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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车费付给了出租车司机,自己到酒店办理入住手续。有人问她,身体还好吧,在大厅等一会儿能行吧?听着这样的询问和关怀,她心里非常舒坦。但是,除了把自己送进医院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地方可去呢?可是,医院这个选择已经被出租车司机和酒店前台服务员商量之后否决了——他们肯定商量过——她是否哪里受了感染,得了什么传染病之类的。没那回事儿,前台服务员、出租车司机,以及她本人,都认定她只是身体不适,没有生病。因此她虚弱地坐在大厅中,努力凝神屏息看着周围,试图平息纷扰的心情。当然,要是选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譬如,把高倍望远镜架在阿尔卑斯山的山顶,从那儿望过来——是不是好像八月的欧洲正在交换人口,彼此互换了大量的人群?酒店大厅内摆放了许多盆花——都是清一色的人造花,却大张旗鼓地炫耀自然的美丽,连货真价实的鲜花都难以望其项背,显得不伦不类——坐在门厅乍看一眼,在一大群服务员制服和酒店客人的度假服装下面,隐藏了一个极其有趣的真相:可能她是这家酒店里唯一的一个英国公民。跑进跑出的门童和行李员,坐在桌后面带微笑、善解人意的保姆(最近她自己就是一个保姆)、服务员,还有酒店客人,全都来自欧洲的五湖四海。她还不如留在伊斯坦布尔呢,或者待在西班牙的马拉加或阿里卡特——当然了,只要不是她昨天刚刚离开的那个村庄,要她待在什么地方都成。此时,她的两只耳朵一边仍在努力听着那些她完全不知所云的话语,一边将其他听得懂的声音收入脑中。坐在她身旁的一对年轻人正在用德语交谈,他们扭过身来盯着她看。凯特心想,他们看她干什么呢?他们一直友好地盯着她看,看得非常认真。这对年轻人都很迷人,显然也很富有。虽然伦敦的夏日潮湿闷热,但男青年身穿的却是一件色泽柔和的紫色皮衣,像是用鼹鼠皮做的。也可能是柔软的小山羊皮。衣服从上到下扣得严严实实,唯有领口敞开,露出一抹亮眼的白丝绸。眼珠黑油油的,热情四溢,理了个骑士头,绺绺鬈发柔软黑亮。他身边的姑娘仿佛就是另一个他,他的翻版。她的头发又黑又亮,留着和他一样的发型。眼神和微笑同样欢快愉悦。身穿白色中式绉绸长衫,沿着袖口和衣服前襟钉了几百个小包扣。颈上戴着一串长长的闪闪发光的水晶珠子,脚穿系带长筒靴。男女青年的双手,看着都非常能干、灵巧、聪慧,每个手指上都戴了戒指。即便置身于这彬彬有礼、衣着时髦的人群当中,他们依然能够脱颖而出,叫人大饱眼福。只要他们,这对男女一步入屋子,所有的人都立刻知晓,他俩的饮食、性事、谈话、睡眠,必定不同寻常。仿佛他们全身上下都被无形的沾了蜜汁的舌头舔过一样……大厅里,凯特并不是唯一一个打量他们的人。肯定是因为她的目光,他们才会盯着她看:“是的,我们都已经被人看惯了,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穿着华丽,容貌俊美,所以就得付出代价,但我们已经受够了!”凯特把眼睛转向别处,改为听他们说德语——不对,他们现在说的是法语,他们拿不定主意,是打车去看望一个住在威尔特郡郊区的朋友,还是先去用午餐——不,不在酒店吃,去饭店吃,显然酒店里没什么像样的东西可吃……声音好像忽近忽远的,仿佛冲着她扇扇子一样,她的额头冰冷潮湿。一个身穿明亮的黑白套装的年轻女子笑容可掬地朝她弯着腰,用口音浓重的英语请她跟她走。看见凯特愣愣地看着她,她就又说了一遍。
“对不起,”凯特说,“我不舒服。”她试着站起身来,但身子摇摇晃晃,姑娘伸手扶住了她。温情和关切立即源源注入凯特周身。噢,是的,这姑娘知道自己是干哪一行的——她是不是应该比凯特更深有体会,虽然凯特也做过这样的工作,而且是最近才做的?
