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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安·兰德写了两个版本的《理想》:第一个版本是小说(比《一个人》的篇幅要长百分之五十),因为对其不够满意,她只进行了小幅度的修改;随后,她又将其改写成了一出完美的舞台剧。无论哪一个版本,在被安·兰德视为文学(除诗歌外)要素的四个方面,都是相同的:两个版本里面,几乎完全相同的人物讲述着相同的故事,传达着相同的主题;尽管剧本在后期的编辑加工中进行了较大的调整,但两个版本都体现了安·兰德独一无二的文风。而虽然决定不出版《理想》的小说版,但安·兰德还是将其打字稿原封不动地保存在了她的办公室。
为什么要把《理想》改写成剧本?安·兰德从未对我讲过这一点。但据我所知,根本原因在于这两种文学形式在认识论上的区别。小说运用且只运用概念来呈现它的事件、人物,以及经验体系。而戏剧(或电影)则同时运用概念及感知;后者指的是观众对实体演员的行动、对话等所进行的观察。例如,有一部小说被忠实地改编为了电影。读小说的时候,所有的体验都是完全通过阅读而获得的;偶尔你也会想亲眼看看某个人物或某起事件,但那愿望并不迫切,往往转瞬即逝。而在电影里,某种形式的对话作为概念性的元素是必不可少的,电影这一媒介的本质就决定了观众必须看,而且是持续地看。读小说时,你可能会被深深地吸引,好奇书中的场景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可看银幕上的场景时,你绝不会好奇它读起来会是什么样子。
好的小说家的确会致力于让他们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但他们的努力往往为形式所限。无论天赋几何,他们始终无法给读者提供一种真正可感知的体验。因此,我们这里要提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一个故事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拥有这样的体验,那该怎么办?如果只有通过运用感知的手段(当然要与概念的手段相结合),它的基本要素才能被准确地呈现与理解,那又该怎么办?
提到这样的要素,《理想》中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凯伊·贡达那高贵的美丽,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美丽。这出戏的基础就是这种特定的美。这种美不仅属于女主人公,还属于一位迷人的银幕女神——从而令她得以成为数百万人的理想的化身。如果凯伊·贡达的这一特质不足以令人信服,那么这个故事就失败了。而关于这一问题,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感知的手段似乎可以轻松地战胜概念的处理方式。无论多么伟大的作家,当他用笔来描述女星葛丽泰·嘉宝或是年轻的凯瑟琳·赫本时,永远无法充分地传达她们那光彩照人的脸庞有多么完美(至少对我而言是这样);可是,如果是在银幕上看到她们(也许没有舞台上那么清晰),观众只需一眼就能领会。(我之所以选择这两个例子,是因为她们是安·兰德最喜欢的女电影演员,而且嘉宝正是凯伊·贡达的创作灵感。)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理想》也需要感知的元素。无论在哪一个版本中,这个故事都相当迅速地向我们展示了众多的人物——每一个都很典型,都代表着“人类背叛自己理想”这一主题的一个变体,每一个都出现在一个单一而简短的场景当中。这些人物都被刻画得能言善辩,但正是因为细节的匮乏,才需要如此的风格化。由于这种相对的简洁,在安·兰德改变作品的形式后,人物的特色并没有缺失太多,反而获得了一种重要的价值。由于人物出现的时间过短,我认为,单纯的描述无法传递令人信服的真实体验——例如,无法令每个人物都栩栩如生。相反,在舞台上,就算一个小角色都能立刻令人信服;我们只需要注视着舞台,就可以看见并听到他或她的面孔、身体、姿势、步法、服饰、眼神、语调,凡此种种。
还有第三个因素。无论哪一个版本,《理想》都像安·兰德所定义的那样,只有故事,没有情节。(是她首先指出了这一点。)它的开头和结尾在逻辑上相互呼应,可是凯伊·贡达从一个背叛者到下一个背叛者的追寻过程,却并没有呈现出一个渐入高潮的合理进展。所以,或许安·兰德认为,作为一部小说,这个故事可能有点缓慢,可能读起来更像一系列静态的人物速写。相比之下,由于持续的身体动作,戏剧可以更加容易地展示一个故事的进展,哪怕它没有情节。当然,身体动作自身,在舞蹈以外的任何艺术形式中都没有美学价值。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某些情况下,它或许可以对一部作品过于静态这个问题有所帮助。
