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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后,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我在土台的一张长凳上坐下,那里靠近大街的入口,在墨西哥电影院的对面。我脱掉左边的鞋子。
天气晴好。我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浮想联翩。雅克林娜?德朗克可以对我的谨慎放一百个心,舒罗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萨瓦宾馆、孔岱、拉封丹汽车修理厂以及那个名叫罗兰的人,此人应该就是笔记本里面记录的那个穿麂皮外套的棕发男子。“露姬。二月十二日,星期一,二十三点。露姬四月二十八日十四点。露姬和那个身着麂皮外套的棕发男子。”我翻阅这个笔记本的时候,每每看到她的名字,都会在名字下面用蓝铅笔画一道杠杠,还在活页纸上把所有与她相关的内容都重抄了一遍。有日期。有时刻。尽管如此,她没有任何理由担忧。我可能再也不去孔岱了。有那么两三次,我在那家咖啡馆里,坐在其中的一张桌子旁等她,但她却没有来,说实在的,我倒觉得这是很幸运的事情。在她并不知情的情况下监视她,我可能会很局促不安的,是的,我会为自己扮演的角色感到羞愧难当。我们有什么权利强行闯入别人的生活?我们有什么了不得的,竟然像《圣经》中试心一样傲慢地探测他们的内心世界,并且要他们交代?……凭什么?我脱掉鞋子,按摩着脚背。痛苦减轻了。夜幕降临。我猜想,要是在从前,
此时此刻正是热娜维艾芙?德朗克去红磨坊上班的时间。她的女儿独自一人呆在六楼。小姑娘长到十三四岁的时候,一天晚上,母亲上班去了,她小心翼翼地从那栋大楼里溜了出来,她非常小心,以免引起看门人的注意。走到外面之后,她并没有越过那条大街的街角。起初的那段日子,到墨西哥电影院看十一点钟的那场电影,她就很满足了。然后,她回到那栋楼房,上楼梯,不开定时楼梯开关,尽可能轻地关门。有一天夜里,在电影散场之后,她晃荡到了更远的地方,到了布朗西广场。然后,每天晚上,她都会走到更远一些的地方。未成年流浪,圣乔治街区和大采石场街区的警察分局事件记录里就是这么写的,大采石场这几个字让我想起皎洁月光下的一片草地,过了考兰古桥之后,在公墓的后面,一片终于可以在那里呼吸新鲜空气的草地。她母亲到警察分局来接她回去。从那以后,愈发不可收拾,再也没有人能把她拦住。在茫茫黑夜里向西漫游,这是我从贝尔诺尔提供的资料的蛛丝马迹中得出的判断。首先是星形广场街区,再往西去,是诺伊利和布洛涅森林。可她为什么要嫁给舒罗?结婚之后再次出逃,但这一次却是朝左岸逃,就好像过河之后,她就逃脱了迫在眉睫的危险,并得到了保护。可是,这桩婚姻对她来说不也是一种保护吗?假如她有足够的耐心呆在诺伊利,久而久之,人们就会忘记在让-皮埃尔?舒罗夫人的底下还藏着一个雅克林娜?德朗克,而这个雅克林娜?德朗克的名字两次出现在警察局的事件记录本上。
很显然,我仍然受到长久以来的职业性条件反射的支配,这种条件反射也让我的同事津津乐道,他们说我即使是在睡梦之中,也在做侦查工作。布雷曼把我与战后被人称作“边睡觉边抽烟的人”的那种流氓无赖相提并论。这种人在床头柜边永久性地放着一个烟灰缸,上面搁着一支点燃了的香烟。他的睡眠也是断断续续的,每每醒来,他都要吸一口烟。一支烧完了,他又点燃另外一支,动作犹如梦游者。但是,到第二天早上,他就什么也记不得了,他还以为自己睡得很沉很香呢。我也一样,坐在这张长凳上,在茫茫夜色中,我感觉就像在做梦一样,我在梦中继续追寻着雅克林娜?德朗克的行踪。
更确切地说,我感觉到她就在这条灯火如闪烁的信号灯一样辉煌的林荫大道上,我分辨不出这些信号灯,也不知道它们是从哪个远古年代发给我的。而这些灯火在土台的黑暗中显得更加璀璨夺目。既璀璨夺目又飘渺悠远。
我穿上了那只皮鞋,重新把我的左脚塞进鞋子里,离开了这张我原本很乐意在那里过夜的长凳。我像她十五岁那年被人抓住之前一样,沿着土台往前走着。是在哪里,是在什么时候,她开始被人盯上的呢?
