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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们大家都在议论“看来她要服毒自杀了!”我们还说,如果能这样就最好不过了。我们第一次看见她和荷马·柏伦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在说“她就要嫁给他了。”接着我们又说“她终究会说服他的。”荷马亲口说过他喜欢男人。众所周知,他在埃尔克斯俱乐部与更年轻的男人一起喝酒。他还说过他并不想结婚。后来,我们就在百叶窗的后面感叹了“可怜的艾米丽!”每个星期天的下午,他们俩乘坐在靓丽的马车上,艾米丽小姐高昂着脑袋,荷马·柏伦斜戴着帽子,嘴里叼着雪茄,手戴黄色手套,紧握着缰绳和马鞭。
那时候,一些女士们议论纷纷,认为这是小镇的耻辱,他们给年轻人树立了一个坏榜样。男人们却不想横加干涉,但是在女人们的压力下,浸礼会的牧师——艾米丽家的人隶属圣公会——被迫去找了她。那次见面到底发生了什么,牧师绝口不提,但是拒绝再去找她。第二个星期天,他们俩照样坐着马车招摇过市。次日,牧师的太太给艾米丽小姐在亚拉巴马州的亲戚写了封信。
她的两位亲戚又一次来到她家。我们静观着事态的发展。起初,什么事也没发生。接下来,我们确信他们俩打算结婚了。我们知道艾米丽小姐去过首饰店,订制了一套男人用的银首饰,每一件首饰上都刻有“荷”“柏”的字样。两天后,我们还知道了她买过一整套男人的衣服,包括睡衣。我们真的很高兴,说“他们俩就要结婚了!”我们很高兴,是因为与艾米丽小姐相比,那两位堂姐妹更带有格瑞尔森家族的遗风。
因此,当荷马·柏伦走了后,我们并没有感到惊讶——因为马路边的人行道早就完工了。我们略感失望的是,他们俩的关系并不是公开破裂的,但是我们相信他继续准备着艾米丽小姐的到来,或者给她一个机会撵走那两个堂姐妹。(当然,这是一次共谋。我们都是艾米丽小姐的盟友,都想帮助她除掉那两个堂姐妹。)富有成效的是,一周后她们俩就卷铺盖走人了。正如我们大家所期待的那样,荷马·柏伦不到三天就回到了小镇。一天傍晚,一位邻居看见黑奴打开厨房的门,让他进了老宅。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荷马·柏伦。有一段日子,我们还能见到艾米丽小姐呢。黑奴提着购物篮进进出出,但前门一直紧闭不开。偶尔,我们会看见她在窗前待上片刻,就像撒石灰的那个晚上人们所看见的那样。然而,几乎有整整六个月的时间,她都没有上过街。当时,我们知道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她作为女人的一生因为父亲而屡受挫折,她父亲那种性格的影响仿佛因为太过狠毒、太过暴躁而久久难以消失。
当我们再次看到艾米丽小姐的时候,她已经发胖,头发渐成灰白。随后的几年里,她的头发越来越灰白,直到完全变成了银灰色,此后才不再变色了。在她七十四岁去世的那天,头上仍然是充满活力的银灰色,犹如脑袋灵活的人的头发。
打那时起,她家的正门始终紧闭不开,这种状况维持了六七年的光景。直到她四十岁时,她才开始出门教授瓷画课程。
她在楼下的房间里开设了一间画室。萨多里斯上校那代人的女儿、孙女们被定期送到那儿。她们兴高采烈,如同星期天送她们去教堂做礼拜一样。她们还将二十五便士投入募捐的盘子中。与此同时,艾米丽小姐的税务已经被免除。
后来,更新的一代人成为小镇的骨干和灵魂。学画的学生们长大了,离开了画室,却不再让她们的孩子带着颜料、枯燥的画笔以及从贵妇人杂志上剪下来的图片去她那儿学画了。老宅的正门在送走最后一位学生后关上了,而且是永远地关上了。当小镇提供免费邮递服务时,唯独艾米丽小姐拒绝人们将铁质门牌与邮箱安在她家的大门上,而且她也根本听不进别人的劝说。
时光飞逝,岁月荏苒。我们眼看着黑奴的头发越来越白,背越来越驼,还依然提着购物的篮子进进出出。每年十二月,我们照例给她寄去税单,一周后保准被邮局退回,上写“无人领取”。偶尔我们会透过一楼的窗户看见她——她显然已经把楼上的房间封存了起来——如同神龛里的半截雕像。她的眼睛到底是在看着我们,还是没有看我们,我们一直分辨不清。就这样过了一代又一代,她是那么尊贵、安宁、怪异,让人捉摸不透,又无法回避。
现在她去世了。她在布满尘埃与阴影的老宅内一病不起,只有那个老黑奴服侍着。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她生病了。我们早就不从老黑奴那儿打听她的事情了。他从不主动和别人说话,可能也从不和她说话。他说话大声,嗓音粗粝,干巴滞涩,仿佛很长时间都没说过话了似的。
艾米丽小姐是在一楼的房间里过世的。她躺在笨重、挂着床帏的胡桃木床上,头发灰白的脑袋枕在黄色的枕头上,枕头因为常年不见阳光已霉迹斑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