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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的时光。也会有误解，她这么形容。（她及时地换了个词，“谈话”。）寒意森森的时段，分手，几乎分手，突如其来的和蔼可亲。起伏迭宕的环欧旅行，给他们自己带来了公然的、流言四起的情人身份。
她有时也想知道他是不是还有别的女人。她有时自己也在玩味这样的念头：嫁给一个追求她的德国人。不过，这个德国人也太刻板了。而且，她还怀疑这个人想要的只是一个家庭主妇。再说，她也不爱他。每当他说起一丝不苟的德语情话时，她的血就越来越凉。
马克西姆听说这段光荣的求爱史的时候，劝她最好嫁给他自己。倘若，他说，她觉得他能给她的能让她快慰的话。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装作谈的是钱。假如他的财富让她快慰的话，当然只是玩笑。假如给她的微温的、彬彬有礼的情感让她快慰，不算那些失望，那些大半由她挑起的事端—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
她用揶揄来逃避他的话，让他以为她不相信他的认真，也就不需要进而有什么决定。只是，当她回到斯德哥尔摩时，她觉得自己真是个傻瓜。去南方过圣诞节之前，她写信告诉朱莉娅，说她不知道未来是幸福还是悲伤。她想要告诉他她是认真的，想看看他是不是。她做好了颜面丢尽一场空的准备。
她多虑了。无论如何，马克西姆是个绅士，他信守他的承诺。他们打算春天结婚。做了这个决定，他们就比刚开始时更能坦然相处。索菲娅举止得当，不生闷气，也不发脾气。他希望她端庄，但并不是家庭主妇的端庄。他不会像一般的瑞典丈夫那样，反对她抽烟，反对她没完没了地喝茶，反对她的政治情绪。而她也不会因为他一痛风就会变得像她一样不讲道理易怒自怜就不高兴。毕竟他们是老乡。她对讲道理的瑞典人的厌烦，让她自己很愧疚。瑞典是整个欧洲唯一愿意为自己的新大学聘用女数学家的。他们的城市十分干净整洁，他们的习惯太有规律，他们的酒会也太有礼貌。一旦他们觉得某些程序正确，他们就继续实践，彼得堡和巴黎激辩的夜晚无休无止，让人振奋，甚至会有危险，但在这里，根本不会有。
马克西姆不会干扰她真正的工作，指的是研究，不是教学。有事情能让她沉浸其中，他感到高兴。但是，她怀疑他虽然不认为数学毫无价值，但也庶几近之。还能指望一个法律和社会学教授怎么想呢？
几天后，他送她上火车的时候，尼斯的天气暖和了。
“我怎么能走呢？我怎么能离开这么温暖的天气？”
“噢，不过你的书桌和你的微分方程都在等你。春天一到，你就不能逼着自己走了。”
“你以为不能？”
她绝不能想—她绝不能想这是在绕着圈子说他其实希望他们春天不要结婚。
她已经给朱莉娅写了信，告诉她终究会是幸福。终究幸福。幸福。
站台上，一只黑猫从他们的道路上斜穿而过。她讨厌猫，特别是黑猫。她没有说话，克制自己不要哆嗦。仿佛是为了奖励她的自制力，他宣称要和她一起坐到戛纳，要是她欣然同意的话。她几乎没办法回答，她如此地感激他。灾难的泪水就要夺眶而出。他鄙夷当众抹眼泪的事。（就是私下里，他也不觉得他应该忍受眼泪。）
她努力不让眼泪掉下来。仿佛为此，他又给了她回报。到尼斯的时候，他把她裹进宽大的、精心裁剪的衣服里，衣服上还有男人的味道—一种混合了皮毛动物和昂贵烟草的味道。他优雅地吻了吻她，但舌尖轻轻地拂过她的嘴唇，一个私密欲望的暗示。
她当然没有告诉他她的《偏微分方程理论》的进展。这是她不久前刚刚完成的。她花了只身旅行的头一个钟头，正如以往他们分开的时候她一般也要花一段时间做的，她将喜爱的和厌烦的种种迹象，将无动于衷的和名副其实的激情的种种迹象做了一番平衡。
“永远要记得，男人走出房间，他就把一切都留在房间里了。”她的朋友玛莉·门德尔松曾经告诉过她，“而女人出门时，她就把房间里发生的一切都随身带走了。”