让-皮埃尔?舒罗慢慢就会死心的。我有时还会在电话里告诉他一些含糊不清的信息——当然全都是谎言。巴黎是个很大的城市,要糊弄某个人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当我感觉到自己已经让他误入歧途之后,我就再也不回他的电话了。雅克林娜可以信赖我的。我会让她有足够的时间隐藏到一个别人永远也找不到的地方。
此时此刻,她也在这个城市的某个地方游荡着。要不,她正坐在孔岱的一张桌子旁。但她什么也不用害怕了。我再也不会去他们聚会的那个场所。
我长到十五岁的时候,别人可能都以为我已经十九岁了。甚至以为我满了二十岁。我本名雅克林娜,不叫露姬。我第一次趁母亲不在家跑出去时,年纪还要小。她在晚上快九点钟的时候去上班,凌晨两点钟之前不会回来。第一次从家里跑出去之前,我早就想好了,万一在楼梯上被门房撞见了,我该如何撒谎。我会告诉他我要到布朗西广场那里的药店去买一种药。
我一直没有再回过这个街区,直到有一天晚上,罗兰带我乘坐出租车去那个名叫居伊?德?威尔的朋友家。我们相约和所有那些经常参加聚会的人在他家里见面。罗兰和我,我们俩才认识没多久,当他叫出租车在布朗西广场停下时,我什么也不敢跟他说。他想和我走一走。他也许没有注意我抓着他的胳膊抓得有多紧。我感到天旋地转。我觉得要是我穿越那个广场的话,我会晕倒在地。我好害怕。他常常跟我说起“永恒轮回”,他或许会明白的。是的,我所有的一切又从头开始了,就好像跟那些人的聚会只是一个借口,就好像是有人派了罗兰过来,把我悄悄地带回我的老家。
我们没从红磨坊前面经过,让我松了一口气。可是,我母亲离世已经四年了,我再也没有什么好怕的了。她夜里不在家的时候,我每一次从那套房子里逃出来,总是走在林荫大道另一边的人行道上,那边属于九区。那条人行道上没有一点灯光。于尔?费里中学那幢黑魆魆的大楼,那些窗户都已经漆黑一团的大楼的墙面,一家餐馆,但餐馆的大厅好像总是昏暗不明。而每一次,从土台的另一边,我都忍不住要看一眼那个红磨坊。当我走到棕榈咖啡馆附近,准备进入布朗西广场时,我就没那么从容不迫了。那里又有灯光了。有一天夜里,我从那家药店前面经过,看见我母亲和其他客人在一起,在窗户玻璃后面。我暗忖她比往常提早下班了,会很快回家。假如我跑的话,我可以比她先到。我站在布鲁塞尔街的街角,想观察一下她会选择走哪一条路。但是,她穿过广场,回到了红磨坊。
“永恒轮回说”是尼采用来回答事物运动发展归宿的一种学说,是其整个思想体系的基础,被尼采自己视为“天命”和核心思想。
我常常觉得惶惶不安,为了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我很想去找母亲,但是那可能会打搅她工作。今天我却可以肯定她是不会呵斥我的,因为她来大采石场警察分局接我的那天晚上,她一句批评的话都没说,没有对我进行威逼,没有给我上什么德育课。我们默默地走着。在走到考兰古桥中间的时候,我听见她冷漠地说“我可怜的孩子”,但是我很纳闷,不知道她是在说我,还是在说她自己。等我脱了衣服上床之后,她才走进我的卧室。她坐在床边,一句话也没说。我也是。最后她终于露出了微笑。她对我说:“我们俩都不是很健谈……”说完,她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她还是第一次注视我那么久,我也是第一次发现她的眼睛是那么明亮,眸子呈灰色或者淡蓝色。灰蓝色。她朝我俯下身子,亲了一下我的脸颊,更确切地说,我感觉到她的嘴唇蜻蜓点水般掠过。