“噢,很抱歉,他们告诉我你不大舒服,不过你看着还行,还是让我送你去房间吧,谁都看得出,你该上床躺一躺了。”
这样的关怀可遇而不可求,必须花费巨资才能获得——现在可是仲夏八月呀——但是,一旦这种关怀降临身上,其品质是数一数二的。
如同包裹在关爱和温情的茧中的凯特,不久来到自己的房间。而后这姑娘——来自奥地利的安妮娅,到英国接受最后一项培训,之后便可荣登那个显然会令人羡慕的宾馆经理一职——帮她脱下衣服,服侍她躺好,拉上窗帘使房内光线柔和幽暗,叫一楼服务员送来柠檬茶和饼干,然后嘱咐她好好休息,什么都别想,安心睡觉。之后她才离开,走时把凯特交代给另一个姑娘照顾。那姑娘是从意大利来的,也是个开朗热心的女孩,到这里是为了练习英语,积累经验。她的资历比不上同事安妮娅,不可能晋级管理层。安妮娅的爱心、同情心和责任心,可以辐射到这家酒店的每个楼层,而西尔维亚的只能在本层发挥作用。
西尔维亚退出房间。这姑娘总是笑容满面,不管凯特选择什么时候按下什么按钮,都能提供周到的服务。
凯特躺在一个跟她家最小卧室一般大小的房间里。房间的布局像一个工具箱。她睡的那张单人床跟她和丈夫早年同床共寝的床铺一样大,当时他们只买得起最小号的双人床。还有一张一模一样的床铺摆在旁边,伸手可及,床上罩着浅灰色床单,上面懒洋洋地摆放了两个玫瑰色靠枕,显得像家一样舒适:在这间房内,没有一样东西是无用的。窗帘很厚,是玫瑰色的,能用洗衣机清洗,而且不需要熨烫——要是和你一起入住的是家庭主妇,那么酒店又能起什么作用?话虽如此,但她仍旧继续清点房内之物:地毯是深灰色的,非常耐脏。她觉得,墙面的装饰有失明智:白色的,贴着带小麻点或小泡泡的材料,很容易积灰尘,是不是每周至少得用吸尘器打扫两次?房内还有电视、收音机,以及一个放在床后、装满开关和按钮的面板。
可是房内并不安静,真的。在这样的天气里,房间窗户自然是敞开的,窗下车辆喧嚣,距离那条肯定设有工作间的走廊很近,从工作间传来阵阵哐当声和笑语声。她能够在黑暗中一动不动地休息——却享受不到安静的滋味。
可她应该让自己睡觉,等这个病好起来——管它什么病。黄疸病?不是,她的脸色一点也不黄。皮肤也不冷,相反有点儿烫,似乎西班牙的干热还留在体内。她感觉自己像是发烧了,头疼得厉害。可是她有点恶心,感觉好像体内很冷,寒意阵阵,虽然体表发烫……这时她知道了,先坐颠簸的巴士,再换飞机到伦敦,钻出飞机又搭出租车,一路下来是多么耗费体力——简直就像一场噩梦,旅程如此闷热,不舒服,期间还因胃寒恶心不已。
她需要生病。她是生病了。又来了……她双手扶住洗脸池,看见镜中一张惨绿的脸,颧骨两侧红通通的,光泽黯淡的红色发卷软绵绵地耷拉在上面。白发迅速冒了出来。脸上瘦骨嶙峋,皮肤又皱又暗。要是曾经出现在那个西班牙村庄的是这张脸,没准儿当地女子会以为她是邻村的哪个姐妹呢。她踉踉跄跄地回到床上,躺在上面昏昏沉沉。她听到了小心翼翼的敲门声,接着西尔维亚走了进来,一张笑盈盈的脸蛋俯看着她。可是,凯特一动不动。随后的一段时间是那么的漫长、迟缓,仿佛是在水底深处。这个房间就像一个喧嚣、黑暗的洞穴,要想知道此刻是白天还是黑夜,得看洞内是明亮刺眼得令她扭头躲避的垂直光线,还是来源于地板附近、令她遮住眼睛的水平光线。西尔维亚不时进屋转转,每次都带了一杯专为凯特调制的饮料,一杯加了蛋清的柠檬水,这是她业务培训时学到的本领。柠檬水的口感不错,每一杯送至凯特面前,她都一饮而尽——西尔维亚一走,她就马上感觉恶心难受。