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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吧，来吧！”她快乐、温柔地喊道。由于害怕我会生气，她看着我的眼神一直是真诚的。我们推着满载的手推车出去了。大厅里挤满了人：他们在楼梯口上上下下、川流不息，或者等着乘电梯——电梯正常运行。他们笑着，谈着，喊着。下来一群人，脸上放着光、焦躁、生气勃勃、热情洋溢，每个人的样子都像发着高烧。我当然已对大厅里和大楼外面人行道上挤满了人习以为常，但一直不能理解。现在算是弄明白了，我不能理解是因为下面几层沿着走廊的房间都还保持着原样：安静、肃穆，门上标着1、2、3，门后面住着琼斯夫妇一家、福斯特小姐和巴克斯特小姐、史密斯先生和艾里西娅·史密斯小姐——独门出入的小单元，还是旧世界的模样。
我们等着轮到我们上电梯，把装满东西的手推车推进去，电梯上行时塞满了人，他们都看着我们的东西，但显得没有什么兴趣。到了顶层，我们推着手推车进了过道，艾米莉站住迟疑了一下。我能看出来这不是因为她不知道要去的地方怎么走，而是因为她在盘算怎样对我最好，准确地说是怎么对我有利！
顶层的布局和底层完全一样：房间环绕大楼分布，后面有一条走廊，单间不靠走廊，中间是一个庭院，只不过在顶层，庭院当然成了深井或深坑。这里也是一派繁忙景象。门到处都敞开着。我们仿佛走到了一条商业街，人们抱着一捆捆东西，或者推着装了这装了那的旧婴儿车。一个男人小心地将一包贵重东西举过头顶，这样就没人会碰到它了。这让人难以想象大楼下面几层的安静，以及人们要给彼此空间的那种感觉。正对电梯的房间堆满了东西，一直堆到天花板，东西周围有一些孩子低头弯腰给它们分类。一个孩子对艾米莉抬起笑脸，解释道：“这是刚运来的，我正在帮着处理。”艾米莉说：“很好啊，我很高兴。”她想使这孩子放心。在这次交流中，里面又有什么东西让我感到蹊跷：这个小女孩急于要解释清楚。可我们走进的是另一个房间的入口，那里的墙上有一个不规则的裂口，像是挨过炸弹。这个裂口把这个房间和我们刚刚离开的那个房间连通，堆起来的东西已经遮住了裂口。东西通过裂口用手递过来，或者用各种小推车将某些类别的货物运过来。这个房间是存放容器的——坛坛罐罐、瓶子、圆桶等等，它们用各种材料制成，从玻璃到卡纸板。有十几个孩子在做着将隔壁房间堆着的容器通过这个裂口搬过来的工作。有一样东西是这种市场不会短缺的，有一种货物谁都不会长久缺少，那就是体力，需要的时候人们都可以用双手工作。角落里站着两个年轻人，他们手持枪、刀、指节铜套之类的武器守卫着。等我们走到另一个房间的门口时，情况大不相同，那个房间的气氛要低调一些，不那么活跃，而且没有守卫的人，因此我意识到有两个手持武器的小伙子守卫的房间，里面堆放的东西很有价值，而我们走进的这个房间里的东西则毫无价值，和我们手推车里的东西一样，都是电器。
我们在那儿站了片刻，看那里的忙碌景象，看正在工作的孩子们。
“您看，他们领到工钱，”艾米莉说，“或者得到交换的东西，连上学的孩子都到这儿来干上一个来小时。”