依然是凝视着我的目光,炯炯有神但心不在焉的目光。她把灯熄了,在关上房门之前,她对我说:“别再那么干了。”我觉得这是我们惟一的一次交流,很短暂也很笨拙,但对我的内心造成强烈的震撼,以至于我现在很后悔在那件事发生之后的几个月里,我没有对她做过一次冲动的事情,否则我们之间还会出现这种交流的。但是,我们俩谁也不是那种感情容易外露的人。也许,她对我不抱任何幻想才会对我漠不关心。她也许在心里对自己说,这闺女没什么好指望的,因为我就是她的翻版。
但是,我当时并没有去想这些事情。我一直是活在当下,不去问为什么。罗兰把我带回这个我一直回避的街区时,一切都已经面目全非了。母亲死后,我就没有踏上过这片土地。出租车开进了昂丹马路街,我看见最里头三位一体教堂那一团黑乎乎的影子,就像一只正在放哨的雄鹰。我觉得很难受。我们正在接近边界。我告诉自己还有一个希望。我们也许要改道朝右边走去。可是,没有改道。我们笔直地前行,我们穿越三位一体广场,我们在上坡。在到达克里希广场之前,遇到红灯,我差一点就打开车门,落荒而逃。可是,我不能对他做这样的事情。
后来,当我们沿着女修院院长街徒步前往我们聚会的那栋楼房时,我的心才平静下来。所幸的是,罗兰什么也没察觉到。如今,我觉得遗憾的是,我们俩一起在这个街区行走的时间太短暂,我希望走得更久些。我本来想带他参观这个街区的,告诉他我住了六年的地方,那一切都变得非常遥远,是在另外一种生活当中……母亲死后,把我和那段时期牵扯到一起的惟一联系,是某个名叫居伊?拉维涅的人,他是我母亲的男友。我早就明白,是他在支付那套房子的租金。如今,我还时不时地跑去看他。他在奥特依的一家汽车修理厂工作。但我们几乎从不谈论过去。他和我母亲一样,也属于不善言谈的人。那些人把我带到警察局时,问了许多我必须回答的问题,但是,刚开始的时候,我总是缄默不语,于是他们对我说:“你呀,你不善言谈。”假如母亲和居伊?拉维涅也落到他们手里,他们也会说同样的话。我不习惯别人问我问题。我甚至觉得很奇怪,他们竟然对我的情况感兴趣。第二次,在大采石场警察分局,我碰到的警察比前面那个人更和蔼可亲,我觉得他问问题的方式很有意思。这样一来,就有可能把心里话说出来,而坐在你对面的某个人对你的所作所为也听得饶有兴致。我对这种情况一点也不习惯,所以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回答。那些具体的问题除外。比方说:你是在哪里上学的?考兰古街的圣-万桑?德?保罗女子学校以及安托瓦娜特街的市镇小学。于尔?费里高中没有要我,这件事难以启齿,但我还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向他坦白了这件事。他朝我俯下身子,仿佛想安慰我似的,声音温柔地对我说:“于尔-费里高中活该倒霉……”这句话让我大吃一惊,我好想笑。他朝我微笑着,直视着我,目光跟我母亲的目光一样炯炯有神,但他的目光更温柔,更加专注。他还问了我的家庭状况。我感觉自己放心大胆起来,我终于把少得可怜的家庭情况告诉他:我母亲原来住在索洛涅的一个小村子里,红磨坊的经理福克雷先生在那个村子里有一处房产。就是因为这个关系,母亲年纪轻轻来到巴黎的时候,就在红磨坊里找到了一份工作。我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我是在索洛涅出生的,但我们从来也没有回去过。母亲常常对我说:“我们已经没有屋架了……”他听着我说话,有时还做些记录。