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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盖世里不单是在露姬的名字下面简单地画上一道杠。笔记本里每次提到那个“身着麂皮外套的棕发男子”时，也被他用蓝色铅笔画了两条杠杠。他的所作所为真的让保龄大惑不解，于是，他在接下来的日子经常去圣伯努瓦转悠，希望在拉马来娜或者蒙大拿撞见那名所谓的美术编辑，要他做出解释。但是，连他的影子都找不到。不久，他本人也不得不离开法国，并且把笔记本转给了我，好像他希望我把这件事继续追踪下去。但是，时至今日，一切都晚了。而我有的时候之所以对那一整段日子记忆犹新，恰恰是因为有一些问题我还没有找到答案。
白天从办公室回来之后的闲暇时刻，以及独享孤独的大多数星期天晚上，我都会想起一个细节来。我全神贯注，试着把其他细节都收集起来，把它们记在保龄的笔记本后面的空白页上。我也一样，开始寻找那些固定点。这也是一种消遣，就像其他人做填字游戏或者玩单人牌游戏一样。保龄记录的那些人名和地址帮了我很大的忙，它们使我时不时地想起一件确切的事情，一个淫雨霏霏的午后或者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对季节一直非常敏感。一天晚上，露姬走进孔岱，头发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或者十一月份或初春那种淅淅沥沥下个不停的小雨淋了个透湿。那一天，夏德利太太站在吧台后面。她上二楼的一个小套间找了一条浴巾下来。就像笔记本上记载的，那天晚上，扎夏里亚、安妮特、堂?卡洛斯、米海依、拉欧巴、弗雷德以及莫里斯?拉法艾尔坐的是同一张桌子。扎夏里亚拿过浴巾，把露姬的头发擦干，然后像用包头布一样把她的头包了起来。她加入到他们那一桌，他们要她喝格罗格酒，她和他们一起待到了很晚，头上一直包着包头布。离开孔岱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钟了，雨还在不停地下。我们站在门口的门洞里，露姬依然包着包头布。夏德利太太熄掉大厅里的灯，上楼就寝去了。她打开底层与二楼之间的中二层的窗户，建议我们上楼去她家避雨。但莫里斯?拉法艾尔彬彬有礼地回答说：“夫人，这万万使不得……我们得让您睡觉……”这是一个相貌英俊的棕发男子，比我们要年长，是孔岱的一名死心塌地的老主顾，扎夏里亚叫他
“美洲豹”，因为他不管是走路的样子还是手势都像猫科动物一样动作轻柔。他跟阿达莫夫和拉隆德一样已经出版了好几本书，但是我们绝口不提此事。这名男子周围笼罩着一层迷雾，我们甚至猜想他与那些靠妓女和小偷养活的黑社会过从甚密。雨越下越大，是季风转换时期的那种滂沱大雨，但对其他人来说并不要紧，因为他们就住在本街区。
用朗姆酒或者威士忌兑水而成。
一眨眼工夫，就只剩下露姬、莫里斯?拉法艾尔和我站在门廊下。“要不要我开车送你们？”莫里斯?拉法艾尔提议道。我们在大雨中奔跑，一直跑到街道下面，他的汽车停在那里，那是一辆黑色的旧福特。露姬坐在他旁边的副驾驶席，我则坐在后排。“我先送谁呢？”莫里斯?拉法艾尔问道。露姬说了她住的那条街，明确地告诉他是在蒙马特公墓的另一边。“这么说，您住在地狱的边境啰。”他说道。我觉得当时我们俩谁也没听明白“地狱的边境”是什么意思。我叫他过了卢森堡公园的栅栏之后就放我下车，在瓦尔-德-格拉斯街的拐角处停一下。我不想让他知道我的确切住址，因为我担心他会刨根问底。
我和露姬以及莫里斯?拉法艾尔握手道别，心想他们俩谁也不知道我的名字。在孔岱，我是最谨小慎微的顾客，我总是与其他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当个听众就心满意足了。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我跟他们在一起感觉非常惬意。孔岱对我来说是个避难所，让我可以躲过我预想的那种暗无天日的生活。那里可以有我的一段人生——最美好的，而有朝一日我也可能逼不得已，必须把这段人生留在那里。
“您住在瓦拉-德-格拉斯这个街区是明智的。”莫里
没有接受洗礼的儿童死后所去的地方。
斯?拉法艾尔对我说道。他对我微笑着，这个微笑里好像既有亲切也有嘲弄的意味。“再见！”露姬对我说。