我看到的情景确实如此，在这些孩子们中，有些脸非常熟悉，我在人行道上见过。这些孩子穿的衣服比较像样，比较整洁，可更重要的，他们带有谨慎、节制的“我来这儿是我自己愿意”的表情，这是特权阶层的年轻人在从事有损自身体面的工作时的显著特征。简而言之，他们在这里做的事情相当于过去中产阶级孩子们所做的假日工作——为公司包装货物、在餐厅做清洁工、站柜台卖东西。不错，没有艾米莉的话，我不会及时注意到这种情况。可为了加快事情的进展，她敏锐的眼睛一直盯着我。她确实感觉我融入得太慢，适应得太慢。当我似乎表现得慢一拍，没有像她认为应该的那样迅速理解时，她就自己出来解释。看起来随着人们为逃离这个城市而把上面这些楼层腾空，商贩们便搬了进来。这是一幢大型建筑，比大多数房屋更沉重，建筑质量也更好，厚实的地面能够承重。在政府征用所有的垃圾场之前，梅塔先生已买下了一个垃圾场的经营权。还有好几个人参与了这门生意，其中有杰拉尔德的父亲，他一度经营化妆品制造。来自垃圾场的可用的东西被运到这里，进行分类，主要由孩子们完成。人们上楼是来做交易的。许多货物又被搬下楼，进入街上的市场和店铺。
损坏了但还可以修理的东西也搁在了这里。我们经过的一些房间被有手艺的人占据，其中大多数都已上了年纪，他们坐着修理小件的机械装置、用坏的平底锅、家具，还修补衣服。这些房间气氛热烈，趣味盎然，人们围着这些手艺人，站着看他们干活。一个老修表匠坐在角落里，头上有一盏专门为他配置的灯。人们把他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大家都被迷住了，大气都不敢出。围得太紧了，警卫不断请他们往后站，他们不照做，他就用短棍逼他们后退。人们几乎注意不到这个，不管是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他们都那么专注地观赏这难得的修表技术——这位老人的双手在微小的机械装置中游刃有余。
有个女人在给眼镜框配镜片。她在墙上挂了眼科医生的视力表，按照测视力的结果向人们分发二手眼镜。人们站着排队，一个接一个从她那里拿到她认为合适的眼镜。她过去是眼科医生，因此也拥有一大群崇拜者。椅子修补匠和篮子筐子修补匠的四周，都是成卷的灯心草和芦苇。还有一位磨刀师傅——那些旧时的手艺这里都有，每个人旁边都有一个警卫，每个人都引来大惊小怪的野蛮人围观。
一个房间接一个房间，我们从门口走过，里面简直是无所不有！绳子、瓶子、成堆的塑料和聚乙烯薄板——这也许是所有商品中最有价值的。小块金属、短电线，还有塑料胶带、书本、帽子和衣服。有个房间里堆满了似乎相当新、相当不错的东西，它们被送到垃圾场时因为有包装，没有弄脏，没有腐烂：装在塑料袋里的运动衫，还有雨伞、人造花、满满一盒软木瓶塞。
到处是活跃的拥挤的人，到这儿来看的人和来买的人一样多。这里甚至还有个小小的咖啡屋，出售茶、面包和烈酒。许多人显出微醉的模样，但他们许多并没有喝酒，而是逛集市逛的。很难说清楚谁是销售者，谁是购买者，谁是在这里摆摊的，谁是逛摊的。这是多种语言混杂的人群，也是性情温良的人群，他们恭敬地对待许多警卫对他们下达的命令和指示。这群人很有秩序，一旦内部出现争执和意见分歧很快就能自行解决，不会激起导致事情恶化的不满情绪。人们开着玩笑，互相展示自己买的东西，甚至互相之间买卖东西，无须履行正规交易者所要履行的正常、受到认可的手续。商贩想要的就是一大群人，人越多越好，各种货物流进流出。