而我,我体会到了一种全新的感觉:我把这些少得可怜的细节和盘托出的同时,我自己也如释重负。那些事情说出来之后,跟我就不相干了,我说的是另外一个人的故事,看到他做记录,我觉得轻松自如了。倘若所有那一切都白纸黑字地写了下来,那也就意味着都结束了,就像人死了会在他的坟墓上刻上名字和日期一样。我滔滔不绝地越说越快:红磨坊,我母亲,居伊?拉维涅,于尔-费里高中,索洛涅……我从来都没有机会跟任何人说话。所以这些话语从我这里脱口而出时,那是何等的解脱啊……我的一段人生结束了,这段人生是命运强加到我头上的。从今往后,将会由我本人来决定我自己的命运。一切都会从今天开始,为了毫无羁绊地一往无前,我更愿意他把刚才所做的记录一笔勾销。我准备跟他说一些其他的细节和名字,跟他说一个想象中的家,一个我梦想的家。
凌晨两点钟的时候,我母亲来警察局接我。他跟她说事情不严重。他一直用他那专注的目光凝视着我。未成年流浪,在他们的事件记录簿上就是这么写的。出租车在外面等着。先前,他问我在哪里上学时,我忘记告诉他几个月来我上的是另外一所学校,路程要更远一些,跟这个警察局在同一条道上。下课后我在学校的食堂里等着,母亲在黄昏的时候来接我。有时,她来晚了,我就坐在土台的一张凳子上,等着她。就是在那里,我发现这条街道两边的街名并不一致。那天晚上,她又来接我,在离学校很近的地方,但这一次不是到学校接,而是在警察局里。这条有着两个名字的怪街,似乎想在我的人生中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母亲时不时地偷偷瞄一眼出租车的计价器。她叫司机在考兰古街的街角停车,当她从钱夹里掏出那些硬币时,我知道了那些钱正好够付车费。剩下的路程我们自己安步当车。我走得比她快,让她跟在我身后。然后,我又停下等她跟上来。在那座俯瞰公墓的桥上我们可以看见下面我们住的那栋房子,我们在桥上停了很久,我感觉到她缓过气了。“你走得太快了。”她对我说道。今天,我萌生了一个想法。我当时可能试图带着她从那狭窄的生活圈里稍稍往外走出来。假如她没死的话,我相信我可以让她看到别的天涯。
随后的那三四年里,我常常走同样的路线,同样的街道,可是我越走越远了。起初,我甚至不会走到布朗西广场。我只是围着那一片房屋兜圈子……最先是那家小得不能再小的电影院,在离我们所住的那栋大楼几米远的大街的一角,在那里,每天晚上十点钟电影准时开演。放映厅里空空荡荡的,只是在星期六例外。电影里的故事发生在一些遥远的国度,譬如墨西哥和亚利桑那。我并不关心电影情节,只对那些如画的风景感兴趣。走出电影院后,在我的脑海里,亚利桑那和克里希大街奇怪地融为一体。熠熠闪亮的招牌和霓虹灯的色彩跟电影中一模一样:橘黄色,祖母绿,夜蓝色,土黄色,色彩太强烈,让我总感觉自己置身于电影或者是在梦中。美梦,还是噩梦,要看具体情况。开始时是噩梦,因为我害怕,因为我不敢去更远的地方。那倒不是因为我母亲。假如她撞见我深更半夜独自一人走在大街上,她也只会批评我一句。她会声音平静地叫我回屋去,好像对我那么晚还在外面瞎逛并不觉得奇怪一样。我觉得我走的是另外一条人行道,黑魆魆的那一条,因为我觉得从那边走的话,母亲对我就鞭长莫及了。