我从汽车里钻出来，等待着它在皇家港那里折回去，消失在夜幕之中。实际上，严格说来，我并不是住在瓦拉-德-格拉斯街区，而要再下去一点点，在圣米歇尔林荫大道85号的那栋大楼里，我一到巴黎就在那栋大楼里找到一个房间，是个奇迹。从窗户那里，我可以看见我那所学校的黑色外表。那天夜里，我的目光一直端详着学校雄伟的外表，和门口的高大石级。假如他们知道了我几乎每一天都要从那里拾级而上，知道我是高等矿业学校的一名学生的话，他们会对我怎么想？扎夏里亚，拉欧巴，阿里?谢里夫或者堂?卡洛斯，他们这些人确切地知道矿业学校是干嘛的吗？我必须守口如瓶，否则的话，他们就有可能对我冷嘲热讽，或者对我起疑心。对阿达莫夫、拉隆德或者莫里斯?拉法艾尔来说，矿业学校意味着什么呢？可能毫无意义。他们可能会奉劝我别再去那种鬼地方。我之所以把很多时间消磨在孔岱，就因为我希望有人能给我这
国立巴黎高等矿业学校是法国最著名的工程师学校之一，由国王路易十六于1783年颁布谕令建立，旨在培养“矿业人才的领袖”。
一个建议，一劳永逸地给个建议。露姬和莫里斯?拉法艾尔一定已经到达蒙马特公墓的另一边了，到达那个被他称为“地狱的边境”的区域。我呢，我靠着窗户，站在黑暗之中，凝望着学校黑魆魆的墙面。就好像是外省的某座城市一个已经改变用途的火车站。在相邻的大楼的墙壁上，我曾发现过子弹扫射的痕迹，好像在那里枪毙过什么人。我低声地重复着那六个对我来说似乎越来越不同寻常的字：“高等矿业学校。”
那个年轻人是我在孔岱的邻座，我们之间的谈话都是以一种轻松自然的方式进行的，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情。我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凭我的年龄我可以做他的父亲。三年来，他日复一日，锲而不舍地对进出孔岱的顾客进行汇编，记录在一个笔记本上，这大大方便了我的工作。遗憾的是，我向他隐瞒了我想查阅这部文献的真正动机，虽然他好心好意地把它借给了我。可是，当我跟他说我是美术编辑的时候，我撒谎了吗？
他信赖我，对此我是心知肚明的。比别人大二十岁的好处正在于此：他们不知道你的老底。就算他们漫不经心地打探一些你此前的生活经历，你也可以天花乱坠地瞎编一气。新的生活。他们不会去追根问底。这种想象出的生活，你讲着讲着，就有大股大股的清新空气从一个很久以来一直让你觉得憋闷的封闭堵塞的地方吹过。一扇窗户忽地打开，百叶窗在风中喀拉喀拉响。你会重新感觉到，你的未来不是梦，它就在你的眼前。
美术编辑。这个名称不假思索就脱口而出了。倘若在二十年前，有人问我将来有何打算，我会含糊不清地嘟哝一句：做美术编辑。而且，我今天也是这么说的。什么也没有改变。所有这些年头都被一笔勾销。
只不过，我并没有与过去彻底决裂，没有把过去的一套东西全然抛弃。在我的同代人当中，还有一些见证人，一些幸存者。一天晚上，在蒙大拿，我问瓦拉医生是哪年生的。我们生于同一年。我跟他说我们以前见过面的，就在这家酒吧，那个时候，这个街区尽享繁华，流光溢彩。而且，我好像觉得甚至在那以前就见过他，在巴黎右岸的其他街区。我甚至很肯定。瓦拉用生硬的语气要了四分之一升伟图矿泉水，在我有可能唤起他最糟糕的回忆的时候，打断了我的话。我赶紧闭上了嘴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有许多事情讳莫如深，必须三缄其口。我们彼此都是知根知底的。于是，我们都极力避开对方。当然，最好的方法是，彻底的消失，消失得无影无踪。
真是冤家路窄啊……世界上的事情还真就这么巧，那天下午，我第一次跨进孔岱的大门时，再次与瓦拉不期而遇。他坐在大厅的最里头，和两三个年轻人在一起。他看我的眼神充满不安，就像一个大活人见到鬼一样。我朝他微微一笑。我默默地握了一下他的手。我觉得自己随便说一个字，都有可能让他在新朋友面前颜面尽失、很不痛快。当我在大厅的另一头那张仿皮漆布长椅上坐下来的时候，我的沉默和审慎似乎让他松了一口气。坐在那里，我可以观察他，但不会碰到他的目光。他把身体凑过去，低声和他们交谈。于是，为了打发时间，我想象着我可能会用装模作样的社交界的语气跟他说的所有话语，这些话可能会让他的前额渗出豆大的汗珠。“您还在做医生吗？”稍作停顿之后，继续追问：“说呀，您一直在路易-布雷里奥河堤路行医吗？除非您还留着莫斯科街的那间诊所……很久以前您在弗雷斯纳住过一阵子，我希望那段日子没有给您造成恶果……”我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想着想着，差点爆笑起来。大家都没有变老。随着时光的流逝，许许多多的人和事到最后会让你觉得特别滑稽可笑和微不足道，对此你会投去孩子般的目光。
