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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铃在一个人疯狂的按动下，警报似的拖长了尖厉的声音，催促一般地叫了起来。
达格妮从床上一跃而起，发现上午的阳光清冷而苍白，远处楼顶上的时钟指向了十点。她在办公室一直干到凌晨四点，并留言说中午之前不要来找她。
打开门，发现面对着她的是一脸惊慌的詹姆斯·塔格特。
“他走了！”他大声嚷着。
“谁？”
“汉克·里尔登！他走了，辞职了，不见了，消失了！”
她抓着还没完全系好的睡衣带，愣了一会儿。随即，她仿佛彻底恢复了意识，狠狠地将带子一勒（像是要把自己拦腰束为两截），放声大笑了起来，笑声中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他晕头转向地瞪着她。“你这是怎么了？”他吃惊地喊道，“你难道不明白？”
“进来吧，吉姆，”她一边说，一边不屑地转身向客厅走去，“我当然明白。”
“他不干了！不见了！和其他人一样地不见了！把他的工厂、银行账户、财产和一切都扔下不管，就这么消失了！带走的只有几件衣服和他公寓保险柜里的东西——他们在他的卧室里发现了柜门大开、空空如也的保险柜——仅此而已！连一句话、一张纸条、一点解释都没有留下！他们是从华盛顿给我打的电话，可这件新闻，我是指这件事情，已经满城风雨了！他们没法把它压住！他们是想把它压下来，可是……谁都不知道他走人的消息是怎么泄露出去的，简直就像炉子出事一样传遍了工厂，接着……还没来得及采取任何措施，就又走掉了一大帮人！这里面有主管、总冶炼师、总工程师、里尔登的秘书、甚至还包括了医院的医生！上帝才知道是不是还有其他更多的人也跑了！这群混蛋就这么逃跑了！他们这一跑，我们苦心设计好的惩罚措施就白费了！他一走，其他的人也在走，那些工厂就全都停了！你明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你明白吗？”她问。
他冲她劈头盖脸地讲着这件事的经过，似乎是想把她脸上始终带着的挖苦和得意的笑容打消掉，但他没有成功。“一场全国性的灾难！你是怎么搞的？难道不明白这是致命的打击吗？它会把国家最后的一点信心和经济都整垮！我们不能让他消失！你必须把他弄回来！”
她的笑容不见了。
“你可以办得到！”他叫道，“只有你才能办到。他不是你的情人吗？……行了，别摆出这副样子来，现在没工夫去装清高！要做的就是把他找回来！你肯定知道他在哪儿！你能找到他！你必须找到他，把他带回来！”
她瞧着他，脸上的神情比刚才的嘲笑更令他难受——在她的注视下，他觉得像是浑身赤裸，一刻也难以忍受。“我没法带他回来，”她的嗓门并没有抬高，“就算我可以的话，也不会那样做。现在你出去吧。”
“可国家的灾难——”
“出去。”
她没有理会他的退出。她低着脑袋，垂着肩膀站在客厅的中央，脸上露出了痛心、温柔，以及面对里尔登时才会露出的笑容。她不知道为什么会因为他的解脱而高兴，会坚信他应该那样去做，但她自己却拒绝接受同样的解脱。她的内心回荡着两句话——其中一句是在欢呼：他自由了，他摆脱了他们的控制！另一句则像是虔诚的祈祷：成功的一线希望还在，不过，还是让我独自去遭受苦难吧……
在随后的日子里，她看着周围的人们，心里感到奇怪，经历了这场变故，人们对里尔登这个人的重要性的意识达到了他以前的成就都不曾引发的强度，仿佛他们意识的通道只对灾难开放，而不对有价值的东西。一些人在尖声地咒骂他——其余的则一脸惶恐地小声议论着，仿佛一场无名大祸即将在他们身上降临——有些人试图拼命地逃避，装成一切如常的样子。
报纸犹如被人操纵的木偶，在同一时间气势汹汹地吼道：“过分看重里尔登的逃跑，以及像过去那样相信某个人对社会的重要性，从而损害大众的信心，这是对社会的背叛。”“散布汉克·里尔登消失的谣言是对社会的背叛，里尔登先生并没有失踪，他和往常一样在办公室管理着他的工厂，除了工人之间发生的小小纠纷，里尔登钢铁公司绝无问题。”“用不爱国的眼光来看待痛失汉克·里尔登这件事，这是对社会的背叛，里尔登先生不是逃跑，而是在上班的路上丧生于一场车祸之中，他的家人心情沉痛，坚持以私人低调的方式举行葬礼。”
