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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过去了，然而艾克托·卢维埃还清楚地记得路易丝的双手。这是他触碰最多的——她的手。她的手有揉碎了的花瓣的味道，总是涂着指甲油。艾克托总是抓着她的手，紧紧地贴着自己；看电视的时候，他也能感觉到她的手在自己的颈项间散发出的味道。路易丝的双手浸在热水里，抚摸着艾克托瘦弱的身体。她为他涂上肥皂，在他的发间揉擦出泡沫，然后是他的腋下，他的小鸡鸡，肚子，还有屁股。
躺在床上，脸埋在枕间，他掀起自己的睡衣，旨在示意路易丝，他在等她的爱抚。她用指尖拂过孩子的背，孩子背上的皮肤有些惊惶不安，颤抖着；然后他就睡着了，平静下来。他有些羞愧，模糊地在想，路易丝的手指究竟给他带来的是怎样一种快感。
在去学校的路上，艾克托紧紧抓住保姆的手。随着他渐渐长大，他的手掌越来越大，他真是害怕自己这一握会碾碎路易丝的骨头，她那仿佛饼干和瓷器一般脆弱的骨头。有时，保姆的指骨会在孩子的掌间发出声响，让艾克托觉得，是他拉着路易丝的手，带她穿越马路。
路易丝从来没有为难过他，从来没有。他不记得她发过火。他可以肯定，她从来没有打过他。关于她，他的记忆里只留有一些模糊的画面，不太成型，尽管他在她身边待了好几年。路易丝的面容似乎已经那么遥远，他甚至不能肯定，如果今天在街头偶遇，他是不是能认出她来。但是她在他脸颊上留下的抚摸，柔软而温和；她早晚擦的粉散发出来的味道，她那肉色丝袜的感觉；她拥抱他的奇怪方式；有时她还会用上牙齿，轻轻地咬噬他，仿佛为了表达突如其来的爱情，她想要整个儿拥有他的欲望。对于这一切，是的，他都能回忆起来。
他也没有忘记她做糕点的天赋。他记得她接他放学的时候，带到学校门口来的点心，还有看到孩子贪吃的样子，她兴高采烈的表情。他记得她做的番茄酱的味道，她给才烤好的牛排撒上胡椒粉的方式，还有蘑菇奶油汤，这些都是他经常召唤的回忆。和童年相关的神话，是在他盯着电脑屏幕吃冷冻食品之前的世界。
他也经常回忆起——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相信自己能够记起——她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有无限的耐心。父母哄他睡觉的场景经常变得相当糟糕。当艾克托哭着请求把门开着，或是要妈妈再讲一个故事，要一杯水，或发誓说自己看到了魔鬼，说自己还饿，安娜·卢维埃总是很快失了耐心。
“我也一样，”路易丝曾经对他承认说，“我也害怕睡着。”对于他的噩梦，她总是表现出非常理解的样子，她能够长时间地抚摸他，用她那散发着玫瑰花味道的修长手指陪伴他一起走向睡眠。她说服了她的雇主，孩子睡觉的时候，在他的房间里留一盏灯：“我们没必要让他那么害怕。”
是的，她的离开给他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他很想她，非常非常想她。他讨厌代替她的那个年轻姑娘，到校门口来接他放学的大学生。她和他说英语，因为就像母亲说的那样，要“鼓励他智力发展”。他恨路易丝离开了他，恨她没有坚守曾经的、炽热的许诺，恨她背叛了自己的誓言，她说过她会永远对他那么好，说他是她的唯一，不可替代。有一天，她不在了，可艾克托不敢提出问题。他没有为这个离开他的女人哭泣，因为尽管他们在一起八年，他本能地感觉到这份爱是可笑的，人们会因此嘲笑她，即使有人显示出同情，也多半是装出来的。