他们第一次把我抓走时,是在九区,在都外街的街头,在那家通宵营业的面包店里。当时已经是凌晨一点钟了。我站在一张高高的桌子前面,吃着一块羊角面包。从那一刻起,这家面包店里总会发现一些奇怪的人,他们大都是从对面的咖啡馆里过来的,无忧咖啡馆。两个便衣警察进来检查身份。我没有身份证,他们想知道我的年龄。我想告诉他们实情。他们把我和另外那个高个子金发男子弄进囚车,金发男子穿着一件翻过来的羊皮外套,好像认识那两个警察。没准他也是干这一行的。一会儿,他递给我一支香烟,但其中的一名便衣警察阻止他这么做:“她还小得很……对身体有害。”我觉得他们彼此都是以你相称。
在警察局的办公室里,他们询问我的姓名,出生日期和住址,他们把我的回答都记录在一个登记簿上。我跟他们解释说我母亲在红磨坊上班。“那好,我们给她打个电话。”其中的一个便衣说道。在记录簿上写字的那名警察跟他说了红磨坊的电话号码。他一边盯着我的眼睛一边拨着那个电话号码。我很忐忑不安。他说道:“您能叫热娜维艾芙?德朗克夫人接电话吗?”他那无情的目光一直紧盯着我,于是我垂下了眼帘。而后,我听见他说:“算了……别打搅她了……”说完,他挂掉了电话。现在,他朝我微笑着。他刚才想吓唬我。“这一次就算了,他对我说道,
”“但是您下一次再这样的话,我就非通知令堂大人不可了。”他站起身来,我们走出了警察局。那个身着反穿的羊皮外套的金发男子还在人行道上等着。他们让我上了一辆汽车,坐在后面的座位。“我送你回家。”那名便衣对我说道。现在他用你来称呼我了。反穿羊皮外套的金发男子在布朗西广场的药店前面下了车。独自一人再次坐在由那个家伙驾驶着的汽车后座上时,感觉很特别。他在我所住的那栋大楼前面停了下来。“您去睡觉吧。别再干这种事了。”他再一次用您来称呼我。我相信我嘟嘟囔囔地说了一句“谢谢,先生。”我朝楼房的大门走去,开门的时候,我回过头来。他把汽车熄了火,一直目送着我,仿佛要亲眼看见我确确实实已经回到那栋大楼里面。我从卧室的窗户往外看,汽车依然停在那里。我把脸贴在玻璃窗上,很好奇,想知道他到底要待到什么时候。我听见汽车的马达声,然后它掉头,消失在街角。我感到一阵恐惧,这种恐惧常常在夜里把我攫住,比害怕的感觉要强烈得多——我感觉从今往后要独自一人面对人生,无依无靠,没有人来帮我。无论是我母亲,还是其他人。我真希望他一整个晚上都站在大楼前,为我站岗放哨,不只是这天晚上,还有今后的每一天晚上,就像一个哨兵一样,更确切地说,像个照看我的守护天使。
但是,在其他的夜晚,恐惧消失了,我急不可耐地等着母亲离去,好从这套房子里溜出去。我走下楼梯时,心通通地跳着,就好像去赴约一样。再也没有必要跟看门人撒谎了,再也没有必要编造借口或者征求许可。征求谁呢?有必要吗?我甚至都不能肯定会不会再回到这套房间。走到外面之后,我不走那条黑魆魆的人行道了,我走到了红磨坊的那一边。那边的灯光好像比墨西哥电影院放映的影片上的灯光还要强烈。我感到沉醉,淡淡的……我在无忧咖啡馆喝了一杯香槟酒的那天晚上也有过同样的沉醉。生活就在我的前面向我招手。我怎么能蜷缩起来把自己隐藏在四面墙壁之间呢?我害怕什么呢?我要去见人。只需要随便进一家咖啡馆就行了。
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子,她的年龄比我要大一些,名叫亚娜特?高乐。有一天夜里,我的偏头痛又犯了,我走进布朗西广场的那家药店买一些维佳宁和一瓶乙醚。付钱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身无分文。那个身着风衣、目光——碧眼——和我相遇过的短头发金发女子走到收银台前面,替我付了钱。我感到局促不安,不知道如何谢她。我提议带她回那套房子拿钱还给她。我的床头柜里总留着一些钱的。她说道:“不用的……不用了……下次吧。”她也住在这个街区,但还要往下去一点。她笑盈盈地用她那双碧眼端详着我。她提议带我去喝点什么东西,就在她的住所附近,然后我们到了一家咖啡馆——更确切地说是拉罗什福解热镇痛药,由咖啡因和对乙酰氨基酚组成。