我们把整个顶层都转了一圈，不计其数的人跟我们打招呼，许多在人行道上见过的人现在都到了这里。我们又回到堆电器的房间，把我们的手推车往里面推。我们送来的这些货物换得了几张代金券。我对艾米莉说，既然是经她提议我们才来到这儿，她应该享有这次行动所得。她显出讥讽的表情——我对此已作好了准备，明白这是因为我对能得到的回报期望过高。我很想知道我的烤箱和烤面包机的命运。哦，它们会被拆成零件，这些零件会被装到别的物件里——显然它们不再具有原先的用途了。我当然不会在乎失去它们吧？那么既然我不会在乎，她非常想把它们拿到杰拉尔德的那所房子——我确定自己不在乎吗？有些东西可以用在厨房里，因为我们缺少这些东西。我们找到了一个平底锅、一个搪瓷壶、一只塑料碗和一把硬毛刷子，这就是我们用先前的电器设备（我住的公寓毕竟设备齐全）换来的东西。
回到我们的公寓，艾米莉脸上没有了小女孩的可爱模样，刚才没有那副模样她不可能带我去楼上冒险，她清楚地感觉这次冒险是进入了她的领地，而那里离我的领地实在太远。她坐着观察我，由于我没有几句恭维话，我想她正疑惑我是否真的理解对她和琼这样的孩子，货物——“东西”的意义已经不同了。从某些方面来说东西更为宝贵，因为不可替代，但也没有价值……不，这么说并不正确，应该说个人所谓的价值是不存在的。东西属于人们的方式与以前不同了。当然，在得到并拥有的时代逝去之前，这在某些群体中间确实存在过：他们尝试过各种共同生活的实验，此外还有像“瑞安一家”那样的人们禀承不分你我的观念的事实，但这没有任何理论或想法作为基础。琼就是琼·瑞安。在旧社会崩溃之前，在一切都还被认为处于正常状态的时候，当局早就对她的家庭失去了信心。而作为瑞安家的成员……后面在合适的地方我会多讲讲“瑞安一家”……
可我为何要推迟呢？在这个地方说和在别的地方说没什么不同。我之所以想推迟为描述“瑞安一家”情况而必须说的话，只是因为要进一步说明或指责前面说到的当局对“瑞安一家”的态度？“瑞安一家”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这种观点同时在理论上（有关社会和它的运作机制）和实践上都可以被接纳吗？
要描述他们的话，他们的生活环境读者不知已经听过多少遍了——这是一个教科书式的事例，是那些社会福利工作者一直呼吁关注的。一个爱尔兰工人娶了一个波兰难民。两人都是天主教徒。后来，他们有了十一个孩子。男的酗酒，性情粗暴，朝三暮四。女的酗酒，神经质，能力低下，她的爱情反复无常。孩子们不会老实待在学校里。福利部门的官员、住房部门的官员、警察局和心理学家都知道这瑞安一家。当时有两个年龄较大的男孩因偷窃受审，有一阵子被送到了少年管教所。第二个女儿怀孕了，年仅十五岁。这种事都没什么新鲜的，但瑞安家的事似乎更严重，更加无可救药，因为这个家庭有这么多的成员，因为夫妻两人都是真实、生动的人物，他们所说的话可能会在研讨会和各种会议上被引用，单个事例经常会摆脱默默无闻的状态，成为典型事例。仅在我们的城市，就有数以千计的各种肤色、不同民族的“瑞安一家”，除了他们的邻居和当局就无人知道他们，这些人在某个时候发现自己进了监狱、少年管教所、在押候审所之类的地方。但有个慈善机构对瑞安一家发生了兴趣，把他们安置到一所房子里：这样做是让他们住在一起。
这是官员们愿意看到的图景，因为问题已妥善解决了；这是报道里提供的图景；报纸之所以从众多的这类家庭中选择出瑞安一家，是因为他们具有的特征比别的家庭更明显，更有代表性。这就是所谓处于贫困线以下和最下层。有一本书记录了十几个事例，“瑞安一家”也在其中，书名叫《被富裕社会拒之门外》。一个大学刚毕业的青年（他姑姑是参与此事的福利工作者）为写书搜集了各种记录，他的书《我们在制造野蛮人》将瑞安一家和把罗马从巅峰拉向灭亡的野蛮人作了对比。