至少，她现在有时间发觉喉咙疼了。要是他也感染了，她希望他不要怀疑是她传染的。作为一个精力充沛的健康单身汉，他把任何一种轻微的感染都视为侮辱，把通风不良或者腐烂的气味都当成人身攻击。在有些方面，他真的很娇惯。
实际上，娇惯而且善妒。不久以前，他给她写信。他写的一些文章被归在她名下了，因为他们同姓。他收到了一封某个巴黎文学代理的信，信的开头称他为亲爱的女士。
哎呀，他都忘记了，他说，她除了是数学家，还是小说家。而他一个也不是，巴黎人该多么失望啊。只不过是个学者，一个男人。
的确是个绝妙的笑话。
2
火车上的灯还没有亮，她就睡着了。她清醒时的最后一个念头是一个并不愉快的念头。她打算去巴黎看看维克托·雅克拉尔，她已故姐姐的丈夫。她真正急着想看的是她的小外甥尤里，她姐姐的儿子。不过，孩子和父亲住在一起。她心里看见的小尤里总是他五岁或者六岁时的模样，天使般的金发碧眼，信赖他人和讨人喜欢的天性，不过禀性不太像他母亲阿纽塔。
她做了一个混乱的梦，关于阿纽塔的梦。不过是很久以前了，在雅克拉尔和尤里出现之前的阿纽塔。没有结婚的阿纽塔，金黄色的头发，漂亮，脾气暴躁，在过去的巴利比诺的家族庄园里，她正在那为自己的塔楼房间挂东正教的肖像，还抱怨说这些宗教制品不适合中世纪欧洲。那时候她在读一本布尔沃—里顿的小说，她用面纱遮脸扮演天鹅脖子伊迪丝，黑斯廷斯哈罗德王的妻子。她打算写一本关于伊迪丝的小说，已经写了几页。她描写了这样的场景，女主人公认出了她惨遭杀害的爱人的尸体，因为她认出了只有她知道的隐秘标记。
不知道怎么回事，阿纽塔来到了这辆列车上，在给索菲娅读她写的这些篇章。索菲娅没法让自己告诉她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塔楼的年代以来都发生了什么。
醒来的时候，索菲娅想，这一切都是多么地真实。阿纽塔对中世纪，特别是英国历史的着魔，在某一天又如何消失了，面纱和一切，都仿佛从来不曾存在过，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个严肃的当代人阿纽塔。她写一个年轻姑娘，因为某些传统习俗的缘故，在父母的逼迫下拒绝了一个年轻学者，他死了。他死后，她才发现自己爱他，所以没别的办法，只好跟他去死了。
她悄悄地把这个故事投给了一家杂志，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编辑的杂志。故事发表了。
她的父亲大发雷霆。
“现在卖你的故事，还有多久你要卖你自己？”
在这场骚乱之中，费奥多尔本人也出现了，会面时他的表现糟糕，不过一声亲密的称呼让母亲镇定了，接下来又以提出求婚而告终。因为她父亲坚决反对，所以阿纽塔差一点就以为应该接受，也许还应该私奔。但是，终究，她更喜欢自己成为众人的中心，可能也有不祥的预感，要是和费奥多尔在一起，她的牺牲会有多么巨大。所以，她拒绝了他。他把她放进了他的小说《白痴》里，阿格拉娅，她嫁给了一个年轻的速记员。
索菲娅又打起了瞌睡，落入了另一个梦境。在这个梦里，她和阿纽塔都很年轻，但没有在巴利比诺的时候那么年轻。她们在巴黎，和阿纽塔的爱人雅克拉尔住在一起。那时候他还不是她的丈夫。他挤掉了黑斯廷斯的哈罗德王，挤掉了小说家费奥多尔，成了她的英雄。雅克拉尔是一位真正的英雄，尽管举止实在不算得体，因为他对自己的佃农背景深感自豪。而且，从一开始就不忠。他在巴黎之外的某个地方战斗。阿纽塔害怕他被人杀死，因为他实在太过英勇。这会儿，在索菲娅的梦里，阿纽塔去找他了，但是，她哭泣着喊他的名字，她所在的街道并不是巴黎，而是彼得堡。索菲娅被留在一所巨大的巴黎医院里，里面全是死去的士兵，浑身鲜血的平民，其中一个死者就是她自己的丈夫，弗拉迪米尔。她从这些死伤者旁边逃跑了，寻找马克西姆，他在斯普兰德酒店躲过了战斗。马克西姆会来接她走的。