当然,以上几点并不意味着小说这一形式可以被轻视。在创造感知世界的过程中,小说获得了极大的自由。这一纯粹的概念本质,使它得以在多个方面创造并实现一种复杂性。而这一复杂性的伟大与有力是戏剧所难以匹敌的。如果说舞台上的凯伊·贡达更为真实,那么达格妮·塔格特[1]则并非如此;我们在书里看到的她远比一个讲台词的女演员更为真实。原因在于,要想充分理解她的本质与力量,绝不能单单依赖于她的对话以及可观察到的动作,还要依赖于我们从小说中那些不可感知的元素里得到的信息。举三个明显的例子,小说告诉了我们她的所思所想,她的过去,以及按照自然法则,无法搬上舞台甚至搬进电影的诸多事件。
即使在那些理论上可以观察到的场景中,小说所描述的,也不仅仅是我们能够观察到的东西。相反,小说可以通过掌控并指引我们的感知能力,来传递其独一无二的信息,并获得独一无二的效果。在一个给定的场景中,作家指引我们细细品味他所选择的细节。他既可以创造令人目不暇接的丰富,也可以只聚焦于一个小小的侧面,其他的一切都无关紧要。这样的一种选择是感知者本人所无法做到的。(例如,《源泉》[2]里有一个建筑师,其特点就是他的头屑。)
如此一来,我们得到的所有信息与情感,便完全来自于作家在叙述中所给出的评价与暗示。谁又知道还有多少隐藏其中呢?就小说这样一种篇幅较长且相对不受限制的艺术形式而言,要辨别它身上可能存在的全部特征,对我来说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关于这个问题,我甚至都找不到一本像样的书。但我仍然要在这里说,在一定程度上,小说的很多特性都可以在戏剧或电影中呈现——不过这句话的重点是“在一定程度上”。
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拥有它与众不同的可能性,相应地也会缺少其他的一些可能性。由小说改编的戏剧或电影通常都不如原著,原因在于小说的复杂性难以企及。同样,一部相对简单的小说到了舞台上则有可能会大放异彩,因为舞台激发了它那些感知性元素的力量。因此,抛开形式的外衣,小说和戏剧是平等的。例如,它们都满足了安·兰德对艺术的定义:艺术家通过其形而上学的价值判断,对现实进行的再创作。选择作品的类型,是作家拥有的特权。正如我们所知,安·兰德选择将《理想》搬上了舞台。
尽管就上述的意义来说,小说和戏剧是平等的,但一出戏剧的剧本自身,与这两者都不相等。剧本既不是艺术作品,也不是文学类型。小说和戏剧很像,它们是完整的,让你可以进入并体验它们所创造的世界。可剧本自身并非如此,它删去了文学艺术语境中的精华,单纯为感知而写(通过舞台上演员的表演去感知),但它自身和这种感知是脱离的。阅读对白当然也有价值,但这并非艺术作品的价值,而只是它的一个特性。我相信,这一区别正是小说远比剧本更为流行的主要原因。
与所有剧作家一样,安·兰德把《理想》搬上舞台的前提,是这出戏能被制作出来。然而放到今天的文化环境中,这样的制作并不存在。我们大多数人此前和此后都没有机会在舞台上看到《理想》,更不用说一部恰到好处的《理想》——也没有机会看到一部恰到好处的电影《理想》。若想完全进入《理想》的世界,我们唯一的机会就是读小说。我们面对两个选项,其一是一部有瑕疵的艺术作品;其二比其一要好,但我们没有机会看到。
不过,这部小说拥有的不单单是瑕疵,它还拥有一部概念化的作品可能拥有的许多独特优点。尽管安·兰德对其并不满意,但我觉得现在来出版它,与安·兰德的心愿并不相违。因为文化的本质如今已然不同,而安·兰德也已经过世了这么久。在剧本发表八十年后的今天,没人会在乎这部小说中的些许瑕疵,也没人会在乎它是否符合安·兰德自己的出版标准。为了表示对其决定的支持,我们不会宣传这是一部“安·兰德的新小说”。事实上,我之所以写这篇序言,主要是为了强调并说明,为什么安·兰德要放弃这样一部有诸多优点的作品——同时,在这样的背景下,希望你们能关注这些优点。
我称赞这部小说,并不意味着轻视安·兰德在改编时所做出的改动。因为在很多方面而言,改编后的戏剧显然要更有说服力,也更加扣人心弦。我没有一页页地对照过这两部作品,所以不能对书中的全部改动做出评论(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在您所拿到的这一单行本中,我们特意将小说和剧本全都收录了进来,这样您便可以自行发现和判断两者的品质与不同。