瑞安一家……
刚开始的时候，瑞安家的房子怎么样呢？唉，它脏极了，家里的家具都适合扔进垃圾场。什么也没铺的地面只有污物、一根骨头、一盘腐臭的猫食。对狗呀猫呀也好，对孩子们也好，都是想起来就喂一喂。那里从来都是供暖不足，于是瑞安家十三口和他们家的朋友们（瑞安一家招来一帮朋友在他们家住），总是在一间房子里挤作一团。当父母的总是喝得大醉，有时候孩子们也这样。朋友们有着各种肤色，往往都有着不凡的经历。他们都坐在一起，吃饼干或炸薯条，聊个没完。不过有时当母亲的或某个年龄较大的女孩把土豆和一点肉一起煮，或者打开几个罐头什么的，而这就和过节一样了。炸土豆片、甜饮料和每杯加上六到八勺白糖的茶——这就是瑞安家的日常饮食，因此当糖分在他们动脉里上下翻腾的时候，他们总是那么无精打采，或者处于某个不正常的活力高峰。他们坐着谈个没完。“瑞安一家对抗世界”这部编年史不断地增添新内容，让一屋子人兴奋起来。三个半大孩子如何在操场上被敌对帮派或家族的人攻击，然后如何打赢了；做福利工作的女士如何留下一张纸，上面写着，他们第五个孩子玛丽必须在星期三去诊所，真的必须记住这个时间，因为她的皮疹得赶紧治；保罗是如何发现一辆汽车忘了锁就开走了——无论那是什么事情，就因为它们是瑞安一家的事情。两个瑞安家的女孩去了一家连锁店，出来时带着二十个塑料小钱包、两磅咖啡、园艺大剪刀、从印度风味货架上拿的一些香料和六只塑料滤器。这些物件要么扔在什么地方派不上用场，要么可能用来换别的东西。她们偷东西只是为了偷而偷，不是为了拥有。鲁丝的朋友黑女孩苔萨、苔萨的弟弟、鲁丝的另一个朋友艾琳和艾琳的妹妹，他们整个下午都在大马路某家待人友善的电视机商店里看电视，有些商店不驱赶下午溜进来不花钱看电视的孩子。他们这样做是因为瑞安家的电视机常常坏，老是看不了。斯蒂芬在街上见到一只狗，就跑到运河边扔树枝逗弄那狗，那狗聪明极了，一次捡回来三根，五根还不是最多的，有一次还捡回来六根……瑞安家的人和朋友们谈着，谈着。他们喝酒，高兴得不得了，活得很快乐，始终伴随着生动、精辟的评论。到他们要睡觉的时候，已是凌晨三四五六点了，但他们睡觉也不脱衣服，这所房子里的人睡觉都不脱衣服，因为这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上床睡觉。孩子会坐在姐姐的腿上打起盹来，他要么就在那里睡下去，要么在地上铺一件衣服，睡在上面。早晨的时候，房子里的四张床每一张上都有三四个人，连同狗和猫，都紧紧挤在一起，获得温暖，给别人温暖，保护别人。十点，十一点，下午都过了一半了，他们才起床。要是一个人找到了工作，那不出一个星期，就会被炒鱿鱼，因为谁也不可能准时起床。
他们靠福利生活，除非瑞安先生自己觉醒，不再酗酒，去找一份工作——他是个木匠。等到挣来了钱，他们就有衣服和鞋子了。这些衣服是大家共用，谁都可以穿，谁也不占有特定的这件运动衫或那件连衣裙。孩子们凡合身的就穿，搁得最近的拿过来就穿。新衣服刚买回家才一天，就可能由于这个或那个原因，轻易地成了破衣烂衫。