她知道,西尔维亚是酒店管理部门派的间谍,负责搞清楚凯特有没有患上某种疾病,免得酒店受到上级权威部门谴责。西尔维亚要将凯特的情况报告上级——假如凯特和她易身而处,她理所当然也会这么做。她没有责怪西尔维亚的意思,只是将恶心的频率和程度小心地掩饰起来,但是比恶心更令她痛苦难忍的是噪音。她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感觉阵阵噪音正冲着她全身汹涌袭来,挤压得她骨头都疼痛。街上尖锐刺耳的刹车声,刺痛她的脊梁;走廊上的不同语言的说话声和咚咚的脚步声,在她脑海中的意识湖面上晃动激荡。
有好几次,她听到沉重的轮子滚动的声音。显然她向西尔维亚打听过这是什么声音,根据她脑海中的信息,声音来自给客房送清洁用品的小推车和送餐点、饮料、香烟的车子,整个白天,以及大半个夜晚被人推来推去,哐当哐当、咔嚓咔嚓,地板和薄墙随之震动,小车经过时,窗户都会颤动。
她一定还与这位永远和善温柔的西尔维亚谈过别的话。比如,她知道西尔维亚的家乡在威尼斯附近的乡下,在那里“我父亲开了一家小旅馆,家里人都在里面帮忙”。西尔维亚在父亲的旅馆中什么活儿都做过,当过招待,做过女佣和厨师,甚至在她爸妈去年到瑞典度假的时候,客串过她父亲的角色。明年她会去里昂上班,在那里的一家宾馆,她做的活儿将和现在的安妮娅相同:她可能会高升。后年呢?后年,她打算和未婚夫结婚,她未婚夫这个夏天在苏黎世学红酒贸易。他们以后可能会在同一家酒店工作,也许在意大利,但没有定数,也可能会在法国、德国——甚至就在这里,英国。反正,就目前而言,他们有可能在任何地方工作,对不?她想象将来他俩都当上了经理,当然应该任职于一家高级酒店,至少和这家酒店的档次相当,甚至还要更好。是的,这家酒店相当不错,给她留下的印象很好,不过有机会的话,她会选择一家坐落在乡村的旅店,像她父亲的那样,只不过档次要更高些,专门为富豪们服务,因为对那种百分百纯朴静谧的生活和无微不至的顶级服务,他们掏得起腰包——当然,还有给客人最高端的关怀。当然,届时西尔维亚本人就不必扮演随时随地施与同情和关爱的角色,会另聘他人填补她的空缺。
但是此时此刻,她的工作是如此出色,在这个黑暗的房间中,浮现在凯特眼前的这个俯身看她的脸庞,已经成为安定与友善的象征。可笑吧,荒唐吧——自然是的,即便在病中,凯特对这一点也是清楚的,但同时也是令人愉快的。怪不得那对漂亮的小青年,会穿着丝绸般柔软的皮衣和钉着上百个小纽扣的白色中式绉纱,每个包扣上的丝绸质地都与绉纱略有不同,使得你的眼睛牢牢盯着他们的衣服,为的是弄清楚,用了这么多不同面料,是不是想让小纽扣比衣裳本身更抢眼——乍一看那些纽扣,还以为是象牙或磨光的骨头做的呢——怪不得他俩能够如此自信,如此从容,如此镇定:西尔维亚以及成百上千像她那样的人,将他俩打造成这副模样。此时,他俩在哪里呢?瑞士?希腊?但他们的活动范围不必局限于欧洲,也许他们现在已经到了南美洲,或者冰岛了。
凯特醒来时发现四周静悄悄的。走廊上没有小推车的声音,街上的车流也杳无踪影。她肚子很饿。打电话时发现才凌晨四点钟,不过既然入住的是这样一家酒店,她决定对它提供的服务不用白不用。客房服务员送来一份冷餐和一杯色泽鲜艳的红酒,但送餐的速度也太快了一点儿。她吃了几口东西,又感到恶心了,还好脑子是清醒的,可以迎接新一天的到来。在嘈杂的叮当声中开始了新的一天,屋里的光线很强烈,刺得她眼睛生疼。她爬起来穿上衣服。衣服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看一看体重秤,瘦了整整十五磅。多长时间了?她使劲想,只知道现在肯定是九月初了。