将小说转化成戏剧涉及两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其一是舞台演出的需要,要用更简洁的形式来讲述这个故事——唯一的传达渠道是舞台场景中的对话。另一项任务是作者自身的需要,她要对文本进行彻底的编辑。无论是哪一项任务,所做出的改动从数量上说都是巨大的。实际上,有很多页,安·兰德所做的并非改编或编辑,而是重写甚至是对于草稿的再创作。
不过,除了上述种种,还有一个实质性的改动。在小说的第三章里,主要人物是耶利米·斯里尼,一个讲方言的愚昧农夫。但是在动手改编剧本之前,安·兰德就已经无情地用粗线把这一章从打字稿上画掉了(她在我的手稿上也这么干过)。在剧本里,她用小说中斯里尼的女婿取代了斯里尼,将原本的配角变成了这一幕的主要人物。
我不知道安·兰德为何要进行这样的改动,不过我的猜测或许是正确的。斯里尼的愚昧与方言放在这出戏的语境中,会让这个人物缺乏可信度,比如不那么像一个内心冲突的理想主义者。就这个角色而言,一位善于表达的城市知识分子更能令人信服。此外,芬克还给这个故事所要谴责的罪恶提供了一个新版本:他之所以背叛自己的理想,并非因为对上帝的虔诚,而是为了“社会的福祉”。这要比斯里尼对金钱的渴求更具哲学意味。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可能的,安·兰德或许认为,斯里尼对凯伊·贡达的背叛恰好支持了她一贯鄙视的一句口号:金钱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不过,无论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一改动给了我们额外的好处:芬克令安·兰德有机会极尽讽刺之能事,也令沉浸在压抑剧情中的我们得以露出笑容,甚至有时还会放声大笑。
尽管安·兰德删掉了斯里尼那一章,但我还是按照初稿的内容在小说中保留了他。这样做并非因为他那一章有什么艺术价值,而是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一扇小小的窗,得以窥见工作中的安·兰德,窥见她在一部作品尚未令人满意的早期阶段拥有什么样的创造力量,窥见她在不够满意之时,是如何像里尔登[3]一样将之全部抹去。当然,对于创造者而言,这部小说或许不尽如人意,但是我想,对于我们而言,它的不完美并不能贬低它的价值——无论是艺术层面还是阅读乐趣。
我第一次读到这部小说,是在安·兰德去世的那年——1982年。在那之前,尽管对那出戏无比熟悉,我却一直不知道这部小说的存在。当时我坐在仓库的地板上,身边铺满了安·兰德的文件。看到这部小说的打字稿时,我决定随便看一看。没想到的是,我竟然被深深地吸引了,甚至在读到其中几个片段时还流下了眼泪。读完的那一刻,我感到不舍,因为我想在凯伊·贡达的世界里再多留一会儿。我觉得这份手稿太棒了,如果不能公之于众,实在令人遗憾。在这里,我要感谢理查德·罗尔斯顿,多亏他的工作,它的时代才终于来临。
作家在世的时候,总是会选择出版自己成熟的作品。但在他离世之后,出版其未发表过的作品就成了一种常规做法。比如,他青少年时期的作品;又如早期一些稚嫩的作品。如果这位作家在其领域内已然成为不朽人物,如果他的言辞被大量读者和日渐增加的学者奉为圭臬,那么这种做法就更常见了。此刻您将看到的就是安·兰德青年时期的一部作品。那时的她刚刚二十几岁,还不知道在未来的五十年里,自己将学到什么。这就是这部小说,仅此而已。
然而,又有多少成熟的作家能敌得过安·兰德的天赋?又有多少成熟的作家能创造出她那个逻辑与热情的宇宙?就算只是个萌芽,安·兰德仍然在那里——所以,她也在这里。
伦纳德·皮卡夫[4] 加利福尼亚州,亚里索维耶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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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agny Taggart,安·兰德代表作《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的女主人公。——译注
[2]The Fountainhead,安·兰德代表作之一。——译注
[3]《阿特拉斯耸耸肩》的男主人公。——译注
[4]Leonard Peikoff,出生于1933年,加拿大裔美国人,作家,哲学家。他被安·兰德指定为其遗产的继承人,后成立了安·兰德学会。——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