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多久?我忘了。有几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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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伊丝今天告诉我,她对杰克这样说,你的问题是,你想把目前这种状况带到美国去。家、子女、同情、宽慰你的妻子——还有女朋友,另摆一处。你没法选择。这就是你为什么难过成这样。
而他对她说,她是铁石心肠。
还有四个月他就得动身。他早应该和那边说明他有没有妻子,有没有子女。
“也许最后他是一个人去呢。”我若有所思地说,忘了不该刺激她。
她吃了一惊,飞快地扭过头来,她如今常这样。她皱着眉头,身子往前探,盯着我。我的老朋友乔伊丝,她在千里之外,躲在什么黑暗的地方,探头打量我,心想这个哇哇乱叫的白痴是谁?
“一个人!”她说,听上去像一个尖刻的女教师。
“为什么不呢?”
“你这人缺了点什么,我一直就这么说的。”她冷冰冰地说,给我定了性。
“也许缺了点什么的是你。”
我和她说了莫迪·福勒的事,说她到现在已经独身一人过了差不多六十年。我说话的时候乔伊丝站起身,拿起包,公文夹,收起桌上的东西来。
“你怎么认识她的?”
我告诉她了。乔伊丝听着。
“内疚感,”她终于开口,“内疚感。如果你想让内疚感左右你,那是你的事。”
她朝门口走去。我说:“乔伊丝,我想和你讲讲这事,好好地讲,我真的很想。我想谈这件事。”
她说:“哦,现在不行。”
夏天了。不过我可没看到太多夏天的迹象。
乔伊丝是什么时候生病的?应该有一个月了。实际上,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因为这让办公室里眼下的实际情况正式化了。我从早到晚四处奔波。在医院,这样的场景:乔伊丝的丈夫、两个孩子、丈夫的前情妇、她的新男友。乔伊丝躺在床上,真身到了某个黑暗的地方,从那里打量着这一屋子的人,记起来该微笑的时候就笑一下。现在他想要她去美国了,但是她说自己没力气考虑这事。不过,她当然会去的。
因为这些情况,我在莫迪那儿待得时间不那么长,但是我一天不落都去。她知道是为什么,我告诉她了。但是她的感觉是,我让她失望了。我坐在那儿,努力忍住不去看手表,而她只回忆不好的往事。我说:“和我说说你带约翰尼去汉普斯特西斯公园,发现了黑莓,拿它们做了馅饼的事吧?”但是她叹着气,坐在那里,苍老的手指上下摩挲着自己(肮脏)的裙子。然后她和我讲……
她姐姐波莉,有七个孩子,每次坐月子都喊莫迪去照顾她。莫迪每次都很高兴,甚至会放弃当时的工作,去姐姐家,照料一切,一忙就是几周,而且不止一次是连续照顾了好几个月。然后,莫迪说,每次都一样,姐姐忌妒起来,因为莫迪爱那些孩子们,他们也爱她。她寻一个理由:你教唆我的孩子和我对着干,你想要勾引我丈夫。这可能吗,莫迪说,那个讨厌的吝啬鬼,我给你们做牛做马,他还嫌我吃了你们的。要是我拿了一小块肉到盘子里,他就会说,莫迪大驾光临,我们周日得多买一点牛肉。而与此同时,我一天给他们干十八个小时的活。在前后两个宝宝出世之间的间隔期里,莫迪得不到姐姐的任何音信,不过莫迪不担心:总是会又有一个宝宝的,这点我知道,因为他终归得做他不能不做的那件事的。
现在莫迪经常谈论性的问题,看得出来,那在她生活中曾很重大又很糟糕,而这件事她从来没弄明白过,也从没摆脱过它的折磨。她说她的丈夫,当初还把她当女王待的时候,也还是会像只老虎一样扑到她身上,就像野兽一样。她说她不明白,一分钟前还情意绵绵,下一分钟他们的爪子就扎了上来。她的丈夫找了一个又一个女人,这一辈子都梗在她心里:为什么?莫迪只和一个男人睡过,她那个糟糕的丈夫。她知道世上有女人喜欢这个,说这话的时候她看着我,神情有些拘谨和羞怯,担心若是我知道她好奇我是不是“那样的”,我也许会觉得被冒犯了。
但是,她有过其他经历。有几年,楼上有一个和她做了朋友的女人,这个女人“喜欢这个”。她以前会和莫迪谈,说她一整天都在等夜晚到来,因为夜深时另一段人生就开始了,那才是她真正的人生。莫迪告诉我:“她告诉我他们完事以后,她得睡在他背后,这样她就可以握着他的玩意儿。那个玩意儿……”莫迪提高声音,恶心、诧异、难以置信,几乎都要哭出来,“是的,那是因为尊重,她告诉我。”莫迪坐在那里,惊愕不已,这个问题困扰了她三四十年。突然:“我才不会那样满足他们呢,那是他们用来打你的棒子!”
听到这话我笑出声来(我其实一点都不自在,心里在想自己的情况,因为她的话差不多算是个总结吧,至于我们美好的性生活,我和弗雷迪,那不相干)。她说:“我一直在看你的表情呢,看得出来你不这么想。但是我也没有办法。而现在报纸上、杂志上、电视上,成天到晚的性、性、性,我有的时候想,是我疯了,还是他们疯了?”
我笑了又笑。她也笑。但那是一种狂乱、不舒服的笑,和她那种我喜欢听的女孩的笑截然不同。
莫迪直到今天还管她那差劲的丈夫叫“我男人”,能使得她如此的——?——力量真是巨大。半个世纪里,她见过他的次数也就半打。有一天,有人敲门,门外站着她的丈夫。但这个年轻人说:“妈妈?我是你的儿子约翰尼。”“哦,那就进来吧。”她说,“是这样的,我把这事儿抛到脑后了。在这之前我成天焦虑烦躁,病态得很。有一次到了非去看病不可的地步,医生对我说,福勒太太,你要么找到你的孩子,要么把他忘了,不然不行啊。我怎么找得到他?他搞不好在天涯海角,在美国,在非洲的廷巴克图!慢慢地,我的确把他忘了。而他现在就站在那儿——我是你儿子约翰尼,他说——我们成了朋友,因为我们彼此有好感。然后就打仗了。战争期间他干得不错,他是个工程师,娶了个意大利姑娘,不过那段婚姻没有好结果,她跟另一个男人跑了。你知道我那天晚上梦到了什么吗?啊,那真是个哀伤的梦,让人很心烦,情绪低落。我梦到有一棵美丽的樱桃树,就像这里后院本来有的那棵樱桃树,不过那棵树后来被风暴吹断了。硕大、黝黑的樱桃,可爱、肉肉的、亮晶晶的。我站在树的一边,可怜的约翰尼站在另一边,我们靠在树上,拼命去够树上的樱桃,我们试了又试,但是不管我们怎么把树枝往下拽,它又会弹回去,樱桃就是够不到……于是我们站在那儿,我和约翰尼,我们都哭了。”
约翰尼成年后去了美国,从此杳无音信。很久以后,距劳里偷走她的孩子、离开她已经四十年了,莫迪给她丈夫写了封信,提出要见面。他们在摄政公园的一条长椅上会面。
“呃,你想要什么?”他说。
“我在想,也许我们可以给约翰尼建一个家。”她对他说。她解释说他们可以找一栋房子——她知道他从不缺钱,他会投机倒把——把它装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在美国的报纸上登启事。
“因为约翰尼从来没有过温馨的家。”她向丈夫解释。
“他说什么了?”
“他给我买了炸鱼和薯条。接下来五年我都没再见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