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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岛钻进赛车，打开灯。一踩油门，小石子就溅起来直打底盘。车向后退了退，把车头对准来时的路。他扬手向我致意，我也扬手。尾灯被黑暗吞没，引擎声逐渐远去，俄顷彻底消失，森林的岑寂随之涌来。
我走进小屋，从内侧上了门栓。剩下我一人，沉默迫不及待地把我紧紧围在中间。夜晚的空气凉得简直不像是初夏，但生炉子又时间太晚了。今晚只能钻进睡袋。脑袋因睡眠不足而变得昏昏沉沉，长时间坐车又弄得浑身肌肉酸痛。我把煤油灯火苗拧小，房间昏暗下来，支配房间每个角落的阴影愈发浓了。我懒得换衣服，一身蓝牛仔裤和防风衣就直接钻进睡袋。
我闭起眼睛想尽快入睡，但睡不着。身体强烈需要睡眠，而意识却清醒如水。时有夜鸟尖锐的叫声划破静寂，此外还有来历不明的种种声响传来。脚踩落叶声，重物压枝声，大口吸气声——就在离小屋很近的地方响起。檐廊的底板也时而不吉利地“吱呀”一声。我觉得自己陷入了不知晓周围环境的物种——在黑暗中生息的物种——的军团包围之中。
感觉上有谁在注视我，肌肤上有其火辣辣的视线。心脏发出干涩的声响。我把眼睛睁开一条小缝，缩在睡袋里四下打量点着一盏昏黄油灯的房间，再三确认并无任何人。入口的门横着粗硕的门栓，厚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不怕，小屋中只有我自己，绝没人往里窥看。
然而“有谁在注视我”的感觉仍未消失。我一阵阵胸闷，喉咙干渴，想喝水。问题是此刻在此喝水势必小便，而我又不愿意在这样的夜间出去。忍到天亮好了！我在睡袋里弓着身子微微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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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喂，没有什么事的。你被寂静和黑暗吓得缩成一团，那岂不活活成了胆小鬼？”叫乌鸦的少年似乎十分吃惊，“你一直以为自己很顽强，可实际上似乎不是那么回事。现在的你好像想哭想得不行。瞧你这副德性，没准等不到天亮就尿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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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装做没有听见他的冷嘲热讽，紧紧闭起眼睛，把睡袋拉链拉到鼻端，将所有念头赶出脑海。即使猫头鹰将夜之话语悬在半空，即使远方传来什么东西“扑通”落地的声响，即使房间中有什么移行的动静，我也不再睁眼。我想自己现在是在经受考验。大岛差不多这个年龄时也在此单独住过好几天，想必他也体验过此刻自己感觉到的惊惧。所以大岛才对自己说“孤独的种类也林林总总”。大岛恐怕知道我深更半夜将在此品尝怎样的滋味，因为那是他本身曾在此品尝过的东西。想到这里，身体有点放松下来。我可以超越时间，用指尖摩挲出这里存在的过去的影子。自己可以同那影子合为一体。我喟叹一声，不知不觉沉入了睡眠之中。
早上六点多睁眼醒来。鸟们的叫声如淋浴喷头汹涌地倾注下来。它们在树枝间勤快地飞来飞去，以清脆的叫声彼此呼唤。它们所发的信息里没有夜间的鸟们所含有的浑厚回音。
我爬出睡袋，拉开窗帘，确认昨晚的黑暗已从小屋四周撤得片甲不留。一切辉映在刚刚诞生的金色之中。我擦火柴点燃液化气炉灶，烧开矿泉水，喝卡莫米尔袋泡茶，又从装食品的纸袋中抓出苏打饼干，连同奶酪吃了几片，之后对着洗涤槽刷牙洗脸。
我在防风衣上面套了一件厚外罩，走出小屋。清晨的阳光从高大的树木间泻到廊前空地，到处是一根根光柱，晨霭如刚出生的魂灵在空中游移。我深深吸了口气，毫无杂质的空气给肺腑一个惊喜。我在檐廊的阶梯上坐下，眼望树木间飞来飞去的鸟们，耳听它们的鸣啭。鸟们大多成双成对，不时用眼睛确认对方的位置，相互召唤。
河水就在离小屋不远的树林里，循声很快就能找到，类似一个用石头围起来的水池，流进来的水在这里停住，形成复杂的漩涡，之后又重新找回势头向下流去。水很美，一清见底，掬一把喝了，又甜又凉。我把双手在水中浸了一会儿。
用平底锅做个火腿鸡蛋，拿铁丝网烤面包片吃，又用手锅把牛奶煮沸喝了。之后把椅子搬到檐廊坐下，双腿搭在栏杆上，准备利用清晨慢慢看书。大岛的书架上挤着好几百本书，小说只找到很少几本，而且限于早已熟悉的古典，大部分是哲学、社会学、历史、心理学、地理、自然科学、经济等方面的。大岛几乎没接受学校教育，估计他想在这里通过阅读来自学必要的一般性知识。书涵盖的范围极广，换个角度看，可以说是杂乱无章。
