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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男孩把经过告诉了她。她坐在轮椅上,身体微微前倾,透过窗户看着那妇人与男孩穿过花园,消失在房子的拐弯处。她依旧保持前倾的姿势,望着窗外的花园,听到两人走进屋内,穿过书房的门,登上了楼梯。她仍望向花园,视线落在了茂密的灌木丛上。她从卡罗莱纳带来的灌木幼苗当时不过火柴般大小。她和那个日后嫁给她曾侄孙并生下儿子的年轻妇人,就是在这座花园中相识的。那还是在1918年的时候,年轻的贝亚德和兄弟约翰仍在法国。约翰牺牲前,她在花园里打理花草,娜西萨每周都会从镇上到这儿来看望她两三次。“她和贝亚德早就定下婚约却从不告诉我,”老妇人思忖着,“就算有什么事她也很少会跟我提。”她心里想着,眼睛望着窗外的花园披上了一层暮光。她有整整五年没进过花园了。“任何事都很少说给我听。有时候我真闹不明白,她这么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到底是怎么攀上贝亚德这根高枝的。或许就是碰巧在恰当的时机出现了,就像她收到那封信一样。”那件事就发生在贝亚德回家前不久。一天,娜西萨到这儿待了两个钟头,临要走的时候把信拿了出来。信上没有署名,内容不堪入目,尽是些胡言乱语。她当时就劝娜西萨把这封信交给贝亚德的祖父,让他好好查一查写信的人到底是谁,非得好好惩罚一下。可娜西萨却不肯。“我把信烧了,就当没这回事。”娜西萨说道。“好吧,这是你自己的事,”老妇人说,“但这样的事决不能容忍。一位正派的女人绝不能被一个男人这样摆布,哪怕被信件骚扰也不行。正派的男人会信以为真的,会有所动作的。而且,如果你不做点什么的话,他还会故伎重演的。”“那到时候我会把信交给萨托里斯上校。”娜西萨说。她举目无亲,兄长也在法国。“难道您不明白吗?我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竟然有人对我有这么龌龊的念头。”“我宁可让世人知道有人对我有这种龌龊的想法,然后因此被马鞭子狠狠地抽一顿,也不能叫他不受丝毫惩罚地这么继续下去。不过,这是你自个儿的事。”“我会把信烧了,就当没这回事。”娜西萨仍这么说。之后贝亚德回来了,没过多久娜西萨和他完婚,搬到这所房子居住。然后她有了身孕,孩子还没出生,贝亚德在一次空难中丧了命。接着他的祖父老贝亚德去世,孩子出生。两年过去了,老妇人才又想起向曾侄孙的媳妇询问,有没有再收到过那种信。娜西萨告诉她说没有。
于是从那以后,她们在这间大房子里过着安静的、没有男人的生活。她时不时会催促娜西萨再嫁,可后者总是淡淡地拒绝。就这样,两个女人和一个男孩一起度过了许多年,而老妇人坚持管那孩子叫他死去的舅舅的名字。一星期前的一个晚上,娜西萨有一位客人来吃晚饭。在得知来宾是个男人时,老妇人在轮椅上静静地坐了许久。“啊,”她暗自思索,“终于发生了。罢了,终究要发生的。她还年轻。要她孤零零地在这儿守着一个卧床不起的老太婆……唉,我不能非让她和我一样守活寡,我不指望她会那么做。她毕竟不是萨托里斯家的女人。她和他们没有血缘关系,和他们这些愚蠢自大的鬼魂没关系。”客人来了。她坐着轮椅被推到饭桌边上时,才看见他的模样。那男人秃顶,看上去年纪不大,长着一张机灵的脸,表链上拴着一把钥匙,上面刻着“φ、β、κ”等希腊字母,还有“哲学指导生活”字样。她不知道那把钥匙的含义,但立马就明白他是个犹太人。他和她说话时,她从气愤转为盛怒,好像发动攻击的蛇一般猛地朝椅背靠去,这一动作力量之大,足以将轮椅从桌边弹开。“娜西萨,”她说,“这北方佬来这儿做什么?”
