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底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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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躺在床上,日记本支在胸前,记日记。
那天写完最后一个“可怕”,晚上醒来,我感觉有一根金属锥在猛扎我脊背的下半部分。我根本无法移动腰部以下的部位,实在是疼得厉害。
天还暗,窗外模模糊糊有一点淡淡的天光。我试图挪一挪我的背,疼得叫出声来。这之后我就一动不动地躺着。
我躺在那儿思考。我知道这是什么,风湿痛:弗雷迪得过一次,我知道接下来会怎样。我自然是没有照顾他,我们请了一个人。尽管当时我没把这些当回事,或者说试着不把那当回事,我还是知道他痛得厉害,因为他一个星期都动弹不得。
自从不再得譬如麻疹这样的小儿病之后,我就没再生过病。我从来没有真正地病过。最多是感个冒,喉咙痛上一痛。我从来没把这些当回事。
我需要面对的是我没有朋友这个事实。没有一个可以打电话说“请帮帮我,我需要帮助”的人。
以前还有乔伊丝:但她是一个有孩子、有丈夫、有工作、有家庭要照顾的女人……我肯定自己绝不会说:“请来照顾我吧。”当然不会了。我也不能打电话喊我姐姐——又是孩子,又是房子,有丈夫,还有慈善工作,再说她反正不喜欢我。菲丽丝:我的思绪不断回到菲丽丝身上,琢磨着为什么我如此不情愿,心想我大概是有毛病,居然不想请她帮忙,她挺不错,人很好……但是当我想起薇拉·罗杰斯,我便知道薇拉·罗杰斯是我认识的人里唯一一个我会对她说“请来帮帮我”的。但是她有丈夫,有孩子,最不希望的就是又多出一个人来要她“负责”。
我痛苦地伸来够去,终于在半个小时后把电话机从床头柜挪到了我胸口。电话簿离我太远,在地上呢,我够不着。我拨了查号电话,要到了医生的号码和他们的夜间服务电话,给他们留了言。与此同时,我在理清情况。唯一一个会乐于——终于可以——照顾我的人是彭妮太太。我宁愿去死。我可以承认我是个神经病,或者随你说是什么,但是我不能承认她,我不会的……
我倒是想要一个私人医生,但是弗雷迪一直有点社会主义倾向,他参加了国家医疗系统。反正我不生病,所以我也不在乎。我一点都不看好这位医生的上门巡诊,不过他居然不赖。年轻,有点紧张,犹豫不决。大概这是他第一次出诊。
他从楼下公寓拿到的钥匙,得叫醒M太太,不过她很大度。他自己开门进来,来到我房里,说:“啊,哪里不对?”我告诉他了,风湿腰痛;也告诉他我要什么:他必须安排一个护士来,一天两次,我需要一个床上用的便盆,我需要一个暖瓶——我的要求明确清楚。
他坐在我床脚,看着我,脸上微微有笑。我不知道他看到的是一个老太太,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还是一个中年妇女?我现在知道,他们会做什么安排完全在于一个人年龄多大,在他们眼里有多大。
“无论如何,我最好还是给你做个检查。”他说着,弯下腰来,把我一直拽到下巴底下的被单掀开,这里戳两下,那里捏一下,我不禁呻吟起来。他说:“的确是风湿痛,你也知道的,没什么药可以治,它自己慢慢会好。你要止痛药吗?”
“的确需要,”我说,“而且越快越好。我受不了了。”
他给了我足够用上一阵的。他开了一张方子,然后说护士大概晚上之前是来不了的,在那之前我准备怎么办?我说我要是再不去上厕所,就要尿床了。他想了想,提出可以给我插导尿管。他这么做了——手脚麻利,一点都不疼。我这儿自然是没有痰盂,他只好用了一个厨房里拿的大玻璃瓶,但是那泡尿没完没了,他冲进厨房里疯狂地找可以用的,最后拿了一个搅拌钵回来,把橡胶管换到那里面。正是时候。“老天。”他说。那一泡尿有好几夸脱,他甚是佩服。
“要是没有护士,”他问,“你怎么办?没有邻居可帮忙吗?能在这一层喊谁一下吗?”