她心想，对事件一味采取否认的办法，仿佛一切都不再存在，也不再有事实，只是通过官员和专栏作者们疯狂的否认来认识已被背弃的现实，这太奇怪了。“新泽西州米勒钢铁铸造厂已经倒闭的说法不实。”“密歇根州的简森发动机厂停业的消息不实。”“宣称钢铁制品的生产商由于钢铁短缺而纷纷垮台的消息是一个对抗社会的恶毒谎言，没有理由表明钢铁会出现短缺。”“有关钢铁联合计划正在酝酿中，沃伦·伯伊勒支持该计划的谣言是毫无根据的恶意中伤。伯伊勒先生的律师已经起草了一份坚决否认的声明，并且向媒体表示，伯伊勒先生现在完全反对这样的计划。目前，伯伊勒先生的神经正处于瘫痪之中。”
然而，在秋意萧瑟、潮湿阴暗的傍晚的纽约街头，还是能够看出一些事态的端倪：一家出售五金零件的商店门口围了一群人，店主大开店门，放人们进来随意拿走店里最后的一点存货，而他则在狂笑中砸着店里的钢化玻璃窗；一群人聚在一所破败的公寓门口，那里停着一辆警方的救护车，一个人和他的妻子以及他们的三个孩子的尸体被人从满是煤气的房间里抬了出来——那人生前是生产钢铸件的小业主。
假如他们现在才发现汉克·里尔登的价值——她想——为什么他们没有早一点认识到呢？他们为什么不去逃避自己遭到的厄运，也让他免受多年来受到过的冷漠折磨呢？她想不出答案。
在寂静难眠的深夜里，她想到此时的汉克·里尔登和自己正好调换了位置：他到了亚特兰蒂斯，而她则被一面光幕挡在了外头——或许他也像她当初对着他苦苦寻找的飞机呼喊那样——他正在呼唤着她，然而，没有任何信号能穿透那层光幕让她听到。
不过，在他消失一周后，那层光幕还是开了个小口，放出了一封信让她收到。信封上没有回信地址，只盖着位于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小地方的邮戳。信中写了两句话：
我见到他了。我理解你。
汉·里
她长久呆坐着，凝视着那封信，仿佛无法动弹，也没有感觉。她刚想到自己并不为所动，便发现她的双肩正在不停地微微颤抖，随即，她意识到，内心中翻江倒海般的情感汇集了她快乐的致意、感激和绝望——她为这两个人的见面，以及见面给他们俩带来的最终胜利感到高兴——为亚特兰蒂斯的人们仍把她当做自己人，并破例让她得到消息而感激——同时也绝望地感到一片苍白，拼命不去想心里想到的那个问题。高尔特是不是抛下了她？他是不是回到山谷里，同他最了不起的战利品见面去了？他还会回来吗？他是不是已经对她灰了心？令她难以忍受的并不是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而是尽管这些答案都近在咫尺，她却不能迈出去揭开谜底的一步。
她没有试图去找他。她每天早上一进办公室的时候，心里在想的不是这个房间，而是位于大厦地下的隧道——她在工作的时候，似乎大脑的边缘是在计算数据，阅读报告，在乏味和匆忙中做着这样那样的决定，但她那灵动的内心却像冻僵了一般，只是在冥思苦想着一句话：他就在这下面。她唯一想看的就是终点站工人的薪水名单，在那上面，她赫然看到了约翰·高尔特的名字，这名字已经在上面列了十二年之久。她在那名字的旁边看见了一个地址——这一个月来，她一直在努力去忘掉它。
这一个月似乎很难坚持下来——然而现在，看着这封信，高尔特已经离开的念头却令她更难承受，甚至克制着不去接近他也成了和他的一种联系，一种要付出的代价，一个以他的名义取得的胜利。现在，除了有一个不能去问的问题外，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支撑着她挨过这些日子的动力便是去想着他在隧道里面——支撑她度过这个夏天的正是想到他在这座城市之中——这正如她听说他的名字以前，一直认为他存在于世界的某个角落一样——这念头支撑着她度过了那些岁月。此时，她感到自己的这股动力也失去了。