她站在一扇玻璃窗前,窗帘最终被拉开了,广场映入眼帘。广场上停满了车辆,炙热的阳光照得它们闪闪发光,藏身于茂密丰润的大树华盖之下。她看见一个女子,形销骨立,肘骨宽大,瘦长小腿上的膝盖骨明显突露着;苍白松弛的脸上,长着一双小小的黑眼睛,充满焦虑,粗糙的头发贴在脸庞四周。头发中间有一块斑白,足足三指宽。看她的模样,一点儿也不像那个保养得很好、来自伦敦南部的漂亮女子;那些很高兴能在国际食品组织和伊斯坦布尔与那位和善、高雅、笑容满面的凯特结识的人们,可能认不出她是谁了。
是她的头发,罪魁祸首是她的头发……但是,要把它们梳理清楚,也实在不是什么难事。她打了个电话,想去酒店的美发厅做个头发,发现得等到黄昏才有空位。这时她也发觉,自己没有体力去做想做的事,就是她强迫自己起床穿上衣服要做的:离开酒店,走一英里路,到国际食品组织取回等候自己的信件。结果呢,她晕倒了,摔到地上,肩膀都摔青了。她爬起来躺回床上,然后请酒店派人替她拿邮件。邮件取回来了,她翘首盼望的丈夫的来信没有几封。她给他寄了许多明信片和一封货真价实的信,说她计划“顺便走访”西班牙,尽管知道他一定想得到她已经找到了旅行良伴,但现在还是觉得应该不吝笔墨,告知他详情为好,这样他就有时间慢慢消化。迈克尔总共写了两封信,口气温和幽默,提到了很多事儿,还说了一些女儿的情况,说她和一群朋友待在费城,可能在正儿八经地谈恋爱。这两封信和她想象的不同,没有一点儿难堪的文字提及她的出行,对婚姻也没说一句怪话。她躺在床上,又感到一阵恶心,心中很想念丈夫,想念那份彼此知根知底的感觉,想念亲密无间的时光。如今,她觉得自己以前很不懂事,竟然会对他的婚外情耿耿于怀。那些事儿无关紧要,要是和这个相比——就是说,她向他伸出手,或者他向她伸出手,这个小小的动作蕴含了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相互厮守,不离不弃。看到那张一臂之外的空床,她感到渺小。她会在这里出现,哪怕只是离开那个根植于心的生活模式片刻,都仿佛是疯女人作出的错误选择。她的反应这么激烈,她不想再从床上爬起来,她想哭,想发电报给迈克尔叫他回家——所有这些都在告诉她,她还在病中,请医生看病也许是明智之举。但是,既然拿定了主意要看病,她干脆躺下身子,又一次游离于白日那个自我之外,迫不及待地想把对丈夫及各种东西的渴求通通遗忘。不久,她梦见自己站在一片白雪皑皑的荒野中,积雪晶莹厚实,四周是茂密的松树和云杉。天空阴沉沉的。她走近一个村庄,村庄的房子全都是用木头搭建的,村民鱼贯而出,向她走来。走在他们中间的——比村民更魁梧的统治者——是个年轻的国王。她曾在那间木屋中与他见过一面,她当时把海豹放在一旁和他做爱。他皮肤白皙,脸孔如雕塑般英俊,一双蓝眼睛炯炯有神,但比起上次她看见他的时候,年纪大了不少。他弯下腰,亲吻着她,声明她是属于他的,而后搂着她的腰肢翩翩起舞。村民们都在跳舞,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手拉手或是双手轻扶舞伴腰际转圈圈。他和她,年轻的国王和她自己,在一块高高搭起的木头台面上跳舞,这样村民们能够清清楚楚地看见他们。村民们一边跳舞,一边注视着自己的国王和她,他选择的配偶,看到她和国王在一起,他们开心地笑个不停。音乐声很大,她不知道传自何处。