贝布拉的舌头上。我们闲聊。他不再数我的罪状。这情景就像多年前我们坐在四季咖啡馆里那样，只缺那位夫人，我们的罗丝维塔。我发现，在我噜噜苏苏地讲述奥斯卡的往事时，贝布拉师傅睡着了。于是我先玩了一刻钟我的电动轮椅，让它嗡嗡叫，在镶木地板上呼啸，让它左右旋转，让它上升、收缩。我真舍不得离开这件万能家具，它简直像一种给人提供无穷尽机会的无害的恶习。
我的第二次旅行演出恰逢基督降临节。我也制定了相应的节目，天主教和新教的报纸同声为我唱赞歌。说我成功地把那些被熬煎成坚硬如石的年迈罪人①变成了幼儿，使他们用单薄但感人的声音唱起了基督降临节圣歌。两千五百人齐声唱起“耶稣，我为你而生，耶稣，我为你而死”。这些人，年纪这么大，原先谁都不相信他们竟会具备儿童的信仰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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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基督教会用语，指必死的凡人。
第三次旅行演出又遇上狂欢节，我的节目同样有的放矢。我的几场演出，使任何一个颤巍巍的老奶奶和老爷爷都变成了幼稚可笑的强盗婆和砰砰放枪的强盗王，任何所谓的儿童狂欢节都从来没有这样欢天喜地，无拘无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