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来的就是这个小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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妮娜·雅罗舍维奇，九岁。
现在是一名体育老师。
家里所有人都为这件大事激动不安……
傍晚，大姐的未婚夫来向大姐求亲。大家讨论到深夜，什么时候举办婚礼，新婚夫妇去哪里登记结婚，邀请多少客人。而一大清早，父亲就被叫到了兵役委员会。一个消息传遍了整个村子——战争爆发了！妈妈惊慌失措：怎么办啊？我只想着一件事：忍过这一天就行了。还没有一个人跟我解释，战争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也许会延续很长时间。
正是夏天，天气炎热。我想到小河里洗澡，可妈妈把我们叫到一起，准备上路。我还有一个哥哥，刚把他从医院里接回来，他的一条腿做了手术，他回来时拄着双拐。妈妈说：“大家应该一起走。”往哪里走？谁也不知道。走了大约五公里，哥哥一瘸一拐，哭了。能拿他怎么办呢？我们又返了回来。父亲在家里等着我们。那些去了兵役委员会的男人都回来了，德国人已经占领了我们的地区中心——斯卢茨克市。
敌机飞来进行了第一次轰炸——我站着，注视着炸弹，直到它们落到地上。有人提醒说，应该张开嘴巴，要不然耳朵会被震聋。于是，我就张着嘴，捂住耳朵，但仍然听到那些炸弹飞落的声音、呼啸的声音。这简直太可怕了，不仅脸上的肌肉，就连全身的肌肉都绷紧了。我家院子里挂着一只水桶。当一切安静下来，摘下它，数了数上面，一共有五十八个窟窿眼儿。水桶是白色的，他们从高处以为这是一个蒙着白色头巾的人，于是他们就开枪扫射……水桶吸引了他们的视线……
第一批德国人是坐着大汽车来到村子的，汽车上装饰着白桦树枝。我们这里举办婚礼的时候，也会这样装饰。折来好多桦树枝扎花车……我们透过篱笆悄悄偷看他们，那时候没有院墙，只有篱笆。从柳茅子后面窥探……看起来，他们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我想看看，他们长着什么样的脑袋？为什么我有这样的预感，他们都长着不是人类的脑袋……已经有传言，说他们会杀人，会放火。可他们坐在汽车上，说笑着，心满意足的样子，皮肤晒得黝黑黝黑的。
清晨，他们在学校的院子里做早操，冲冷水澡。他们卷起袖子，坐上摩托车——就出发了。
几天之内，在村后的牛奶厂附近挖了一个大坑，每天早晨五六点钟从那里都传来射击声。那里的射击一开始，连公鸡都不啼叫了，吓得躲藏起来。傍晚的时候，我和父亲赶着大车从那里经过，在离大坑不远的地方，他拉住了马的缰绳。“我过去一下，”他说，“我去看看。”他的堂姐在那里被枪杀了。他走过去，我跟在他的后面。
突然父亲转过身，挡住我，不让我看到那个大坑：“你回去，你不能再往前走了。”我只看到，我迈过的一条水沟，里面流的水是红色的……一群乌鸦腾空飞起。那么多的乌鸦，我尖叫了起来……这之后的几天里，父亲不能吃东西。他看见一只乌鸦，就跑进屋子，浑身发抖……像发疟子一样……
在斯卢茨克的公园里吊死了两位游击队员的家人。天寒地冻，吊死的人都被冻得硬邦邦的，每当刮风时，他们就被吹得摇摇晃晃，嘎吱嘎吱作响。嘎吱嘎吱的，就像森林中冻僵的树木……这种声音……
当我们被解放后，父亲去了前线，他跟着队伍出发了。他不在家的战争期间，妈妈给我做了第一条裙子。裙子是妈妈用包脚布给我缝制的，包脚布本来是白色的，她用墨水染了染，一条袖子染得颜色不太好。我很想把自己的新裙子给女伴们看看。于是，我就侧身站在栅栏边，袖子染得好的一边朝外，把染得不好的一边藏在里面。我觉得，自己打扮得是这么漂亮，这么美丽！
学校里，坐在我前面的小女孩叫阿妮娅。她的父亲和母亲都去世了，她和奶奶住在一起。她们是难民，是从斯摩棱斯克逃难来的。学校给她买了大衣、毡靴和锃亮的胶皮套鞋。女老师拿来，把所有东西都给她放到了课桌上。我们悄无声息地坐着，看着，因为我们中间任何人都没有这样的毡靴、这样的大衣。我们都很嫉妒她。有一个小男孩撞了阿妮娅一下，说：“瞧你多幸运啊！”她倒在地上，哭了起来，抽抽噎噎地哭了四节课。
父亲从前线回来了，大家都赶来看望我的爸爸，也看望我们，因为爸爸回到了我们的身边。
第一个前来的就是这个小姑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