没过多久,年轻国王走下木台离开了她,看都没看她一眼,拉住一位正和他兄弟模样的男孩跳舞的年轻姑娘的双手,笑容可掬地把她领到台上与她翩然共舞。他的手轻轻搭在舞伴腰际带着她不停旋转的时候,她那长长的、系着红丝带的金色辫子也飞了起来,她仰头笑盈盈地看着那一张近得快要亲到她的微笑脸庞。此情此景令凯特一阵心寒,痛苦万分,她拔腿逃离舞场。村民们见状一边紧追不舍,一边高声喊着:“这女人是我们的敌人,国王不要她了。”村民们抓住了她。可是年轻国王对他们的行为不理不睬,对她也一样不理不睬,只顾跟那个女孩跳舞。村民们把她扔进一个坑,坑的四周钉着木板,弥漫着木头香味,她无法从坑中爬出来。她的眼睛正好可以看见坑上方,年轻国王正在台上与女孩翩然起舞。她大声叫喊着,这样囚禁她,太不公平了;不,就这样把她的王后之位废除了,太不公平了。这时,国王猛地收起脸上的微笑,怒气冲冲地搂着舞伴,快步走进雪地来到坑边,斥责她心胸狭隘、不明事理、无理取闹,不了解主宰生活的法则,并声明:作为一国之君,他必须在众村民的眼前,在这个高高的舞台上,和王国内所有的女子一一共舞,一人都不能落下。舞会继续进行着,照常进行的还有喧嚣的音乐、欢快的笑声和甜蜜的香吻。在凯特的一侧,松树左摇右晃,嘶嘶作响,凛冽的寒风越刮越猛,松树转而“呜呜”地悲鸣不已。凯特知道,她得爬出坑洞。离这儿不远的某个地方,海豹就在那里,孤零零的一个,它又开始痛苦地朝大海方向爬行。它以为她抛弃了自己。
就在这时她醒了过来,浑身冰冷。她试着爬起来,想看看自己的模样,脸色是蜡黄的还是猩红的,好判断自己的病情。可是她绵软无力又摔倒在床,只得按铃传唤西尔维亚。进来的是一个她以前从未见过的姑娘。她是个丰满的黑人,穿着白短裙,脸庞圆嘟嘟的,黑眼睛非常友善,嘴角带着笑意,上面长着细细的髭须,暗示着这个女孩以后会成为一个富有权威的漂亮女子。她的步态中散发着自信和对自己的欣赏,因为与西尔维亚和安妮娅一样,她知道自己非常能干,办事能力强。她弯着腰笑眯眯地看着凯特,用生机勃勃的手抚摸着凯特的手,询问她今天的情况。她坐在凯特的床边,握着凯特的手,说她是瑞士人,来自说法语的那个地区,现在正在这里接受管理宾馆的培训;她也有一个在红酒行业当学徒的未婚夫;她顶替了西尔维亚的位置,西尔维亚顶替了安妮娅的位置——因为安妮娅要临时当两周的经理,原来的经理回家探望突然生病的母亲去了。她叫玛莉,脸上一直挂着笑容,说夫人没有发烧,可能是太操心了吧?听了她的话,凯特放声大笑,她也跟着笑了。凯特眼泪都笑出来了,等到笑声退去,代之而来的就是呜咽声,像在索求贴身关怀似的。她的这个索求并不过分;玛莉也这么认为。没错,她头晕、恶心,皮肤烫得像要把自己融化一样。玛莉端来了一碗汤,凯特吃了几口就恶心得想吐;玛莉没有离开房间,灵敏地把凯特扶进卫生间。此时她俩都觉得,似乎应该打电话叫医生了。来了一个医生,和西班牙的那个医生一样,将什么病症都否认了。凯特没有得黄疸病。不,她没有染上伤寒。不,她没有贫血,就是有,程度也不深。她也许得了流感,有流感的症状,她应该卧床休息,吃这些药片……凯特又重新回到睡梦之中。