她继续坚持着，用一直保存在口袋里的那枚亮闪闪的五元金币作为她最后的一丝能量。她继续坚持着，保护她不受周围伤害的便是她最后的一件武器：漠视一切。
报纸对于开始席卷全国各地的暴乱没有提及——但她从列车长的报告里看到了布满弹孔的车厢，拆掉的铁轨，遭到进犯的列车和被围攻的火车站，从内布拉斯加到俄勒冈，从得克萨斯到蒙大拿——到处是徒劳无益的暴动，起因完全是因为绝望，而结局也只能是破坏。其中一些是当地人的结伙行动；还有一些则波及更广。有的地区盲目造反，地方官员被抓起来，华盛顿派来的要员遭到驱逐，税务官员被杀害——随后，他们便宣布脱离国家，如同饮鸩止渴一般，干起了极端罪恶、自我毁灭的勾当：他们抢夺一切可以抢夺的财物，大肆宣称着一切共有，当把掠夺的物资消耗一光后，便反目成仇，在混乱中诉诸武力，结果不到一周就纷纷死于非命。华盛顿没费什么力气，便在废墟上重新建立了统治。
报纸对此只字不提。编辑们依然在宣扬着自我否定是通向今后的前进道路，自我牺牲是道德的使命，真正的敌人是贪心，解决问题的方法则是仁爱——他们这种陈词滥调简直像医院里的乙醚味道一样令人作呕。
尽管传言已经在充满猜疑和恐惧的私下里传得沸沸扬扬，但人们读报纸的时候，还是做出一副对报纸深信不疑的样子，人人都在装聋作哑，故意对知道的事情装糊涂，宁肯相信那些莫名的恐慌其实并不存在。这如同火山已经裂开了口子，而火山脚下的人们却无视突然出现的裂口、冒出的黑烟和滚烫的细流，还在相信只有承认那些真实的警告才是他们唯一的危险。
“十一月二十二日，请收听汤普森先生就全球危机发表的讲话。”
这是第一次对那些未被公开的事情进行公布。这项通知提前一周就公布了出去，传遍了全国，“汤普森先生将要就全球的危机情况向人们发表讲话！十一月二十二日晚八点，在每一个广播和电视频道中收听汤普森先生的讲话！”
一开始，报纸的头版内容和收音机里传出的叫喊声已经把这件事说得很明白了：“为了对人民的敌人散布的恐惧和谣言进行反击，汤普森先生将在十一月二十二日发表对全国的讲话，就处于目前全球危机下的严峻世界形势向我们做出充分的阐述。汤普森先生将终结那些试图陷我们于恐怖和绝望之中的凶恶势力，他将给世界的黑暗带来光明，为我们指出摆脱悲惨困境的道路——目前的困境使这条道路异常艰难，但这是一条重现光明的胜利之路。汤普森先生的讲话将在本国的所有广播电台播出，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只要能接收到无线电波，也将可以听到。”
在接下来的每一天里，宣传的声浪日渐升高。“来听汤普森先生十一月二十二日的讲话吧！”报纸的头版每天都登出这样的标题。“别忘了收听十一月二十二日汤普森先生的讲话！”广播电台在播出的每一个节目之后都要喊上一句。“汤普森先生将告诉你真相！”这样的字句在地铁和公车上的海报中出现——随后便张贴在建筑物的墙上——再后来就出现在已是荒漠一般的高速公路旁边的广告牌上。
“不要灰心！来听汤普森先生的讲话吧！”政府的小汽车插上了写有如此字样的小旗。“不要放弃！来听汤普森先生的讲话吧！”教堂里响起了这样的声音。“汤普森先生将给你答案！”军队的飞机横空掠过，在空中拼写出如此这般的字迹。整句话写完后，留在天空中尚可辨认的已经只剩下最后的那两个字。
纽约城内的各处广场为了这天的讲话架起了高音喇叭，伴随着远处的钟声，每隔一小时就开始刺耳地大叫，在委靡无力的车流和困顿的人群头顶上响起一个犹如警报般巨大无比的、机械的喊声：“十一月二十二日，请听汤普森先生就全球危机发表的讲话！”——这声叫喊从冰冷的空气中滚过，在雾气弥漫的屋顶中和那块不再显示日期的空白日历牌下悄然沉没。
十一月二十二日下午，詹姆斯·塔格特告诉达格妮，汤普森先生想在讲话前同她见面。
“去华盛顿？”她瞧了眼手表，简直无法相信。
“唉，看来我得说你是没有好好看报纸，要不就对重大的新闻不够关注。你还不知道汤普森先生是要在纽约发表讲话吗？他已经到了这里，同企业界、工会、科技、专业人士以及全国各界最优秀的领袖人物进行商谈。他要我带你去参加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