孩子们往往凭一时冲动再去“干活”。琼，这个瘦瘦的、长相很可爱的小女孩，从七岁开始就成了领头的。四五个孩子偷偷溜进一个公寓或一家店铺，出来的时候拿着的是钱？不，不是这么回事，这么说不够正确。换言之，假如是钱，那么他们的口袋里有几天塞满了成叠的钞票，但这些钱会很快散尽，分送别人或被别人“顺手牵羊”。他们得到的回报更可能是在电视广告里见过的大理石桌灯和一堆咖啡桌，他们喜欢这些东西的外表，还有带粉色塑料框的镜子和烟卷——最后这一项不仅实用，而且当即就分发掉。
重要的是，圣徒和哲学家的目标他们生来就有——这可以称为“瑞安一家的生活方式”。每一天、每一次经历都很充实，每一次行为都与其结果分离。“要是你偷窃就会进监狱。”“要是你吃东西不适当就会患维生素缺乏症。”“要是你此时花掉这笔钱，周五就没钱付房租了。”进出这所房子的官员们一再地向他们说明这一切，但这些真理进不了瑞安家人的脑子。
这当然要让教士和精神引导者们感到羞愧吗？依恋财物是坏事？什么样的财物呢？瑞安家的成员没有个人财物，甚至连一件衬衫或一把梳子都没有。做习惯的奴隶是一种束缚吗？什么样的习惯？除非没有习惯本身是一种习惯。他们视邻如己？他们具有这种极端贫困者的气度：在这个由瑞安一家和友人们组成的“家族”中，不管肤色是白，是黑，还是棕，他们白天黑夜进出这所房子，是无限的给予和宽容，是待人大度和善解人意——这是许多比他们走运（或至少没受情状和环境的残酷压迫）的人所不具备的。
人不应该在意外表？长久以来在意外表对瑞安一家来说一直是一种奢侈。
人不应该傲慢无礼，不应该坚持自己的权利，而应该怀着谦卑之心和无所要求吗？只要在瑞安家待上五分钟，就会使任何中产阶层的人愤愤不平地给他的律师打电话。
毫无长远打算，没有责任感，不抱希望，没受过教育和不可教育，他们能读和写自己的名字就算不错了；受尽贬损，意志消沉，道德堕落——不分性别和年龄，四五个人挤在一张床上，还能有什么结果？除了瞬间的“飘飘欲仙”，其他时候则处于肮脏、不卫生、满是虱子和因营养不良而衰弱无力的状况……简而言之，旧时社会认为坏的东西瑞安一家无不具备。旧时社会致力于做的瑞安一家连试都不想试，他们决意不参与，他们实在受不了这一切。
可怜的瑞安一家，命中注定要彻底毁灭；危险的瑞安一家，对我们所有人和我们的思考方式都是极大的威胁；幸运的瑞安一家，他们平时的生活是共同的和混乱的，却似乎充满乐趣和情感——他们喜欢待在一起。他们互相喜欢。
当糟糕的时代开始之时，或更准确地说，感觉到糟糕的时代正在开始时，情况大不相同了，瑞安一家及其所有同类，人们对他们的看法也突然间大不相同。首先，也很顺理成章，这是社会学的老生常谈：儿子中有几个在警察局，或雨后春笋般兴起的某个军事、半军事组织中找到了差使。接着，这些人在漫游的群落中最适应勉强糊口的生活。因为在还没有迁移的时候，他们就住过肮脏的房子、破烂的房子，地方当局监管的公寓和占据空屋者聚集的街道上的旅舍，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大的不同？此时他们比文明社会供养他们时吃得更好，更健康。说他们愚昧无知？他们很有能力，怀着乐趣幸存下来，而中产阶级却没有多少人属于这种情况。中产阶级要么假装并没有真的发生什么，只不过是社会的一次改组，装聋作哑地过下去，要么以各种方式逃避现实，他们承受不了不再以声望和财富来衡量人的价值的生活。