柯街的一家酒吧。这里的气氛和孔岱真是有天壤之别。墙壁上镶嵌了浅色的细木护壁板,就像吧台和那些桌子一样,朝向大街的是一扇彩绘大玻璃窗。绛色的天鹅绒长椅。朦朦胧胧的灯光。吧台后面坐着一个四十来岁的金发妇女,亚娜特?高乐与她很熟,因为她直接叫她的名字苏珊娜,而且彼此以你相称。她给我们送来了两杯皮姆香槟。
“为您的健康干杯。”亚娜特?高乐对我说道。她一直朝我微笑着,我感觉她那双碧眼在打探我,想猜出我脑子里在想什么。她问我:
“您就住在这个街区吗?”
“是的,再往上去一点。”
在这个街区有数不清的区域,这些区域之间的疆界我了如指掌,尽管它们是看不见的。我很胆怯,不大知道自己该跟她说些什么,便补充道:“是的,我住在更上面。这里我们还在刚上坡的地方。”她皱起了眉头。“刚上坡的地方?”这几个字使她吃惊,但是她的脸上依然挂着微笑。这是不是皮姆香槟酒在起作用?我的羞怯融化了。我跟她解释“刚上坡的地方”是什么意思,在这个街区的小学里所有的孩子都是这么说的。“刚上坡的地方”从三位一体广场开始算起,然后一直往上,直到迷雾城堡和圣万桑公墓,然后才往下通往正北面的科里尼昂库尔的腹地。
“你知道的事情还不少嘛。”她对我说道。她脸上的微笑变成了嘲笑。她突然用你来称呼我,可这对我来说显得很自然。她跟那个名叫苏珊娜的人又要了两杯酒。我不习惯喝酒,一杯香槟对我来说就已经过量了。但我不敢拒绝她。为了早点喝完,我干脆一干而尽。她一直默默地观察着我。
“你在上学吗?”
我犹豫着不知该怎么回答。我一直梦想着自己是个大学生,因为我觉得大学生这三个字很好听。但是,自从那一天我被于尔-费里中学拒之门外后,这个梦想对我来说已经是遥不可及的事情。是香槟酒给了我自信吗?我向她俯过身子,也许是为了使她信以为真,我把脸凑近她的脸:
“是的,我是大学生。”
第一次到那里,我没有注意周围的顾客。跟孔岱一点边也沾不上。假如我不怕再见到一些幽灵,我很乐意在某个夜晚故地重游,以更好地弄明白我是从哪里来的。但是凡事得小心谨慎。而且,我也有可能吃闭门羹。有可能换了老板。干这一行的人并不是谁都有美好前景的。
“学什么专业的?”她的问题出其不意,没给我充分的时间考虑。她那真诚的目光让我深受鼓舞。她肯定想不到我在撒谎。
“学习东方语言。”
她显得很诧异。但后来,她从未问过我学习东方语言的细节、上课时间以及学校的具体位置。她本来应该明白我是不去任何学校的。但是,以我之见,这对她来说——对我来说也一样——我拥有的是某种贵族名号,这种名号我们无需做任何事情就可以继承。她把我介绍给那些经常光临拉罗什福柯街的这家酒吧的客人时,总说我是“大学生”,也许那里的人现在都还记得。
那天夜里,她一直把我送到我住的那栋房子。我也想知道她从事的是何种职业。她对我说,她当过舞蹈演员,但是出了一次事故之后,不得不中断了跳舞生涯。跳古典舞的吗?不,不完全是,不过她接受过古典舞蹈的训练。今天,我很想问自己一个问题:她说自己是舞蹈演员是不是像我说自己是大学生一样?但是那个时候我从来就没想过这种问题。我们沿着封丹街朝布朗西广场走去。她告诉我她“暂时”与那个名叫苏珊娜的女人“合伙”,那是她的一个老朋友,有点像她的“姐姐”。她那天晚上带我去的那个地方,由她们两个人共同打理,那既是酒吧也是餐馆。