我从中选出审判阿道夫·艾希曼的书。艾希曼这个名字作为战犯倒是依稀记得，但并无特别兴趣，只不过这本书正巧碰上自己的目光便随手拿出而已。于是我得以知道这个戴金边眼镜头发稀疏的党卫队中校是一个多么出色的事务处理专家。战争爆发后不久，他便接受了纳粹头目交给的最终处理——总之就是大量杀戮——犹太人的课题。他开始研究具体实施的办法，制定计划，而行为是否正确的疑问几乎没出现在他的意识中。他脑袋里有的只是短时间内以低成本能处理多少犹太人。依他的计算，在欧洲地区需要处理的犹太人总数为1100万。
准备多少节货车厢？每节可装多少犹太人？其中有百分之几在运输途中自然丧命？如何能以最少的人数完成此项作业？尸体如何处理最省钱——烧？埋？熔化？他伏案计算不止。计划付诸实施，效果基本同其计算相符。战争结束前约有600万（超过目标一半）犹太人被他的计划处理掉了。然而他从未产生罪恶感。在特拉维夫法庭的带防弹玻璃的被告席上，艾希曼显出困惑的样子：自己何以受到如此大规模的审判？何以如此受全世界关注？自己不过是作为一个技术人员对所交给的课题提出最合适的方案罢了，这同世界上所有有良心的官僚干的岂不是完全相同？为什么惟独自己受这样的责难？
我在清晨安静的树林一边听鸟们的叫声，一边看这本“事务处理专家”故事。书的底页有大岛用铅笔写的批语。我知道那是大岛的笔迹。很有特点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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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是想像力的问题。我们的责任从想像力中开始。叶芝写道：In dreams begin the responsibilities。诚哉斯言。反言之，没有想像力，责任也就无从产生，或许。一如艾希曼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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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像大岛坐在这把椅子上，手拿削尖的铅笔看完书写下批语的情景。责任始自梦中。这句话拨响了我的心弦。
我合上书，放在膝头。我思考自己的责任。不能不思考。白T恤沾有鲜血。我用这双手把血洗掉。血把洗手盆染得鲜红鲜红。对于所流之血，我恐怕要负起责任。我想像自己被送上法庭的情景。人们谴责我，追究责任。大家瞪视我的脸，还用指尖戳。我强调说自己无法对记忆中没有的事负责，我甚至不晓得那里真正发生了什么。但他们说：“无论谁是梦的本来主人，你都和他共有那个梦，所以你必须对梦中发生的事负责。归根结底，那个梦是通过你灵魂的暗渠潜入的！”
一如被迫卷入希特勒的巨大、扭曲的梦中的阿道夫·艾希曼中校。
我放下书从椅子上立起，站在檐廊里长长地伸了个懒腰。看书看了好久，需要活动身体。我拿两个大塑料罐去河边拎水，拎到小屋倒进水桶。如此反复五次，水桶基本满了。又从屋后小仓库中抱来一捆木柴，堆在火炉旁边。在檐廊一角拉一条褪色的尼龙晾衣绳。我从背囊里取出半干的衣服摊开，碾平皱纹搭在绳上，又把背囊里的东西全部掏出摆在床上接触新的阳光，然后对着桌子写几天来的日记。我使用细字签字笔，用小字一一记下自己身上发生的事。必须趁记忆还清晰的时候尽可能详细地记录下来，因为谁也不晓得记忆能以正确的形态在那里逗留多久。
我梳理记忆。失去知觉，醒过来时躺在神社后面树林中；四周一片漆黑，T恤沾了很多血；打完电话去樱花的公寓，留下过夜；在那里对她说的话；她在那里为我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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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好笑似的笑道：“我可是蒙在鼓里啊！你要想随你偷偷想像好了，用不着一一申请我的许可。反正我不知道，想像什么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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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是那样的。我想像什么，在这世界上恐怕是非常重要的事。
偏午，我试着走进森林。大岛说了，走进森林深处是非常危险的。他告诫我“要时时把小屋留在视野内”。问题是往下我要一个人在这里生活几天时间，对于这座如巨幅墙壁把我包围起来的森林，较之一无所知还是略有所知为好，这样才能安心。我完全空着两手，离开洒满阳光的空地，踏入幽暗的林海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