她身后遥远的地平线上,是一片常年冰雪覆盖的黑黝黝的山峦,太阳徐徐升起,在低低的地平线上横向爬行了一会儿,不久就高出那些山峰好几英尺,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原先黑暗的大地被笼罩在一片朦胧的光亮之中。她待在浓重的晨雾中,只看得见路边干燥的小冰丘。海豹一动不动地躺在她的臂弯,头依偎着她的肩膀。或许因为海豹已经昏迷不醒或奄奄一息,所以她每走一步,它都会上下滑动。她听得见海豹干燥、刺耳、不规则的呼吸声。她应该再往它身上浇点儿水。可是所有的东西都被冻住了,再说海豹干燥的皮肤需要的是盐水。她把那只动物搁在雪地上,在黑暗中寻找可以帮助自己的东西。她发现一块黑色岩石的缝隙中有些盐粒晶体,在这块岩石和另一块岩石中间的小坑中有冰,于是敲碎冰面,里面有一点点水。她把盐晶敲入水中,调了一些盐溶液。然后抱着那只垂死的海豹来到水洼边,尽管水中有盐,但坑里的水马上就要冻结了。她飞快地把水往海豹身上泼,看见水面开始结冰,水马上就会从眼前消失,她的动作更快更猛了。不过,在水凝结成冰之前,她已经把盐水洒遍了海豹的周身,包括干燥的皮肤、脸部和眼睑。海豹睁开眼睛,轻声地呻吟着,这是它给她的问候。她知道海豹现在活过来了,得救了,至少目前是这样。她必须抱起海豹,继续北行,北行……远离那个在这样恒定的日子里一直沉在南方的太阳。她的周围是一片浓重的黑。天又开始下起雪来。她抱起海豹,继续向北前行,因为海豹在呼吸,是活着的,所以凯特觉得它没有那么重了。
直到九月中旬,她才挣扎着从病床上爬起来。她瘦了一大圈。乱糟糟地披在她瘦骨嶙峋的脸上的,是又硬又卷、发根尽白的黄发,梳子都没法梳理。当然,如果能耐心约个美发师,而后花上几个小时工夫,满头的乱发还是可以恢复成“她”那种如丝般光亮的模样,或者曾经的“她”的模样,三个月以前的那个“她”。等到她回家的时候,是不是得恢复到这个夏天前的“风格”,漂亮清楚的发卷,柔顺光滑?可是,她已经瘦成了一把骨头,做头发有什么用?她仔细想了想,其实是她不愿坐在电吹风下。
她把脸上的头发理到脑后扎了起来,她这把年纪梳这样的头发不大妥当,可她没有力气换发式。她穿过喧嚣的大堂走到街上,大堂里弥漫着浓郁的香水味儿,她又感到恶心了。大街上来往的每一张脸,瞧着都像匆忙寻找刺激的游客。街上的行人都盯着她看。她透过商店的窗户看到自己的模样,恍然大悟。她发现早该往头上系一条头巾,再往套在肩头松垮如袋子般的衣服上披一块披肩。她走进街上第一家卖这些东西的商店,顺手挑了顶大帽子,拉下帽檐遮住脸庞。现在她觉得安全了,不会再有人盯着她觉得她不顺眼了。
她找到一辆公交车,艰难地爬到上层,因为身体虚弱有一点儿坐不稳。她想坐车回自己几英里之外的家。她想看一看它。不,不会进去,就看一眼。虽然此时的家被他人租用,但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想看看它,就像看自己的生活一样。
她下车换乘另外一辆公车,来到她家的街道尽头。这条街非常宽阔,绿树成行。街上一个人影都没有。贾斯伯先生的小狗坐在街头,喘着粗气。小狗认出了她,但待在原地没有动。它摇着舌头甩掉大滴的汗珠。看见毛茸茸的小狗被热坏了,她这才明白过来,天气热得不行,自己也是一身大汗。
她在街上慢慢走着,好像现在才刚从国外回来,回到了英国。如今她是真的回家了。她离开了那几个大都市。年轻的哈奇太太在前院给白玫瑰松土。那姑娘抬头瞥了一眼路过她家院子的凯特,然后又看了看她。凯特正想与她打招呼的时候,发现对方已经对这个陌生女子失去了兴趣,继续挖土去了。
凯特站在自家花园的大树下往里张望。结实的庞然大物静默地矗立在半上午的阳光下。天空晴朗无云,花园似乎被晒过头了,有点儿打不起精神。花草都要浇水了。一只鸽子在树上咕咕地叫着,那个至关重要的下午他们就坐在这棵树下。草坪只要修剪一下就行了,租户在他们,真正的主人回家之前,肯定会趁离开前夕匆忙修剪几下的。一张沙滩椅翻倒在草坪上,显得十分落寞。