她问我是不是一个人住。是的,一个人和我母亲一起住。她想知道我母亲是干哪一行的。我没有说出“红磨坊”那三个字。我口气生硬地对她说:“她是会计师。”无论如何,我母亲完全有可能成为会计师的。她身上有会计师需要的认真和严谨。
我们在那栋大楼的大门前分手。我每天晚上回到那套房子时并没有感觉到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我知道早晚有一天我会永远离开那里。我把希望寄托在我即将认识的那些人身上,认识他们之后我的孤独将会结束。这个女孩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人,也许她会帮助我远走高飞。
“我们明天还见面吗?”她对我问的这个问题显得很吃惊。我的问题太唐突,没能掩饰我的忧虑不安。“当然。你想什么时候都可以……”说罢,她朝我投来她那温柔而又揶揄的微笑,就像刚才我跟她解释什么是“刚上坡的地方”时她露出的微笑。
我记不起来了。更确切地说某些细节回想起来的时候已经乱成一团了。五年来,我再也不愿意去回想所有这一切。只要出租车爬上那条街,只要再见到那些熠熠闪烁的招牌——“夜行者”、皮埃罗……我已经记不起拉罗什福柯街的那家酒吧叫什么名字了。红色隐修院?但丁之家?康特尔?是的,叫康特尔。孔岱的顾客中,可能没有一个人去过康特尔。生活中有许多难以逾越的界限。可是,我刚去孔岱的那阵子,在那里见到我曾在康特尔碰到过的一个客人时,我还是大吃一惊,那人名叫莫里斯?拉法艾尔,别人给他取了个绰号叫美洲豹……我真的没料到此人是作家……在锻铁栅栏后面、最里端的小厅有许多打牌和玩其他游戏的人,他身上没有一丁点跟那些人不一样的地方……我认出他了。而他呢,我觉得我的面孔没让他想起任何东西。太好了。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我从来就没弄明白亚娜特?高乐在康特尔的角色。她常常负责拿走顾客的点菜单,为顾客提供服务。她还坐到他们中间。她认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她把我介绍给一个长着东方人脑袋、身材高大的棕发男子,那人的衣着非常考究,像是受过高等教育,名字叫什么阿加德,是街区一个医生的儿子。他来的时候总有两个朋友相随:戈丁热和马里奥?贝。有时,他到最里面的小厅里和一些上了年纪的人玩牌和其他游戏。他们会一直玩到早晨五点钟的时候。其中的一个牌客从表面上看是康特尔的真正老板。一个五十岁上下的男子,灰色的头发很短,他也一样穿得非常考究,神情严肃,亚娜特告诉我他是个“老律师”。我记得他的名字:墨塞里尼。时不时地,他站起来,走到吧台后面跟苏珊娜待在一起。有几个晚上,他接替她,亲自上饮料,就像在自己的寓所、自己家里一样,而所有的顾客都是他的客人。他叫亚娜特“我的孩子”或者“死人头”,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叫她,我第一次到康特尔的时候,他打量我的目光有些不信任。有天晚上,他问我多大年龄。我的模样已经老了些,我告诉他说我“二十一岁”。他皱着眉头打量着我,满腹狐疑。“您能肯定自己已经满了二十一岁吗?”我越来越窘迫难堪,已经准备把真实年龄和盘托出,但他目光里的严厉突然之间就一扫而光了。他朝我微微一笑,耸了耸肩膀。“那好吧,我们就算您有二十一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