她醒了。外头下着雨，天色黑暗，包厢里不止她一个人。一个凌乱的年轻女人坐在门边，怀中抱了一个画箱。索菲娅担心自己在梦里哭过，不过看来可能没有，因为这个姑娘安静地睡着了。
要是这个姑娘醒来过，索菲娅要向她说：“抱歉，我梦到了1871年，那时候我在巴黎，我姐姐和巴黎公社社员相爱。他被捕了，可能会被枪毙，或者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不过我们想办法让他逃走了。我丈夫帮的忙。我丈夫弗拉迪米尔，他不是巴黎公社的，只想看看巴黎植物园的化石。”
姑娘会厌烦的，也许她保持礼貌，但她会表达这样的意思。在姑娘而言，这种事儿大概发生在亚当和夏娃离开伊甸园之前。她可能甚至不是法国人。能坐得起二等舱旅行的法国姑娘，一般不会只身出行。美国人？
奇异的是，那些日子弗拉迪米尔真的在巴黎植物园待了几天。他被杀害却是假的。骚乱之中，他正在为自己唯一真正的事业打基础，做一个古生物学者。阿纽塔带索菲娅去医院也是真的。医院里所有的专业护士都被开除了，都被认为是反革命，取而代之的则是社员的妻子或朋友。普通女人都诅咒这种替代，因为这些女人甚至连扎绷带都不会。于是，伤员死亡。不过，他们中的大部分可能无论如何都活不了了。除了要救治战斗中受伤的伤员以外，这里也有普通病患。传说普通病人吃的都是狗和老鼠。
雅克拉尔和他的革命者战斗了十个星期。失败后，他被关在凡尔赛一间地牢里。几个人因为被错以为是他而遭到枪杀。或者只是这么报道罢了。
那段日子，阿纽塔和索菲娅的父亲从俄罗斯来了，把阿纽塔带到了海德堡，她在那儿病倒了。索菲娅回到柏林，回去研究她的数学。不过，弗拉迪米尔留在那儿，放弃了他研究的三世纪哺乳动物，和将军密谋把雅克拉尔弄出来。这件事的达成，靠的是行贿和勇气。雅克拉尔会在一个士兵的押送下转到巴黎的一所监狱，中间要经过一条街，那条街会人群拥挤，因为将举办展览。警卫往一边看的时候—是付了钱让他这样做的—弗拉迪米尔就把雅克拉尔抢走。然后，在弗拉迪米尔的看护下，雅克拉尔要挤过人群，去一个房间，那里有一套普通市民的衣服等着他，然后把他送到火车站，拿上弗拉迪米尔的护照，逃到瑞士去。
所有的步骤都成功了。
雅克拉尔没有费心把护照寄还弗拉迪米尔，直到阿纽塔和他碰头。还了护照。没有还钱。
在巴黎，索菲娅从她住的酒店里送了短笺给玛莉·门德尔松和儒尔斯·庞加莱[5]。玛莉的女仆回信说，女主人在波兰。索菲娅又送了一封短笺，说她可能要请求朋友的帮助，开春的时候，“请帮忙挑选一件不管什么衣服，总之是适合全世界可能都认为是女人一生最重要的场合的”。她用括弧加了一句，她自己对时尚的理解“仍然概念混乱”。
庞加莱在上午极早的时辰就来了，他立刻就开始抱怨索菲娅的老导师，数学家魏尔斯特拉斯的所作所为。魏尔斯特拉斯是最近的瑞典国王数学奖评委之一。实际上，庞加莱已经得了奖。但是，魏尔斯特拉斯决定宣布他的—庞加莱的—研究结果可能有错误，而他，魏尔斯特拉斯，还没有充分的时间调查研究。他已经给瑞典国王写了封信，提交了他做了注解的质疑—好像国王这么个名流真明白他在说什么似的。而且，他还说，庞加莱若在未来受重视，将会更多地因为其工作的消极方面而非积极方面。
索菲娅安慰他，说她要去看魏尔斯特拉斯，会和他说说这件事儿。她装作根本没听说过这件事儿，尽管事实上，她已经写了一封调侃的信给她的老教授。
“我相信，因为您的信，国王陛下的御寝受到严重干扰。想想，你如此地干扰陛下这颗迄今为止对数学一无所知的快乐心灵。您要小心，不要让他对自己的慷慨之举反悔……”
“再说了……”她对儒尔斯·庞加莱说，“毕竟是你得了奖，永远是你的奖啊。”
庞加莱同意她的看法，补充说，当魏尔斯特拉斯被人遗忘之时，就是庞加莱的大名闪光之际。
我们任何人都会被遗忘的。索菲娅想，但没有说出口，因为这个节骨眼上的男人—尤其是年轻人—情感很脆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