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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听到律师事务所的门开了，米莉亚姆都有点失望。九点半左右，她的同事们陆续到达。泡咖啡，此起彼伏的电话声，地板发出的吱嘎的响声，原有的宁静就这样被打破了。
米莉亚姆八点钟前就到办公室了。她一向第一个到。她总是只打开自己办公桌上那盏小小的台灯。在这一小圈光晕下，在这洞穴般的静谧里，她又重新找回做学生那些年时才有的全神贯注。她忘掉了一切，兴致勃勃地翻阅卷宗。有时走在黑暗的走廊上，手里拿着资料，她会一个人自言自语。她来到阳台上，一边喝咖啡一边抽烟。
米莉亚姆重新开始上班的那天，天刚刚亮她就醒了，如同孩子般激动不已。她穿上新裙子、高跟鞋，保姆路易丝感叹道：“您真美。”路易丝把亚当抱在怀里，在女主人即将跨出大门的那一刻推了她一下。“您别担心，”路易丝又一次说道，“家里会一切都好。”
帕斯卡热情欢迎米莉亚姆的到来。他给她安排的办公室和他的办公室只有一墙之隔，中间有一道门，这门也的确经常开着。仅仅在她到来的两三个星期后，帕斯卡就把一些此前同事绝对不能染指的重要任务交给了她。若干个月之后，米莉亚姆独自一人负责十多个客户。帕斯卡鼓励她多锻炼，早日成为熟手，让她充分展现出自己的工作能力，他知道她有这份能力。她从来不拒绝。对于帕斯卡给她的卷宗，她全盘接受，从来不会抱怨工作得晚。帕斯卡经常对她说：“你完美无缺。”很多个月里，那些小案子几乎压垮了她。她为可怜的毒品贩子，为智障，为裸露癖，为无能的持械抢劫犯，为醉酒驾驶的人辩护。她处理的案子几乎都是过度举债、信用卡诈骗或者身份窃取一类的。
帕斯卡相信她能够找到新客户，他鼓励她在司法援助上多投入些。她每星期去两次波比尼法庭，在走廊上等待，直到夜里九点，眼睛盯着手表，时间仿佛凝固了一般。有时她也会发火，生硬地回答她那些不知所措的客户。但是她尽一切所能，得到了她所能得到的一切。帕斯卡经常对她说：“你必须熟记案宗。”她确实尽了力，她经常读诉讼笔录到深更半夜。她带有一种疯子般的狂热工作，最终这一切都有了回报。旧客户把她推荐给朋友。她的名声在犯人间流传开来。她让一个年轻男人最终避免了看来已经是板上钉钉的牢狱之灾，年轻男子承诺会报答她：“是你把我救出来的，我不会忘记这点。”
有一天，已经是大半夜了，她被叫出去，有人进了看守所。她的一个客户因为家庭暴力被捕。可他此前和她发过誓，说他根本不可能打女人。她在黑暗中起身穿衣，凌晨两点，轻手轻脚地，她向保罗侧过身，和他吻别。他嘟囔着转过身去。
丈夫经常说她工作太卖力了，听到这话，她颇为恼火。对她的反应，保罗也感到不快，夸张地说是为她好。他假装担忧她的身体，担心帕斯卡对她过度剥削。她试着不去想自己的孩子，不让自己陷入罪恶感中。有时她甚至觉得大家都结成同盟和她作对。婆婆试图说服她：“米拉生病就是因为她觉得太孤独了。”她的同事从来不曾在下班后提议和她一起去喝一杯。看到她夜里还待在办公室，他们都觉得很惊讶：“可你不是有孩子的吗，你？”直到有一天，米拉的老师把她喊了去，谈到米拉和班里一个女同学间发生的一件小事。米莉亚姆说自己感到很抱歉，前几次家长会她都没能来，让路易丝代为出席，灰头发的老师做了一个大大的手势：“要知道，这就是世纪病！所有可怜的孩子都只能自己顾自己，而父母则沉浸在相同的野心中。很简单，父母每时每刻都在奔忙。您知道父母对孩子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吗？‘快点！’当然了，是我们在承受一切。我们要为他们的恐惧和他们的被弃付出代价。”