凯特依旧站在那里的绿荫下。也许会有人走到花园里来。可是没人出来。可能恩德斯太太在煮饭来着?外出买东西了?不过,她干什么和凯特无关。一旦迈克尔和她决定离开这里住到什么地方的公寓去,她的房子,她的家,很快就会变成这副尊容。人们老说“我的房子”,“我的家”。全是胡说。人们从一栋房子搬到另一栋房子,房子大同小异,换了屋主只是稍作改变。凯特在这幢房子生活了近二十五年,但是,此刻却对它一点儿感觉都没有。没有。她真的觉得自己视力模糊,轻飘飘的,像要飞起来,穿过没有遮挡的地方。她确实蠢透了:卧床三个星期,这么久没有好好进食,一爬起来就匆忙跑了半个伦敦到这里来。她应该当天赶回去卧床休息。她正打算离开这棵遮风挡雨的大树,这时在街道对面看见了玛丽。玛丽戴着帽子和手套。她讨厌戴这些东西,难得戴上一回,她究竟去哪儿了呢?凯特的嘴角翘了翘,露出一个笑容,玛丽随时可能看见她的。玛丽和爱丽丝·哈奇一样,瞥了一眼对面站立的女子,又看了看,因为那个女子的模样实在太怪了——流浪者跑到这条高贵体面的街上来干吗?——然后继续前行。
这会儿凯特真的很不是滋味,难过极了。一是因为恐惧,二是因为气愤。玛丽怎么能对她视而不见呢?她们不是这么多年的好朋友吗?天哪,玛丽肯定是喝醉了什么的!她俩一起经历了各种危机,有家庭的,也有自己的,一起带孩子——是不是可能连丈夫都一起共有过?凯特知道,玛丽有一阵子特别迷恋迈克尔——因为是玛丽,所以她连这个都会说。凯特还知道,迈克尔也觉得玛丽很有魅力——是呀,男人都这么认为,尽管他们心里不以为然,尽管他们对她颇有非议。迈克尔就是这样。凯特以前还挺嫉妒她呢——该死的,又来了,又起用虚假记忆了。事实上,她是嫉妒得不得了,差点儿都要病倒了。她与玛丽的感情就是在那时候加深的。说得客气点儿,那段记忆一点都不光彩。
凯特望着玛丽离去的背影,她的背直挺挺的,显得利索干练,头上戴着方方正正的漂亮帽子。她此刻见到的玛丽不是真实的玛丽,她有所掩饰。
意识到玛丽没有认出她来,她松了一口气。不仅如此,她简直高兴极了,好像摆脱了什么东西似的。她快步离开那棵树,走到油光发亮的人行道上的绿荫下。她发现玛丽已经将帽子、手套和鞋子通通脱下,站在自家的草坪上,光着脚丫,张开两脚,双手叉腰,双乳在衣服下微微颤动。因为刺眼的阳光,玛丽的脸皱成一团,她在凝望凯特的房子。
玛丽眯着眼睛,显得一脸困惑似的:这是她的招牌表情。每当玛丽碰到什么需要别人解释的事儿时,脸上十有八九就是这副神情。
比方说她俩说的“发神经的时候”。其实这样的情形只遇到过两次。第一次大约是在一年前,当时玛丽十岁男孩的老师到她家家访。老师对玛丽说,她家孩子缺少一样他应该得到东西——用老师的话说,就是“家庭氛围”。
那个周末碰巧迈克尔不在家,玛丽的丈夫又去上班了,凯特和玛丽的孩子都在忙自个儿的事情。能够同时有空,独自在家,她俩为此欢呼了好几次,她们发觉她俩营造了一个适合“发神经”的气氛。她们悠闲地来到玛丽的卧室,先喝咖啡后喝威士忌。
玛丽把老师家访的经过从头到尾给凯特讲了一遍,态度诚恳,充满困惑,不懂老师让孩子“更合群”是什么意思。于是从她们嘴里冒出了一个又一个词:适应性强、典型、正常、合群、稳重、懂规矩,接着她俩笑了起来,一半是对两天自由生活的憧憬,一半是威士忌的作用,她俩越说越来劲了。