“瑞安一家”不再是极端例子，他们融入了社会，被社会所吸纳。至于我们的瑞安一家——在这里描述的真实家庭，当父亲的已在酒后的意外事故中丧生，而那位母亲和三个年龄较小的孩子仍是附近这一带的核心人物。大一点的孩子除了两个在警察局，其他的都离开了这个城市。琼已让自己依附于杰拉尔德的大家庭，她的一个弟弟也有部分时间待在那里。“瑞安一家”终于变得没有特别之处了。他们以谦卑和无所要求的方式已成为我们社会的组成部分，甚至在他们好像并非如此的时候——他们已被塑造成这个样子，他们服从于社会。他们和不久以后将要出现的“来自地铁的孩子帮”远远不同，这种不同相当于我们以前与“瑞安一家”的不同。后来这个孩子帮从我们的生活中冒出来，毁掉了杰拉尔德的大家庭。
我使用“杰拉尔德之家”这个名称，就像人们曾经使用“瑞安一家”，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两者都是暂时的生活方式。我们所有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妥协、我们小小的调整，都是权宜之计，没有哪个能够保持下去。
可当它们还能保持的时候，那么专心依附，那么全力以赴，犹如艾米莉履行她在杰拉尔德之家的职责那样。现在我就要去杰拉尔德之家了，因为艾米莉和我回到自己住的公寓没几分钟，便有人按门铃。来人是琼。我们都堆出欢快却不安的笑容。她刚开始并没有提到那次抢劫，而是坐在地板上双臂搂着雨果。她的目光在房间里扫来扫去，看看她此前拿走又被迫送回来的东西现在放在了何处。大部分东西都已被归置到橱柜里和储藏间，不在房间里了，但在一张椅子上还搁着一捆毛皮。她终于挺唐突、挺绝望地要给一个“补偿”了。她说：“没什么问题，对吧？我是说，这些都挺好吧？”她还站起来去拍拍那捆毛皮，仿佛那是可能受了她伤害的动物。我很想笑出来，或要露出微笑，可艾米莉朝我皱皱眉，实在是一副愤愤的表情。她温和地对琼说：“是的，一切都很好，谢谢。”那女孩听了就高兴起来，她转过脸盯着我，挺吃力地说：“你到我们那儿去看看吗？我的意思——杰拉尔德说没问题。你看，我问过他。我问他你能来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非常想去。”我说，用眼睛询问艾米莉的意见。她现出微笑——这是母亲或监护人的那种微笑。
但艾米莉自己先要准备一下。她刚从浴室出来时，新洗的头发梳过了，一身整洁的衣服，蓝色棉布衣服显出她胸部的轮廓，她面颊柔和、新鲜，散发着香皂味——一个姑娘打扮整齐，装束停当，准备好了要将自己奉献给她的职责，奉献给杰拉尔德。可她眼睛里透出忧郁、戒备和担忧。旁边站着女孩琼，脸上没遮没拦，毫无戒备之心，此时正对她的朋友——小妇人艾米莉露出信任的微笑。
我们三个步行穿过布满尘土的街道，那里照例丢弃着废纸、空罐子和各种碎片。路上我们肯定要经过一座标志着观光业最后一次努力的高耸的旅馆，我在观察艾米莉会选择怎样的走法。每个人都在这些街道存在的种种风险中选择谨慎的走法。是选择走过一座可疑的大楼，冒可能成为猎物或攻击目标的危险，还是拐到另一条街完全避开，是大胆地问声好，走进有守卫的花园，还是脸侧向一边匆匆走过，这些都能够显示出她很大部分个性来。艾米莉径直走去，满不在乎地从那些垃圾里走过。我已经不是第一次惊叹她家里家外不同的行为标准：在家里，艾米莉精细得如同一只小猫，而在外面，她似乎看不到踩过的东西。