“不要。”我说。我在他的脸上看到了我曾在,比方说,薇拉的脸上看到的表情,还有我自己也感受过的表情:对回避不了的怪癖和疯癫要容忍。
“我可以送你去医院……”
“不要,不要,不要。”我呻吟,听上去就像莫迪。
“哦,那好吧。”
他走了,快活,疲惫,公事公办。你根本不会知道他是个医生,他完全可能是一个会计或是技师。以前我不喜欢这样,我会希望对方温柔和蔼,又具有权威——不过现在我明白弗雷迪的意思了。
在门边,他说:“你以前是做护士的,是不是?”
这话让我笑起来,我回答:“哦,别惹我笑啊,我要死了。”
但既然他说了这话,我该感激的那是莫迪。
若是弗雷迪在,他现在会怎么看我?
十点的样子来了一个护士,一套常规惯例也建立了起来——围绕动物需要建立的。这只动物需要排出X品脱的液体和半磅粪便;这只动物需要摄入这么多的液体和那么多的纤维、卡路里。一连两个星期,我都和莫迪一样,和那些老人一样,焦虑、一刻不停地想着:我能不能忍住,别,不要喝茶,护士说不定就不来了,我可能会尿床……两周结束后,我终于可以不用便盆(一天两次),拖着身子去厕所,我知道自己亲身体验了他们的无助感,虽然只有两周,但是切切实实、完完全全地经历了。我像莫迪一样对自己说,啊,我一次也没尿在床上,这可算是个成就。
来探病的:薇拉·罗杰斯,第一天就来了,因为我打电话给她,说她得找个人去照顾莫迪。她去莫迪那儿之前先来了这里。我平躺在床上,就这样打量她,看着她温和、诙谐、让人愉快的小脸,她有些老套的衣服,她的手——挺脏,不过这之前她一直在对付一个得了流感却不肯上医院的老太太。
我告诉她我觉得莫迪比表面上的情况还糟,向她描述起莫迪可怕的、黏糊糊、臭烘烘的排泄物来。我还说可别指望莫迪肯去医院,她宁愿去死。
“那么,”薇拉说,“她大概就真的得死了。”
我看得出来,说了这话,她很紧张:她坐在那儿盯着我的脸。尽管我只敢喝一口,她还是煮了茶,然后我们说了会儿话。她说话。我看得出来,她这是在拐弯抹角地要表达什么。很快,我明白她是要引起我的警觉。她和我讲了自己照顾的老人有多少死于癌症。简直是癌症传染,她说——或者说在她眼里是这么回事。
最终,我问她:“你觉得莫迪得了癌症?”
“我不好说。我不是医生。但是她那么瘦,一把骨头。有的时候她看上去蜡黄蜡黄的。我得把她的医生叫来。我一定得这么做,你知道,这是为了保护我自己。他们总是在指责我们玩忽职守或者诸如此类的。要不是得考虑这些麻烦的话,我是不会去打扰她的。但是我不想发现自己突然间上了报纸,《社工玩忽职守不闻不问,九旬老妪孤独死于癌症》。”
“也许你可以再试试请护工,帮她洗澡?也许你可以试试帮她安排个钟点工?”
“如果她肯让我们进门的话。”薇拉说。然后哈哈笑。她说:“你必须笑,不然你会发疯的。他们最大的敌人是他们自己。”
“你一定得告诉她我生病了,告诉她这是我为什么不能去看她的原因。”
薇拉说:“你知道她不会相信的,她会觉得这一切都是个圈套吧?”
“哦,不,”我呻吟,我止不住呻吟,疼得实在是太厉害了(可怕,可怕,可怕!),“拜托了,薇拉,千万让她明白……”
我躺在那儿,我的背纠结着,我的背像一块铁板,我淌着汗,呻吟着,听着薇拉对我说:“他们都偏执多疑,怀疑这不信那的,总是觉得有圈套,总是对自己最亲的人采取反抗态度。”既然看来我是莫迪最亲的人,这就是我将面临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