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多久？我忘了。有几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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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伊丝今天告诉我，她对杰克这样说，你的问题是，你想把目前这种状况带到美国去。家、子女、同情、宽慰你的妻子——还有女朋友，另摆一处。你没法选择。这就是你为什么难过成这样。

而他对她说，她是铁石心肠。

还有四个月他就得动身。他早应该和那边说明他有没有妻子，有没有子女。

“也许最后他是一个人去呢。”我若有所思地说，忘了不该刺激她。

她吃了一惊，飞快地扭过头来，她如今常这样。她皱着眉头，身子往前探，盯着我。我的老朋友乔伊丝，她在千里之外，躲在什么黑暗的地方，探头打量我，心想这个哇哇乱叫的白痴是谁？

“一个人！”她说，听上去像一个尖刻的女教师。

“为什么不呢？”

“你这人缺了点什么，我一直就这么说的。”她冷冰冰地说，给我定了性。

“也许缺了点什么的是你。”

我和她说了莫迪·福勒的事，说她到现在已经独身一人过了差不多六十年。我说话的时候乔伊丝站起身，拿起包，公文夹，收起桌上的东西来。

“你怎么认识她的？”

我告诉她了。乔伊丝听着。

“内疚感，”她终于开口，“内疚感。如果你想让内疚感左右你，那是你的事。”

她朝门口走去。我说：“乔伊丝，我想和你讲讲这事，好好地讲，我真的很想。我想谈这件事。”

她说：“哦，现在不行。”

夏天了。不过我可没看到太多夏天的迹象。

乔伊丝是什么时候生病的？应该有一个月了。实际上，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因为这让办公室里眼下的实际情况正式化了。我从早到晚四处奔波。在医院，这样的场景：乔伊丝的丈夫、两个孩子、丈夫的前情妇、她的新男友。乔伊丝躺在床上，真身到了某个黑暗的地方，从那里打量着这一屋子的人，记起来该微笑的时候就笑一下。现在他想要她去美国了，但是她说自己没力气考虑这事。不过，她当然会去的。

因为这些情况，我在莫迪那儿待得时间不那么长，但是我一天不落都去。她知道是为什么，我告诉她了。但是她的感觉是，我让她失望了。我坐在那儿，努力忍住不去看手表，而她只回忆不好的往事。我说：“和我说说你带约翰尼去汉普斯特西斯公园，发现了黑莓，拿它们做了馅饼的事吧？”但是她叹着气，坐在那里，苍老的手指上下摩挲着自己（肮脏）的裙子。然后她和我讲……

她姐姐波莉，有七个孩子，每次坐月子都喊莫迪去照顾她。莫迪每次都很高兴，甚至会放弃当时的工作，去姐姐家，照料一切，一忙就是几周，而且不止一次是连续照顾了好几个月。然后，莫迪说，每次都一样，姐姐忌妒起来，因为莫迪爱那些孩子们，他们也爱她。她寻一个理由：你教唆我的孩子和我对着干，你想要勾引我丈夫。这可能吗，莫迪说，那个讨厌的吝啬鬼，我给你们做牛做马，他还嫌我吃了你们的。要是我拿了一小块肉到盘子里，他就会说，莫迪大驾光临，我们周日得多买一点牛肉。而与此同时，我一天给他们干十八个小时的活。在前后两个宝宝出世之间的间隔期里，莫迪得不到姐姐的任何音信，不过莫迪不担心：总是会又有一个宝宝的，这点我知道，因为他终归得做他不能不做的那件事的。

现在莫迪经常谈论性的问题，看得出来，那在她生活中曾很重大又很糟糕，而这件事她从来没弄明白过，也从没摆脱过它的折磨。她说她的丈夫，当初还把她当女王待的时候，也还是会像只老虎一样扑到她身上，就像野兽一样。她说她不明白，一分钟前还情意绵绵，下一分钟他们的爪子就扎了上来。她的丈夫找了一个又一个女人，这一辈子都梗在她心里：为什么？莫迪只和一个男人睡过，她那个糟糕的丈夫。她知道世上有女人喜欢这个，说这话的时候她看着我，神情有些拘谨和羞怯，担心若是我知道她好奇我是不是“那样的”，我也许会觉得被冒犯了。

但是，她有过其他经历。有几年，楼上有一个和她做了朋友的女人，这个女人“喜欢这个”。她以前会和莫迪谈，说她一整天都在等夜晚到来，因为夜深时另一段人生就开始了，那才是她真正的人生。莫迪告诉我：“她告诉我他们完事以后，她得睡在他背后，这样她就可以握着他的玩意儿。那个玩意儿……”莫迪提高声音，恶心、诧异、难以置信，几乎都要哭出来，“是的，那是因为尊重，她告诉我。”莫迪坐在那里，惊愕不已，这个问题困扰了她三四十年。突然：“我才不会那样满足他们呢，那是他们用来打你的棒子！”

听到这话我笑出声来（我其实一点都不自在，心里在想自己的情况，因为她的话差不多算是个总结吧，至于我们美好的性生活，我和弗雷迪，那不相干）。她说：“我一直在看你的表情呢，看得出来你不这么想。但是我也没有办法。而现在报纸上、杂志上、电视上，成天到晚的性、性、性，我有的时候想，是我疯了，还是他们疯了？”

我笑了又笑。她也笑。但那是一种狂乱、不舒服的笑，和她那种我喜欢听的女孩的笑截然不同。

莫迪直到今天还管她那差劲的丈夫叫“我男人”，能使得她如此的——？——力量真是巨大。半个世纪里，她见过他的次数也就半打。有一天，有人敲门，门外站着她的丈夫。但这个年轻人说：“妈妈？我是你的儿子约翰尼。”“哦，那就进来吧。”她说，“是这样的，我把这事儿抛到脑后了。在这之前我成天焦虑烦躁，病态得很。有一次到了非去看病不可的地步，医生对我说，福勒太太，你要么找到你的孩子，要么把他忘了，不然不行啊。我怎么找得到他？他搞不好在天涯海角，在美国，在非洲的廷巴克图！慢慢地，我的确把他忘了。而他现在就站在那儿——我是你儿子约翰尼，他说——我们成了朋友，因为我们彼此有好感。然后就打仗了。战争期间他干得不错，他是个工程师，娶了个意大利姑娘，不过那段婚姻没有好结果，她跟另一个男人跑了。你知道我那天晚上梦到了什么吗？啊，那真是个哀伤的梦，让人很心烦，情绪低落。我梦到有一棵美丽的樱桃树，就像这里后院本来有的那棵樱桃树，不过那棵树后来被风暴吹断了。硕大、黝黑的樱桃，可爱、肉肉的、亮晶晶的。我站在树的一边，可怜的约翰尼站在另一边，我们靠在树上，拼命去够树上的樱桃，我们试了又试，但是不管我们怎么把树枝往下拽，它又会弹回去，樱桃就是够不到……于是我们站在那儿，我和约翰尼，我们都哭了。”

约翰尼成年后去了美国，从此杳无音信。很久以后，距劳里偷走她的孩子、离开她已经四十年了，莫迪给她丈夫写了封信，提出要见面。他们在摄政公园的一条长椅上会面。

“呃，你想要什么？”他说。

“我在想，也许我们可以给约翰尼建一个家。”她对他说。她解释说他们可以找一栋房子——她知道他从不缺钱，他会投机倒把——把它装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在美国的报纸上登启事。

“因为约翰尼从来没有过温馨的家。”她向丈夫解释。

“他说什么了？”

“他给我买了炸鱼和薯条。接下来五年我都没再见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