第一次去孔岱，我在里面等了很久。她没来。要有耐心，不能操之过急。可能要等别的时间。我观察过店里的客人。大部分不超过二十五岁，要是有一个十九世纪的作家来描写他们的话，会把他们描写成“浪子大学生”。但是，以我之见，他们当中在索邦大学或者高等矿业学校读书的人屈指可数。我必须承认，通过近距离的观察之后，我一下子就明白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很为他们的前程担忧。
两个男子走了进来，两人一前一后，几乎没有什么间隔。来人是阿达莫夫和那个步态轻柔的棕发男子，棕发男子已经用莫里斯?拉法艾尔的名字出了几本书了。我与阿达莫夫面熟。以前，他基本上总呆在“老军舰”，他的目光让人难以忘怀。我相信自己曾经帮过他一个忙，那个时候我跟情报部还有一些联系，我帮他办理了合法的居留手续。至于莫里斯?拉法艾尔，他也是街区酒吧里的常客。据说，战后他用原来的名字惹出了一些麻烦事。那个时候，我在替布雷曼做事。他们俩一起走到吧台前，手肘支在吧台上。莫里斯?拉法艾尔自始至终都笔直地站着，阿达莫夫则做着一脸痛苦的怪相爬上了一张圆凳。他没有发现我也在场。再说了，我的脸会让他想起跟他有关的什么事情吗？三个年轻人，其中有一个穿着一件变旧了的风衣、留着刘海的金发女子把他们一起引到了吧台那里。莫里斯?拉法艾尔把一包香烟递了过去，笑吟吟地看着他们。阿达莫夫，他则没那么随便。他那紧张的眼神让人以为他有些被他们吓着了。
我的口袋里有两张一次成像照片，是那个雅克林娜?德朗克的照片……在我替布雷曼做事的那个时候，我轻易就能把随便什么人识别出来，对我的这种绝活，他总是啧啧称奇。随便什么人的面孔，我只要见过一次，它就会铭刻在我的脑海之中，布雷曼常常拿我这种在老远的地方就能一眼认出一个人的本事来打趣，因为即使是半侧着身子甚至是背对着我，我也能认出来。所以，我压根儿就不担心。她一走进孔岱，我就知道是她本人。
瓦拉医生朝柜台方向转过身，我们的目光交集在一起。他做了一个友好的手势。我突然很想走到他所坐的桌子，跟他说我有一个私密的问题要问他。我或许可以把他拉到一边，把那两张照片拿出来让他看一下：“您认识吗？”说真的，通过孔岱的一个顾客来了解这个女孩更多的情况也许能帮上我的忙。
我刚得知她所住的那家旅馆的地址，便赶往那里。我选择了下午的悠闲时刻。这个时候，她更有可能不在家。至少，我希望如此。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在前台那里打探一下她的情况。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我决定徒步前往。我从河堤那里出发，慢悠悠地朝着大地的纵深处走去。走到“寻找正午”街的时候，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睛。于是，我走进“抽烟狗”酒吧，要了一杯干邑白兰地。我开始焦虑起来。我透过玻璃窗凝望着梅纳大街。我可能要走左边的人行道，然后就会到达目的地。没有任何焦虑的理由。我沿着那条大街前行，走着走着，心境重新平静下来。我几乎可以肯定她不在，而且这一次我可能不会进那家旅馆去打探她的情况。我会在四周来回转悠，就像人们测定方位一样。我有的是时间。别人出钱就是让我做这种事的。
我到了塞尔街，决意要做到胸有成竹。一条静谧灰暗的街道，让我想起的不是一座村庄或者一个郊区，而是被人称作“内地”的神秘区域。我径直朝那家旅馆的前台走去。没有人。我等了十来分钟，希望没有人出来。但是，一扇门打开了，一个穿着一身黑衣服、头发很短的棕发妇女来到收银台。我和气地说：
“我找雅克林娜?德朗克。”
我心想她在这里登记用的是她少女时代的名字。
她朝我微微一笑，然后从身后的一个格子里拿出一个信封。“您是罗兰先生吗？”那家伙是谁？为了以防万一，我含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她递给我的那封信的信封上用蓝墨水写着：烦交罗兰。
信封没有封口。一张大纸上写着：
罗兰，五点钟以后到孔岱来找我。要不，打电话到奥特依15-28这个号码，给我留话也行。
信末签的名字是露姬。是雅克林娜的昵称吗？我把信重新折好，塞进信封里，然后把它还给了那个棕发女子。“对不起……刚才搞错了……不是我的信。”她没有对我发牢骚，而是机械地把那封信重新放进那个格子里。“雅克林娜?德朗克在这里住了蛮久吗？”
她犹豫了片刻之后，和气地回答说：
“住了大约一个月吧。”
“一个人吗？”
“是的。”
她好像无所谓，准备回答我所有的问题。但她落在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