米莉亚姆真想让她打哪儿来回哪儿去，但是她做不到。也许是因为这个小椅子，她坐得很不舒服的小椅子，这间散发着油漆和橡皮泥味道的教室？因为这里的背景？老师的声音把她带回童年，必须服从和备受约束的年龄。米莉亚姆微微一笑。她机械地谢过老师，保证米拉会进步的。她竭力忍住才没有把这个老女人对女人的蔑视和道德训诫扔回她脸上。她太害怕这个灰头发的女人会把仇恨报复到她孩子身上。
帕斯卡似乎能够理解她内心的狂热，她对于认同以及挑战自我极限的渴求。帕斯卡与她仿佛投入了一种模糊的战斗。他推她，她和他对抗。他让她精疲力竭，她竭力不让他失望。有一天，他请她下班后去喝一杯：“你来我们这里已经半年了，应该庆贺一下，不是吗？”他们在街上静静地走着。他为她打开酒吧的门，她报之以微笑。两个人在酒吧里面坐下，坐在铺了垫子的凳子上。帕斯卡要了一瓶白葡萄酒。他们谈起手上的一桩案子，然后很快，他们就开始追忆起大学时光：他们的朋友夏洛特在十八区的饭店里举行的盛大聚会，可怜的塞丽娜在口试那天非常可笑的心理危机。米莉亚姆喝得很快，帕斯卡让她笑个不停。她不想回家。她真希望自己的行踪不需要知会任何人，真希望没有人等她。但还有保罗，还有孩子。
淡淡的情欲，有点烧心，她的喉咙口、胸口都有了感觉。她伸出舌头舔舔嘴唇，她想要点什么。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她感受到一种没有什么目的的、无关紧要的、自私的欲望。一种完全属于自己的欲望。她爱保罗，可是又怎么样呢，丈夫的身体似乎承载了太多记忆。他进入她的时候，进入的是一个母亲的肚子，她沉重的肚子，保罗的精液经常在里面逗留。她的肚子上都是褶子，撑出了空间，盛开着那么多忧虑与欢乐。保罗为她按摩肿胀发紫的腿。他看见血在床单上漫延开来。她蹲下呕吐的时候，保罗拢住她的头发，扶住她的前额。他听见她在号叫。他擦拭着她因为用力憋得通红的脸。他从她的身体里取出他们的孩子。
她一直不愿意去想，孩子有可能成为她获得成功和自由的阻碍。就像是锚，那种死命往里拽，把溺水者往泥浆里拖的锚。开始的时候，这种念头让她陷入一种深深的悲伤。她觉得这不公平，太令人沮丧。她意识到，她不可能继续这样活下去，否则她一定会有不完整、把事情弄得一团糟的感觉，她会觉得自己为了别人牺牲了生活的另一面。她曾经把这一切当作悲剧来演，拒绝放弃理想母亲的梦想。她坚持一切皆有可能，觉得她可以完成一切目标，觉得她既不会变得尖刻，也不会精疲力竭；觉得她不会扮演殉道者的角色，也无须扮演勇敢的母亲。
每天，几乎是每天，她都会收到来自朋友爱玛的提醒信息。她把两个金发孩子的照片贴在社交网站上，贴成八爪鱼的造型。在公园里玩耍的，完美的孩子。爱玛的两个孩子进了一所学校，据说这所学校能够让孩子们的天赋——她已经猜到他们身上具有这种或者那种天赋——得到充分发展。她给孩子们起了很难读的名字，据说是北欧神话里的名字，她很热衷于解释名字的含义。照片上的爱玛也很美丽。她的丈夫却从来不曾出现在照片上，他的任务永远是拍摄理想家庭的照片，而他正是理想场面的观众。不过他也会努力进入镜头。他，留着络腮胡，穿着天然羊毛的羊毛衫，在工作的时候他总是穿着又紧又不舒服的裤子。
米莉亚姆不敢告诉爱玛，有时，在一旁看着路易丝和自己的孩子，会有一个不算残忍、但却令她羞愧的念头在心里一闪而过。她觉得，人们只有在不彼此需要的时候才会是幸福的。只过自己的生活，完全属于自己的、和别人无关的生活。在我们自由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