三人就这么僵在亮着烛光的餐桌旁。后来,那男人打破了沉默:“夫人,如果连你们南方女人都和我们兵戎相见,北方佬早就死绝了。”
“你用不着对我说这些,年轻人。”她说,“你应该感谢上苍,和你的祖辈们打仗的只是南方的男人们。”接着她叫来伊松把她从桌边推走,连晚饭也没吃,甚至到了自己的房间里,她也不准别人开灯。娜西萨端上楼来的饭菜,她连碰也不碰。她坐在昏暗的窗前,直到陌生的客人离去。
三天后,娜西萨突然神神秘秘地跑到孟菲斯,在那儿待了两个晚上。自从孩子出世,她还从来没有扔下他一个人过夜。无论是在离家前还是回来后,她连一句解释也没有。眼下,老妇人刚刚注视着她和儿子穿过花园,身上的衣衫还是湿漉漉的,好像是在溪水里待过的。
那男孩把经过告诉了她。他走进她房里,已换好干净衣服,头发虽已梳理齐整,但仍然潮湿未干。他走进房间来到轮椅边上时,她沉默不语。“我们下到溪水里了,”他说,“不过没有游泳,只是坐在水里。她让我指给她看能潜水的深洞。不过我们没游泳,我猜她不会。我们只是穿着衣服坐在水里,一坐就是一个下午——她想这么做。”
“啊,”老妇人说,“嗯,那一定很有趣。她一会儿下楼来吗?”
“是啊。换好衣服就下来。”
“好吧……晚饭前你可以出去玩一会儿,如果你想的话。”
“我可以在这儿和您待在一起,如果您愿意的话。”
“不用了,你出去玩吧。萨蒂过来前我一个人待着没事的。”
“那好吧。”他离开了房间。
夕阳西下,窗前的光线也慢慢暗了下来。老妇人一头银发也渐渐暗淡,好似餐柜上静止不动的摆件。花纹稀疏的窗玻璃如梦如幻,万千意蕴,悠扬沉寂。她听到曾侄孙的媳妇下楼的声音,静静地坐在那儿,注视着房门,直到年轻妇人走进屋来。
她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穿着白色衣衫,身材高大,周身泛着暮光,显出一种雕像般的英武风姿。“要为您开灯吗?”她问。
“不,现在还不需要。”老妇人说。她笔直地坐在轮椅里,一动不动,注视着年轻妇人从屋子的一头走到另一头,白色衣裙缓缓飘动,英气逼人,好似庙宇正面的女雕像柱变成了大活人。年轻妇人坐了下来。
“这是那些……”她说。
“等等,”老妇人打断她,“先别讲话。那茉莉花的香味,你闻到了吗?”
“是的,这是那些……”
“等一下。每天都是到了这个时候才传来花香。六月里,每天这个时候就开始飘香。到今年夏天,已经整整五十七个年头了。我把茉莉花种从卡罗莱纳带到这儿,就装在一个篮子里。我记得头一年的三月,我通宵不眠,在花根周围烧报纸保温。你闻到香味了吗?”
“是的。”
“如果是结婚的事,我已经说过了。五年前我就告诉过你,我不会责怪你的。一个年轻的女人,一个寡妇,即使你有孩子。但我告诉过你,只有孩子是不够的。我说过,不会因为你没有像我一样一辈子守寡而责怪你,这些我都说过的吧?”
“是的,但情况并没有那么糟。”
“没有吗?还能怎么糟?”老妇人坐得笔直,脑袋微微向后仰,瘦削的脸庞与暮光融为一体,庄重典雅。“我不会责怪你。我告诉过你的,你不需要为我考虑。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我没什么要求,那些黑佣都能照料我,不需要为我操心,你听明白了吗?”年轻妇人没有回答,也是一动不动,颇为平静。暮色中,她们的声音似乎在两人之间变成了实物,好像既不是从口中,也不是从纹丝不动、渐渐模糊的脸上发出来的。“可到了那个时候,你得告诉我实情。”老妇人说。
“是关于那些来信的事。十三年前的信,您还记得吧?就在贝亚德从法国回来前,您当时甚至还不知道我们订婚了。我给您看过其中一封,您想把它交给萨托里斯上校,让他查查寄信的人是谁,我不肯那么做。您说正派的女人绝不允许自己收到匿名情书,无论她自己是有多么渴望。”
“是的。我说过宁愿让世人都知道一个女人收到了那样的信,也别让那个男人暗地里对她抱有龌龊的想法而不受惩罚。你对我说你把信烧了。”
“我撒了谎。我保留了那封信。然后我又收到了十封。我没有告诉您是因为您所说的关于正派女人的看法。”
“啊。”老妇人应了一声。
“是的,所有的信我都保留着。我自以为把信藏在了永远没人会找到的地方。”
“然后你又去读了那些信。你时不时就把那些信拿出来读一读。”