艾克托低下脑袋。他没有说话。他母亲坐在他身边的另一张椅子上，手放在他的肩上。她对他说：“没什么，亲爱的。”可是安娜很激动。面对警察，她的眼神中充满了罪恶感。她似乎想承认一点什么，很久以前她有可能犯的一个错，现在要为之付出代价。她总是这样，无辜、偏执。过海关的时候，没有一次不是担心得浑身湿透。有一天，她往酒精测试仪上吹气，故意有所节制，不按照要求大口吹，因为她觉得自己会被捕的。
警官是个很漂亮的棕发女人，浓密的头发扎了个马尾，坐在他们对面的办公桌上。她问安娜是怎么认识的路易丝，出于什么原因聘用了她，让她成为孩子们的保姆。安娜很平静地回答问题。她要的只有一点，就是让女警官满意，给她提供线索，尤其是搞明白为什么路易丝会受到指控。
路易丝是一个朋友推荐给她的。朋友说路易丝很好，而且她本人对路易丝也非常满意。“您也能看出来，艾克托非常依恋她。”女警官微笑地望着少年。她回到办公桌后，打开卷宗，问道：
“您还记得马塞夫人给您打过电话吗？一年多以前，一月份？”
“马塞夫人？”
“是的，您想想。路易丝说您可以为他们提供参考，米莉亚姆·马塞想要知道您对路易丝的看法。”
“是的，我想起来了。我和他们说，路易丝是个非常特别的保姆。”
他们在这间冰冷的房间已经待了两个小时，其间没有任何别的消遣。办公室收拾得整整齐齐。没有一张照片散落在外面。墙上也没有钉什么通告，或是寻人启事之类的。有时，女警官一句话没讲完便停下来，说声“抱歉”就出了办公室。安娜和儿子透过玻璃能看到她在接手机，或是在同事的耳边轻声说着什么，再不就是喝杯咖啡。可安娜和儿子不想说话，哪怕是为了放松一下。他们并排坐着，尽量避免——或者是假装的——忘记他们并非独自一人。他们只是大声喘着气，站起身来围着椅子转上一圈。艾克托翻阅自己的手机。安娜把她的黑色皮手袋抱在怀里。他们很无聊，但是他们或许是太礼貌了，或者是太怯懦，不敢在女警官面前显露出一丝不悦。他们精疲力竭，但很顺从，就等着她说，他们可以走了。
女警官打印出材料，递给他们。
“请在这里，还有那里签字。”
安娜弯腰签字，她没有抬起眼睛，不带任何情感地问：
“路易丝做了什么？发生什么事了？”
“她被指控杀了两个孩子。”
女警官有黑眼圈。紫色的、浮肿的眼袋使得她的眼神显得格外沉重，非常奇怪的是，这让她看起来更加美丽了。
艾克托走在大街上，在六月的暑气中。姑娘们如此美丽。他想长大，获得自由，成为一个男人。他的十八岁让他不堪重负，他希望能够远远地将他的十八岁甩在身后，就像他刚才把母亲留在了警察局门口，神情迷茫，没有反应。他意识到，刚才在警察局里，他的第一反应不是震惊或惊恐，而是终于松了口气，大大地松了口气，虽然不无痛苦。甚至有些欢喜。就好像长期以来他都深受威胁，一种纯洁的威胁，模糊的，难以表述的。这种威胁，只有他、他的眼睛和他那颗孩子的心能够看到、感受到。命运希望这威胁能够在另外的地方找到出口。
女警官似乎能够理解他。刚才，她仔细打量着他那张毫无表情的脸，冲他笑了一下。那种对逃离危险的人露出的笑容。
一整夜，米莉亚姆都在想放在厨房桌子上的那鸡架。只要一闭上眼，动物的骨架就浮现在她面前。它就在那里，在她身边，在她床上。
她一下子喝光了杯中的葡萄酒，手放在桌子上，眼角的余光扫视着那具鸡架。她不想去碰它，不想感受到碰触它的感觉，觉得很恶心。她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可能会发生点什么，觉得那动物没准儿会活过来，跳到她的脸上，粘在她的头发上，将她逼到墙边。她走到客厅就着窗口抽了支烟，然后回到厨房。她戴上塑料手套，将鸡架扔进垃圾桶里。连同盘子以及旁边的抹布一起扔掉。她以最快的速度把黑色的垃圾袋送下楼，回到大楼里的时候她用力关上了大楼的门。