这家旅馆被擅自占据空屋的人占用已经很长时间了。“擅自占据空屋的人”又是一个已经废弃的说法。尽管这地方和所有依赖技术手段运转的复杂建筑一样，犹如一部不能再使用的机器，却有各种各样的人住在里面。
今天仰望直插灰蒙蒙的酷热天空的楼身，它活像一挂网眼织物，显得破烂、斑驳——窗户都被打碎了，留下深凹的窗洞。不过上面到处布满了装置。某个窗户外面装有一个闪亮的旋转物——有人拼凑起一个捕风用的风车，把它变成热水或照明的动力。其他窗户外面倾斜着固定住一些圆盘，从街面往上看像蜘蛛网似的。这些圆盘是不同种类的太阳能线圈，这些摇摇摆摆、晃来晃去的最新式奇妙装置，在永恒不变的线绳和木头上，在天空中一直变换着颜色。
大楼的高处显得快乐，甚至有些轻浮，因为有蓝天充当背景；而在下面垃圾围绕大楼堆积着，有几条小道清扫出来通向大楼的各个门。那气味——我不该在意那气味，因为艾米莉和琼似乎轻易就能把它忽略掉。
前不久我曾进入过这座大楼，一直上到顶层。我站在那里，俯瞰这个城市，不出我所料，城市看上去与好几年前机器停止运转之前没有太大不同。当时我凝视着下面，幻想让自己回到过去。我们每个人都这样做过多次，找相似的东西和比较不同，平衡头脑里的事实以便适应它们，调整自己来应对它们。现实状况是如此不同寻常，梦幻一般，适应它就意味着要习惯这个进程：曾经是那个样子，对不对？是的，曾经是那个样子，可如今……当我站在上面，正在想有一样东西不见了，那就是飞机。喷气式飞机起飞或降落到机场，主宰着天空。这个时候我听到一阵轻柔的嗡嗡声，不比蜜蜂的声音大，原来飞来一架飞机。很小的一架，像一只蝗虫，漆成了鲜红色，曾经有那么多坐满人的大机器轰鸣着飞过，此时却空荡荡地只有这一架小飞机。这也算是一个幸存者，运载的也许是警察、军人。或者几个高级官员乘坐它向外飞去，到某地参加某个研讨会，商谈一番，通过有关我们的处境、整个世界的悲惨困境的决议。它看上去很漂亮，看到这个小东西在空荡荡的天上闪闪发亮，飞向某个没人眺望得到的地方，除了想象力能用某种方式把那个地方拉近。想到这些真令人精神振奋。
那一次我慢慢地往下走，一直走到这座从前的旅馆的底层，我在探索，我在细细查看。我想起了一个为非洲劳工建造的新居住区，位于一个大矿区的外面，我去看过。毕竟是在不太久远的岁月之前，当时各个大陆都有紧密的联系，也就是一天路程这样的距离。那个居住区占据了大片的土地，都是在同一时间建成的，由上千座完全相同的小“房子”构成，每座房子都包括一个房间、一个厨房和一个带洗脸池的厕所。但在一座房子里，你会看到部落乡村的生活模式几乎原封不动地被带到了城镇：在砖地中央燃起一堆火，卷起的地毯竖在一个角落里，两个平底锅和一个筒杯搁在另一个角落里。在邻近的“房子”里则是一派维多利亚时代的体面场景：一个餐具柜、餐桌和一张床，都锃光发亮，许多编织装饰品，入口处对面墙上挂着王室成员照片，一身戎装的女王可以与观察室内景象的人交换赞许的眼色。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变种和折中——这便是这家旅馆此时的光景。它是一组直立的街道，其间无奇不有，有极其讲究清洁、成为大家笑柄的家庭（这又回到了英国有效的污水处理系统出现之前的状况）——其成员端着卧室里用的痰盂马桶跑在楼梯里跑上跑下，去找一个仍可以使用的厕所。还有在地板上生活、吃睡的人们——他们在石棉板上用燃料烧火，朝着窗户外面撒尿——在那些日子里，从天上洒下细碎的水点不一定意味着快下雨了或水汽冷凝成了水滴。
