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清洗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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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佳·特鲁契科，十三岁。
现在是石灰厂部门主任。
有过一段这样的经历……
战争开始前两天，我们把妈妈送到了医院，她病得很厉害。医院位于布列斯特市。后来，我们再也没有见到过妈妈。
过了两天，德国人就进了城。他们把病人从医院里驱赶出来，而那些不能行走的人，不知道用汽车拉到了哪里。人们说，那其中，就有我的母亲。他们在某个地方被枪决了。但是在哪里？如何处决的？什么时间？我不知道，任何痕迹都没有留下来。
战争迫使我和妹妹还有父亲留在了别廖扎的家中。哥哥瓦洛佳在布列斯特交通技术学校上学。另外一个哥哥，亚历山大，在平斯克的红色舰队学校毕业后，在轮船上成了一名管理发动机的工人。
我们的父亲——斯捷潘·阿列克谢维奇·特鲁契科——是别廖扎地区执委会副主席。他接到上级命令——带着文件撤退到斯摩棱斯克。他跑回家：“费佳，带上妹妹，赶快去奥卡罗德尼基的爷爷家……”
早晨我们就到了爷爷住的小村庄，深夜的时候，瓦洛佳哥哥来敲打窗子，他从布列斯特走了两天两夜。十月的时候，亚历山大也来到了小村子里。他说，那条开往第涅伯彼得罗夫斯克的轮船被炮弹击中了，有的人幸免于难，被抓住当了俘虏，有几个人逃跑了，这其中就有我们的萨沙<sup><small>44</small>。
当游击队员们来到爷爷家时，大家都很高兴——我们要跟着他们一起走！我们要去报仇雪恨。
“你几年级毕业？”当我被带到指挥员跟前时，他问我。
“五年级。”
我听到他的命令：“留在家庭营地。”
他们给哥哥们发了步枪，而给我发的却是铅笔，让我继续上学。
我已经是少先队员了。这是我最主要的王牌，我是一名少先队员。我请求入伍。
“我们的铅笔比步枪还要少。”指挥员笑着说。
整个战争期间，我们都在上学。我们的学校被人们称作“绿色学校”。没有黑板，没有教室，没有课本，只有学生和老师。大家只有一册识字课本、一本历史教科书、一本算术习题集、一本地理教科书。没有纸，没有粉笔，没有墨水和铅笔。我们扫干净了地面，撒上沙子，这就成了我们的“黑板”，我们用细树枝在上面写写画画。游击队员们送来了德国人的传单、旧壁纸和报纸，用它们代替练习本。甚至不知从哪里搞到了一口学校的钟。这让我们喜出望外。如果没有钟声，难道能称为真正的学校吗？我们都还戴着红领巾。
“防空警报！”值日生大喊。
这片平地一下子空了。
轰炸过之后，继续上课。一年级的学生们用细树枝在沙土地上写：“妈——妈——清——洗——伤——口……”
人们用树枝和木头段做了一个立着的大算盘，还用木头雕刻了几套字母。我们甚至还有体育课，我们修建了运动场，里面有单杠、跑道、攀登杆、手榴弹投掷区。我投掷手榴弹比所有人都投得远。
六年级毕业后，我强烈要求战争结束后再上七年级。他们发给了我一支步枪。后来我自己搞到了一把比利时卡宾枪，它又小巧，又轻便。
我学会了很好地射击……但数学都忘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