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四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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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时我弯去了她那儿。她已经起床了,穿戴整齐,坐在火炉前,发烧,满脸通红。她的猫饿得直嚎,没人给它喂食。
她的便桶满了,尿臭扑鼻,我把它端出房倒了。我拿了一只干净的碗,给猫喂了食。我给她泡了茶,烤了几片吐司。她坐在那儿,别过脸不看我,又羞愧又难受。
“你应该装部电话。”我说,“没有电话,这实在荒唐。不然我可以从办公室给你打电话。”
她没接话。
我去上班。今天没有我需要参加的社会活动,没有午餐会之类的,和摄影师的会议也取消了——铁路上闹罢工,火车停运。我对乔伊丝说不如回家工作,她说她就留在办公室里,没问题。她告诉我她家里日子现在不好过:她丈夫想要离婚,她不知道该做什么,正在和律师们谈。但是她在办公室里很高兴,虽然以前日子好的时候她有很多工作也是在家里做的。
回家的时候我去了莫迪家,发现她房里坐着一位叫赫米奥娜·惠特菲尔德的人,来自她所谓的“老年医学会”。
第一眼我们就互相了解了:我们是一样的人,一样的风格,一样的服饰,一样的形象。她坐在裹了一身黑衣服的莫迪对面的椅子上,身子前倾,面带微笑,风度迷人,幽默风趣。
“但是,福勒太太,有好多事我们能够帮助你的,可你不合……”不过她咽下了“合作”,换了“让我们做”。
“您是哪位?”她问我,用的还是一样可爱,甚至有些逗笑的口气,但是她一听到自己的声音,便换了我们这类人之间使用的亲密、民主的说话方式(但今天以前我从没想到过这些语气上的不同),对我说:“您是个‘好邻居’吗?可没人和我说过这个。”
“不是,”我说,“我不是‘好邻居’,我是福勒太太的朋友。”
这简直是骇人听闻,从大概十个不同角度来看都是如此,但最主要的是我说朋友时没用双引号,直到那时我才想到我们这种人不和劳工阶级交朋友。我对于福勒太太可以是很多种东西,包括“好邻居”,但不是朋友。
她坐在那儿,抬头看我,眨巴着眼睛,火光映在她的头发上。浓密柔软的金发,满头的大波浪,小鬈发。我知道得花多少钱才能弄出那精心设计的凌乱感。她粉嫩的脸,大大的蓝眼睛,抹着灰色和蓝色的眼影,搽了粉。她绒绒的白色毛衣,她灰色的麂皮裤,她深蓝色的麂皮靴,她……我心想,要么是“救济业”的薪水比我原以为的多,要么是她还另有收入。我站在那里,那是完全不和谐的一刻,因为我刚才说的话很突兀,无法被轻易消化。我突然意识到我是以一个时尚业女编辑的眼光在审视她,谁知道呢,她说不定和她的“形象”其实相去甚远。
这期间她一直在思考着。“福勒太太,”她说着起身,脸上挂着好看的微笑,散发出友爱和圣灵之光,“好吧,你不肯去医院。我自己也不喜欢医院。但是我可以安排一个护理员每天早上来一趟,还能派一个家务女工来,还……”
“这些我都不要。”莫迪说道,别开脸,恶狠狠地捅火。
“那好吧,记着你都能得到什么。”她说着,向我使了个眼色,意思是叫我跟着她出去。
那时我面临着一个选择,是背后议论莫迪,还是对赫米奥娜说:“不,我们就在这里谈。”我很懦弱,我跟着赫米奥娜走出了房间。
“我叫……”诸如此类的信息,她向我介绍了她的身份资历,等着我说我的。
“我叫简娜·萨默斯。”我说。
“或许您是她的邻居?”她问道,口气中有些恼火。
“我是后来喜欢上福勒太太的。”我说。这总算是说对了,这话让她情不自禁地长舒了一口气:这下子类聚群分规则恢复正常了。
“是的,”她声音很大,“你说的没错,有些老人家,他们可爱得很,实在……”但是她的脸在说莫迪可一点儿也不可爱,正相反,是个毫不随和的老厌物。
我们站在那条可怕的走道里,周围是沾了好几层煤灰的油腻的黄色墙壁,鼻腔里是贮煤室飘来的猫尿味,眼前是通往外面世界的那扇颤巍巍的破门。她的手已经放在门把上了。
“我有时候来看看福勒太太,”我说,“帮她做点我力所能及的事。”我这么说,好让她知道别指望我会帮她做她那份工作。
她又舒了一口气。“唉,幸运的是,很快这里就要拆迁,会给她安排新房的。”
“什么!她不知道这事!”我发现我的声音透着恐慌,莫迪听到这话会有的那种恐慌。
“她当然知道了。这地方已列入计划好几年了。”
“但是这房子属于某个希腊人什么的。”
“啊,不,不可能!”她刚开口的时候挺斩钉截铁的,但是我看得出来她又想了一下。她胳膊下夹着鼓鼓囊囊的一个文件夹。她把手袋挂在门把上,抽出文件夹,翻开。一张列着待拆或重建房屋的清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