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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貌不是我的强项。在公共汽车上,我常常以阅读或萎靡来掩饰我的这种缺陷。不过今天,面对一个站着的女人,我从自己的座位上自行站了起来。那个女人有着传报天使[1]的朦胧外表。
那位受惠于这个无意识让座行为的夫人对此以非常热情的话语表示感谢,以至于引起了两三个乘客的注意。不过旁边的座位马上也腾出来了,天使以一个轻微的示意动作让我坐下来,她自己也露出漂亮的轻松表情。我坐在座位上,希望我们在行程中不会遇到什么麻烦。
不过那一天我受到了命运的驱使,以一种神秘的方式。又一个女人上了车,她的身上并没有翅膀。这是一个让一切回归正轨的好机会,但我没有抓住它。我当然可以仍旧坐在座位上,由此扼杀一个虚假声誉的胚芽。然而,怯懦的我自觉与我的女伴已经达成某种约定,还是赶紧站了起来,有礼貌地把座位让给了刚上车的女人。看上去从来没有人给过她如此礼遇,她以语无伦次的感激话语把事情推向高潮。
这次可不只有两三个人微笑着认可了我的礼貌行为,至少有一半乘客把目光投向我,仿佛在说:“这才是绅士。”我想下车,可又立即放弃了这个想法,坦然地随遇而安,进而希望事情到此为止。
过了两条街以后,一个乘客下车了。一位夫人从车的另一端招呼我坐到那个空座位上。她只是用一个眼神招呼了我,可那眼神不可抗拒,甚至制止了一个动作领先于我的人。可那眼神又如此温柔,让我以犹豫不决的脚步穿过过道坐到那个座位上,那是个荣誉之地。几个站着的男性乘客鄙夷地微笑着。我已经揣测到他们的羡慕,他们的嫉妒,他们的怨恨,我感到有些痛苦。而夫人们正相反,仿佛在以她们沉默而热情的赞许保护着我。
一个新的考验,比前两次更重大的考验,在下一个拐弯处等着我:一名带着两个小孩儿的夫人上了车,一个孩子在怀中抱着,另一个孩子刚会走路。在万众期待之下,我立即站了起来,向那动人的三人小组走去。女人带着两三个包裹艰难地走过来,她至少走了半个街区,而她的大手包一直没能打开。我尽最大可能迅速地帮助了她,帮她安排好孩子和包裹,并跟司机说给两个孩子免票,女人最终坐到了我的座位上,而女乘客们刚才也一直守着这个座位,免得其他人坐上去。我牵住大孩子的小手。
我对乘客的义务陡然增加。大家都可以指望我为他们做任何事情。在那个时刻,我成了女人们心中理想绅士和弱者保护人的化身。责任感就像一层令人难受的胸甲压在我身上,而我则希望身侧有把剑,因为总会有严重的事情在我这里发生。例如,如果某个男乘客有越轨行为,这种事情在公共汽车上常有,我就应该告诫那个冒犯者,甚至与他进行战斗。不管怎么说,女人们对我巴亚德[2]式的反应完全放心。我觉得自己都快疯了。
这时候我们已经到了我该下车的那个拐弯处。我看到了我的家,就像看到一块应许之地。可是我没有下车。我无法动弹,公共汽车猛然起动,让我产生一种这大概是一次横跨大西洋的奇遇的想法。我迅速平静下来,我不能就这么逃走,辜负那些已经把她们的安全寄托于我的女人们,她们已经赋予我掌舵人的地位。此外,我还得承认,一想到下车后,我那在此之前一直克制着的冲动将得到释放,我就备感拘束。如果说一方面我使得大部分女人都感到安全,那么另一方面我对自己在男人们中间的声望感到不安。可能等我刚下车,我身后就会爆发出欢呼或嘘笑声。我不想冒这个险。而且如果某个怀恨在心的人利用我不在的机会放任他自己的卑鄙行为呢?我决定留下来,在终点站,直到所有人都安全了,我再最后一个下车。
女人们在她们各自的拐弯处心满意足地陆续下车了。我的天哪,司机让公共汽车靠近人行道,并把车完全停下来,等待每一位夫人将她的双脚踏到地面上。在最后一刻,我在每张脸上都看到一种和蔼的表情,有些像亲切告别的样子。带着孩子的女人在我的帮助下最后一个下了车,给了我几个儿童式的吻,那几个吻依旧沉重地压在我心头,就像是一种自责。
我在一个空旷甚至可以说是蛮荒的拐弯处下了车,没有盛大的场面和仪式。那辆公共汽车离开了,车里已经没有了那群造就了我绅士声誉的零零散散、偶然相遇的人们,但在我心中,依然保留着大量且多余的英雄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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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传报天使指的是天使加百列,他向马利亚传报耶稣将通过马利亚成胎而降生。
[2]巴亚德(1476—1524),法国中世纪末的一名骑士,被誉为“无畏无瑕的骑士巴亚德”。他征战一生,是法兰西骑士的榜样、标杆和化身,是中世纪至文艺复兴时代西方骑士精神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