可能正是由于这一点，我想赶快继续往前走，离开那里，而不是停留在那里，站在垃圾中仰望。特别是当我透过底层的窗户看到两个持枪的年轻人，我更急于走开。这两个年轻人是作为大楼的一部分守卫大楼，还是只守卫他们自己的房间，谁知道呢？可琼，见到他们便大声喊了起来，显出快乐的模样——以她特有的快乐方式，仿佛一点点事情都能给她无穷的快乐。她为要艾米莉等她一会儿而说了声对不起（她把我的在场彻底忘到了脑后），我们两个——艾米莉和我，站在云雾般的苍蝇群中，透过窗户看着琼拥抱和被拥抱的情景。其中一个年轻人曾去瑞安家的房子做过客，这意味着他差不多就是这个家庭的成员。此时他给了她十几只鸽子。他们拿的枪是气枪。我们刚到时鸽子们已飞走了，它们还会回来在垃圾堆上停留，那是它们进食的地方。我们离开时带着那些死鸽子，它们将用来做那个大家庭的下一顿饭菜。我们听到身后有很多翅膀柔和的呼呼拍打声，然后是砰、砰、砰的气枪声。
我们穿越几条已经弃用的铁路，此时长着茂盛的植物，艾米莉走过时拔下一些药用的和调味用的。不多一会儿，我们就来到了那房子的侧面。不错，我外出散步时出于好奇曾经到过这房子，但我从没想走进去，一直怕会冒犯艾米莉。琼又向站在底层百叶窗后面的年轻人挥手。由于天气炎热，百叶窗半开着，还是有某种武器搁在旁边。我们走进了一个房间，空空的却很干净——这是首先令我吃惊的，因为我还是没有摆脱对“瑞安一家”状况的联想。什么家具都没有，却挂着窗帘，百叶窗擦得非常干净，小地毯和床垫卷起来靠墙竖着。我被带着匆匆走过一个又一个房间，同时我在寻找公用房间——餐室、起居室之类。有一个长房间是吃饭用的，有放桌面的支架和长凳，都擦得光亮。其他房间作为工作室或起居室，都有各自应有的摆设。我们一个个门打开走进去，一帮帮孩子坐在床垫上，这些床垫也就是床。孩子们在交谈，或在做某项工作，墙上挂着他们的衣服和所有物。可以看出，自然的亲近和联合已将这个社群组成一系列小组。
这里有厨房，一个很大的房间地面铺着石棉板，再上面是波纹铁板，无论什么燃料都可以在上面燃烧。此时就有火烧着，两个男孩在准备饭。他们看到来的是艾米莉，都站到一边让她品尝和检查：做的是炖菜，把肉类替代品和土豆一起煮。她说味道不错，但加点调味的植物怎么样，她把在铁路那里拔的一把东西交给他们。这里还有一些鸽子，他们愿意的话可以收拾一下这些鸽子，找别人来干这额外的活儿也行。不用了，她，艾米莉，会找到人来干这个。
现在我弄明白了此前隐约注意到的情况：当孩子们见到艾米莉时的反应方式，就是人们对当局的反应方式。此时因为她批评了那个炖菜，一个男孩就跪在地上，用一片锋利的钢在一块板上切那把绿色植物——他已接到了命令（或者他感觉如此），正在照她说的做。
艾米莉的眼睛看着我，她想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对看到的作何解释，对此我怎么想。她看上去那么担忧，使得琼本能地把手放在艾米莉的手里，对她微笑——这一切都是一种境况在细微之处的鲜明呈现，我没有以假装没看到来逃避。
仅仅几天前，艾米莉从这个大家庭回来，时间已经不早了，她对我说道：“没有权势等级还真不太可能。不管你怎么努力都避免不了。”她说着都快流泪了，那是小女孩流的眼泪。
于是我说：“你不是第一个遭遇这种困境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