凯特也讲了个故事,告诉玛丽,艾琳的辅导员也到过她家一次,是因为艾琳太“捣蛋”了,还是怎么回事,她给忘了。“她说,像我们这样结构合理的家庭单位,艾琳的问题很好解决。”凯特说。玛丽突然大笑起来。“单位,”凯特说,“是的,她说我们是一个单位。不止如此,是一个核心单位。”她俩放声大笑,开始吼啊叫啊笑啊,嗓门越来越大,玛丽笑得在床上滚来滚去,凯特则趴在椅子上,笑得直不起身子。她们想到了其他事情,每件事情都肯定会带出一大串词。每说一个词,她们就要喊叫一回、翻滚一次。她们故意搜肠刮肚寻找那些能够引发爆笑的词,很快就连普通字眼都具备这种爆笑功效了,不只是像“父母孩子之间的冲突”、“综合征”、“环境压力”这样的行话,而且就连“良好”、“整齐”、“健康”等字眼,都能引发阵阵笑声。再后来,一听到“家”和“家庭”,“母亲”和“父亲”这样的词,她们也都会高声尖叫。
不过,后来凯特发觉开心不起来了,她的不快自行显露——玛丽的直觉非常厉害,她像往常一样,露出大惑不解的神情,希望有人告诉她原委:为什么凯特突然变得闷闷不乐了呢,刚才她不是还好好的吗?
过了几天,她俩在玛丽的厨房里等菜煮熟的时候,又笑开了。这回是因为凯特无意中说了个词,不仅这个词跟整句话脱节了,而且她还特别使劲儿。她说她走进客厅,看见孩子们和她的丈夫在玩牌,可是“丈夫”一词没跟上句子,惹得她俩狂笑不已。之后她俩开始添油加醋,说起各种生活趣事,或肯定会用到那些词的事情:比如妻子、丈夫、男人、女人……她俩笑个没完。一个说“孩子爸爸”,另一个就接过话茬,“挣钱养家的人”,两个女人又喊又叫,简直跟泼妇没有两样。
她俩的做法,和城郊男人在光棍聚会场所的表现一样,正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遭到他们的唾骂、攻击和贬损。
不用说,又是凯特的愧疚心终结了这场闹剧。玛丽看见凯特不笑了,也立刻止住了笑声,没有一句抱怨的话。她点了一支烟,坐在一边抽烟,烟灰飞了一地,换上平时的笑容,好像在说:瞧,咱们住嘴了,咱们是不是太过火了呀?可是合适的度在哪里?告诉我吧,给我讲讲啊?
很快这两次事件都变成了历史,一去不复返了。玛丽想起了会说:“你还记得吧,凯特,咱们笑疯了的时候,咱俩发神经的时候。”她说这话时脸上的表情,就和此刻盯着自家对面房子的表情一模一样:我不懂,要是你能告诉我理由,我想我不会不接受;你知道,我不会和你唱反调。永远不会。
玛丽的四周有沙滩椅、大孩子的攀爬架、自行车、桌子、供鸟饮水的盆、绣球花、给草坪浇水的水管、两只小猫、一个水壶,草地上还有一堆五颜六色的东西,那是她的包、帽子、手套和鞋子。
凯特从贾斯伯先生的小狗身边走过,小狗趴在地上,粉红的舌头上沾满了沙子,尾巴懒洋洋地摇了摇,算是跟她打过招呼。
她坐在汽车上,一遍遍地想:玛丽不认得我了。那姑娘,爱丽丝·哈奇,也不认得我了。
因为是中午,街上车水马龙,凯特坐了整整一个小时公交车才回到伦敦中部的酒店。一路上她都在想:她们不认得我了,她们天天同我见面,居然不认得我了。只有那条小狗还认得我。
她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上台阶进入酒店,尽可能像隐形人一样穿过大堂,靠在令人眩晕的电梯里,走进喧嚣的客房,瘫软在床。她脑子里一直在想:她对我视而不见,她们不认得我了。这个发现不但没让她伤心难过,反而令她大为高兴,大大松了一口气,恍然大悟,所谓友谊、关系、“对人的认识”,都是如此的肤浅,如此容易被否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