“我自以为我把信藏得很好。可您记得吗?贝亚德和我结婚后的一个晚上,有人闯进了我们在镇上的房子,就在同一个晚上,萨托里斯上校的银行记账员携款潜逃了。第二天早上,那些信也不翼而飞,于是我就知道了那些信是谁寄来的了。”
“是的。”老妇人说。她依然没有动,光影中渐渐暗淡的头部像是一件了无生气的银器。
“这么一来,那些信就落在别人手里了,就在世上的某个地方。有一阵子,我快急疯了。想到人们,尤其是男人们会读到这些信,不仅在信上读到我的名字,还会发现我一遍又一遍读信时留下的泪痕。我当时真要疯了。贝亚德和我度蜜月时我就觉得要发疯了,我甚至不能一心一意地想着我的丈夫。那感觉就好像我不得不同时和世界上所有男人上床一样。
“大约十二年前,我生下鲍里,我原以为自己可以放下了,习惯那些信件在别人手里的事实。我也许还想过,那些信已经不存在了,被毁掉了,我已经安全了。我时不时会想到那些信,但鲍里似乎挡在信和我之间,是他在保护着我。好像只要我留在这里,好好对待鲍里和您……可十二年过去了,一天下午,那个男人跑来看我——就是那个犹太人,那个来吃晚饭的男人。”
“啊,”老妇人说,“是有这么个人。”
“他是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他们还在追捕那个偷银行的窃贼。那个探员得到了我的那些信,记账员那天晚上逃跑时,把信弄丢了,或随手扔了,是那个探员找到了它们。他追查这件案子十二年了,信一直在他手里。最后他来找我,想知道那个窃贼的下落。探员觉得既然他给我写那种信,我肯定知道些情况。您还记得他吧,您当时盯着他说,‘娜西萨,这北方佬是谁?’”
“是的,我记得。”
“那男人手里有我的信。我的信曾经在他手中整整十二年。他……”
“曾经在他手中?”老妇人问道,“曾经?”
“是的,我现在拿到那些信了。他没把信交给华盛顿,除了他没人读过那些信。”她停顿了一下,轻轻吸了口气,神情平静。“您还不明白是吗?他掌握着信里的所有信息,他不得不把那些信交给调查部门。我求他把信还给我,可他说必须把信上交。于是我问他能不能在孟菲斯见面后再作决定。他问为什么要在孟菲斯,我把原因告诉了他。我知道没法用钱把信从他手里买回来,这就是我去孟菲斯的原因。我十分尊重您和鲍里的感受,所以得到别的地方去。事情就是这样。无论他们的想法是对是错,男人都是一副德行,那些蠢货。”她轻声呼吸着。接着打了个大大的哈欠,彻底松了口气。然后她止住哈欠,再次看着面前一动不动、渐渐模糊的银灰色脑袋。“您还不明白吗?”她说,“我非这么做不可。那些信是我的。我必须拿回来。这是唯一的办法。即使付出再多我也在所不惜。现在我拿到了,我把信都烧了,再也没有人能读到它们了。那探员没法把这事抖出来,哪怕提到曾经有过那些信,他也会毁了他自己的,他甚至可能被关进监狱。现在那些信已经烧掉了。”
“是的,”老妇人说,“所以你回到家里,带着约翰尼出去,两个人一起坐在流淌的溪水中。像是在约旦河,是的,就像是密西西比州乡间草场后面的约旦河。”
“我必须把信拿回来。难道您不明白吗?”
“是的,”老妇人说,“是的。”她笔直地坐在轮椅上。“噢,我的主啊。我们这些可怜愚蠢的女人……约翰尼!”她的话音尖厉,不容置辩。
“怎么了?”年轻妇人问,“您需要什么东西吗?”
“不,”老妇人说,“把约翰尼叫来。我要我的帽子。”年轻妇人起身说:“我去拿。”
“不用,我要约翰尼替我拿。”
年轻妇人站在那里,低头看着她挺着背坐在轮椅上,头发好像一顶暗淡的银色王冠。她离开房间,老妇人仍旧纹丝不动。她坐在暮色之中,直到男孩走进房间,手里拿着一顶旧式黑色小圆帽。每当老妇人感到不安时,她就叫人把这顶帽子拿给她。她会把帽子戴在头顶正中,然后一个人坐在窗边。男孩把帽子交给她,他的母亲就在他身旁。黄昏已经完全降临,除了那头银发,老妇人完全被暮色吞噬。“现在需要为您开灯吗?”年轻妇人问。
“不用。”老妇人说,她把圆帽戴在头顶,“你们都去吃晚饭吧,让我休息一会儿。去吧,全都去吧。”她们听话离开,留她一人坐在那儿。只能从银发闪现的亮光中依稀分辨出轮椅中瘦削笔直的身形,身旁的窗户镶嵌着从卡罗莱纳带来的花纹稀疏的装饰玻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