她上了床，她的心怦怦跳个不停，简直连呼吸都困难。她试着入睡，但是她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她哭着给保罗打了个电话，讲述了这只鸡的故事。他觉得她太夸张了。听到这些仿佛恐怖电影里的拙劣情节，他笑了：“你总不能为了家禽的故事搞成这样吧？”他试着逗她笑，让她怀疑自己是否有必要把这事情搞得那么紧张。她猛地挂断电话。他又给她打回来，可是她不接。
她昏昏沉沉的，梦里一会儿是控诉，一会儿又是罪恶的感觉。她开始攻击路易丝。她对自己说，路易丝这是疯了。也许是很危险的。在路易丝的内心，滋长着一种针对雇主的、龌龊的仇恨，一种复仇的渴望。米莉亚姆责怪自己没有衡量过路易丝的暴力程度。此前她已经注意到，为了类似的事情，路易丝很容易发火。有一次米拉在学校丢了件背心，路易丝于是整个人都不好了。她成天和米莉亚姆念叨这件蓝背心，发誓要把它找回来。她去骚扰过老师、幼儿园的阿姨，还有食堂的员工。有个星期一的早晨，她看到米莉亚姆正在给米拉穿衣服，而米拉正穿着她那件蓝背心。
“您找到了？”保姆问，语调中甚是惊奇。
“不，我又买了件一模一样的。”
路易丝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要知道我找它可费了不少劲，这算什么？别人偷了也好，不在乎自己的东西也好，这都不要紧，反正妈妈会给米拉重新买一件背心的，是吗？”
于是米莉亚姆就又掉转枪头，把这些指控用在了自己身上：“是我的问题，”她想，“我走得太远了。这是她特有的方式，说我浪费、轻率、满不在乎。路易丝可能觉得我扔掉这只鸡对她来说是一种侮辱，而她正缺钱。我不仅没有帮助她，还侮辱了她。”
黎明时分，米莉亚姆起床，她觉得自己几乎没怎么睡。一下床，她就发现厨房里亮着灯。她走出房间，看见路易丝正坐在临院子的窗边。路易丝双手捧着茶杯，这是米莉亚姆在某个节日的时候买给她的。她的面容在蒸汽间飘浮不定。路易丝像是一个小老太，一个在苍白的早晨颤抖的幽灵。她的头发和皮肤似乎没有一点儿颜色。米莉亚姆觉得路易丝近来的穿着风格都差不多，蓝色的衬衫，娃娃领，这让她一下子看了觉得有些恶心。她真是不想和她说话。她想让她从自己的生活里消失掉，不需要过多的努力，就一个简单的手势，或是眨一下眼睛。但是路易丝就在那里，她正冲她微笑。
她的嗓音纤细：“我给您来杯咖啡？您看上去很疲惫。”米莉亚姆伸过手，抓住热腾腾的杯子。
她想起还有漫长的一天在等待着她，她要在重罪法庭为一个男人辩护。此刻在厨房里，面对着路易丝，她在想这个事情究竟有多少幽默的成分在里面。她这么一个人，所有人都欣赏她的好斗，帕斯卡经常夸赞她在面对所有对手时所显示出来的勇气，此刻在这个小小的金发女人面前，嗓子却像是被堵住了。
有些少年梦到的是电影拍摄的大舞台，有的梦到的是足球场，或是坐满了人的音乐厅。可米莉亚姆的梦里从来都是法庭。做学生的时候，她就尽可能地旁听诉讼。她的母亲实在搞不懂，竟然有人会那么热爱诸如强奸之类的病态故事，热爱关于乱伦或者谋杀的报告，准确、凄凉、不带任何感情。米莉亚姆准备律考的时候，正好是米歇尔·富尔尼雷连环杀人案开审的时候，她一直跟着这宗案子。她在查尔维尔梅齐埃的市中心租了一间房，每天她都加入成群结队去看魔鬼的女人队伍。在法庭外面搭起一个很大的台子，这样，数量众多的公众就可以借助大屏幕直接旁听审判。她坐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她没有和那些女人说话。每每这些皮肤呈红棕色、指甲剪得秃秃的女人用辱骂和唾沫来迎接犯人的囚车时，她总是感到些许尴尬。她是一个遵从规矩的人，有的时候甚至显得不太通融，但看到这样赤裸裸的仇恨场面，看到人们高喊着要报仇，不禁有些迷惑。
米莉亚姆乘上地铁，提前到达法院。她抽了支烟，指尖拎着用来捆大卷卷宗的红线。一个多月以来，米莉亚姆一直协助帕斯卡准备诉讼。嫌疑犯是个二十四岁的年轻男子，被控和三个同犯共同虐待两个斯里兰卡人。在酒精和可卡因的作用下，他们把两个没有身份、和他们也毫无过节的厨师痛打了一顿。他们揍啊，揍啊，直到当中一个死了，直到意识到他们搞错了目标，把一个黑人当成了另一个。他们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他们无法否认指控，因为正好有监控录像录下了这一切。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男子向律师讲述了他的生活，全是谎言，有明显不符合事实的地方。在看守所的门口，他竟然还想着要勾引米莉亚姆。米莉亚姆尽其所能“保持安全距离”。这是帕斯卡一直用的词，他认为一切成功案例都建立在这个基本准则之上。她试图从男子的一堆谎话中找出真相，遵循一定的方法，以证据作为支撑。她用教师的声音向男子解释，选择简单但不尖刻的词语，因为谎言是恶劣的辩护，而现在，说出真相并不会让他失去什么。
出庭那天，她为年轻男子买了件新衬衫，劝他忘记自己那些品位甚低的玩笑，还有他那嘲讽的微笑，因为这让他看上去有些虚张声势。“我们必须证明，您也是受害者。”
米莉亚姆终于集中起精力，工作让她忘记了昨晚的噩梦。她询问来到证人席的两位专家，他们陈述的是她客户的心理状态。有个受害人也借助翻译前来作证。证词很长，但是里面掺杂着明显的情感。被告一直垂着眼睛，面无表情。
休庭的时候，帕斯卡在打电话，米莉亚姆坐在走廊上，眼神空茫，她有一种惶恐的感觉。也许，对上次路易丝欠债的事情，她处理的态度过于超然了。出于谨慎，同时也出于漫不经心，她没有仔细看财政部的信件。她也许应该保留这些资料。她曾经十数次要求过路易丝把资料带给她。路易丝开始说她忘了带，并说明天一定会记得的。米莉亚姆希望知道得多一些。她问起雅克的事情，问起这些似乎滚了好几年的债务。她问她，斯蒂芬妮是不是知道她的困难。对于这些问题——米莉亚姆的声音很温柔，也表示她能理解——路易丝始终报以沉默，把自己封闭起来。“是因为害臊。”米莉亚姆想过。一种始终保留两个世界之间的界限的方式。于是她放弃了对路易丝的帮助。她有一种可怕的感觉，觉得自己的好奇心仿佛是加诸路易丝脆弱身体上的侮辱性的鞭笞，几天以来，这具身体明显变得脆弱、苍白，更加没有分量了。在这阴暗的走廊上，人们嗡嗡地也不知在说些什么，米莉亚姆真的觉得自己没了主意，精疲力竭。
今天早上，保罗又给她打来电话。他显得很温柔，很通融。他请她原谅，当时没有严肃对待这件事情。“你想怎么样我们就怎么办，”他不停地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可能再留她。”接着他又非常实用地追加了一句：“要不等到夏天，我们去度假，回来之后想办法让她明白，我们不再需要她了。”
米莉亚姆的应答不带任何情感，也并不确信。她想起路易丝病了几天后，孩子们再见到她时的兴奋，路易丝望着她时那忧伤的眼神，想起路易丝那张仿若虚幻的脸。她似乎还听见了她含糊而略有些可笑的抱歉之词，说自己没有尽到责任。“不会再有下一次了，”她说，“我向您保证。”
当然，事情必须是有个了结的时候了，一切都到此为止。但是路易丝有他们家的钥匙，她什么都知道，她已经深深嵌入他们家，所以现在似乎根本不可能迁往别处。他们把她推出去，可她会再回来的。他们和她说再见，可是她会贴在门上，还是会回来，就像一个受伤的情人，极其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