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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将军。”伯爵舒了一口气，赶紧又找补一句：“不过下星期香农号要来，那是一条英国三桅船，不但有好舱房，还有一位好医生。”
“医生比一百个女人更坏事。”将军说。
不管怎样，邮轮没有客舱的理由只是借口，因为船长的一个副手已经准备把自己的舱房让出来，直到牙买加。唯有何塞·帕拉西奥斯用他那句一贯正确的话说明了确切的情况：“将军的心思，只有将军自己知道。”再说，即使那次想走也走不成，因为邮轮开到圣多明戈要塞接他时搁了浅，损坏严重。
于是他留了下来，唯一的条件是不继续住在蒙蒂利亚的邸宅。将军虽然认为它是全城最漂亮的建筑，但由于靠近海边，太潮湿，冬季更受不了，因为他夜间盗汗，醒来时床单都是湿漉漉的。有利于他健康的不是高墙四筑、深宅大院的环境。蒙蒂利亚把这理解为他将长期逗留的迹象，急忙设法满足他的要求。
波帕山麓原有一个可供娱乐的郊区，卡塔赫纳人在一八一五年自己将其付之一炬，不让卷土重来的保皇派军队有驻扎的地方。这次牺牲没有任何作用，因为西班牙人经过一百一十六天的围困之后攻陷城市，城内军民最后连皮鞋底都吃，六万多人死于饥饿。时隔十五年，平原依然一片荒凉，在下午两点钟的烈日下烤得发烫。重建的少数房屋中有一所是英国商人朱达·金塞勒的产业，当时他在国外。将军从图尔巴科来到时就注意到这座房屋修葺整洁的棕榈叶屋顶和色彩明快的墙壁，周围全是枝叶扶疏的果树。蒙蒂利亚将军认为，如此等级的客人住这种房子未免委屈，但将军提醒说，他既在伯爵夫人豪华的床上睡过，也裹着大氅在猪圈的地上躺过。于是蒙蒂利亚把房子租了下来，期限不定，还付了床和洗脸架，六把客厅用的皮靠椅和金塞勒先生自制酒用的蒸馏器的费用。他还从市政厅搬来一把丝绒安乐椅，又吩咐盖了一个泥巴苇子墙的棚子，让卫队的投弹手安身。即使太阳最猛的时候，屋子里也很凉爽，任何时候都不如巴尔德奥约斯侯爵的邸宅潮湿，还有四间敞开的卧室，鬣蜥可以自由进出。凌晨可以听到熟透的山番荔枝果实从树上落地的爆裂声，即使干醒着也不寂寞。下午，特别是遇到暴雨的日子，可以看到穷人的送葬队伍，抬着淹死的亲人到修道院去守灵。
将军搬到波帕山麓以后，只到城里去过三次，让一个路过卡塔赫纳的意大利画家安东尼奥·梅乌契替他画肖像。他感到十分虚弱，只能坐在侯爵邸宅野花环绕、禽鸟欢闹的院内平台上，并且最多只能一动不动地坐一小时。完成的肖像他很喜欢，尽管画家倾注了过多的怜悯。
他九月份遭暗算前不久，新格拉纳达的画家何塞·马利亚·埃斯皮诺萨在圣菲市政厅里也替他画过像，作品同他自己心目中的印象差别太大，他忍不住在他当时的秘书桑塔纳头上出气。
“你知道这幅画像谁吗？”他对桑塔纳说，“像拉梅萨的奥拉亚老头。”
曼努埃拉·萨恩斯听说后十分恼火，因为她认识拉梅萨的那个老头。
“我觉得你也不免太糟蹋自己了，”她对将军说，“我们上次见到奥拉亚时，他快八十了，站都站不稳。”
他最早的一幅肖像是十六岁时在马德里画的袖珍肖像，画家的姓名已无从查考。三十二岁时又在海地画了一幅，两者都如实反映了他的年龄和加勒比气质。他有一点非洲血统，因为他的高祖父同一个女奴生了一个儿子，这一点在他的相貌上相当明显，以至利马的贵族们把他称为桑博人。随着他的飞黄腾达，画家们开始净化他的血统，把他表现得理想化、神话化，甚至给他的塑像加上罗马人的轮廓，传诸后世。埃斯皮诺萨的画像活脱脱像他本人，年龄四十五岁，遭受疾病的折磨，而他竭力掩饰着，甚至在死亡前夕还向自己掩饰。
一个雨夜，将军在波帕山麓的房子里睡得很不踏实，醒来时看到卧室角落坐着一个天使般的少女，身上是平民百姓的粗麻布长袍，头上用发光的萤火虫装饰。殖民时期，欧洲的旅行者惊奇地发现土著走夜路时用装满萤火虫的瓶子照明。日后，隐隐发光的萤火虫成了共和国妇女的时髦装饰，有的把它们当作花环，有的用作发箍或胸针。那晚进入卧室的姑娘把萤火虫缀在头巾上，脸蛋有一抹幽灵似的萤光。她神情忧郁而神秘，不满二十岁头发已经花白；他当即发现了他最欣赏的女性美德：璞玉未琢的智慧。她来到投弹手驻扎的棚子，随便给些什么就愿意委身，值班的军官觉得奇怪，便让何塞·帕拉西奥斯领去，看看将军是否有兴趣。将军叫她躺在自己身边，因为他没有气力把她抱上吊床。她解下头巾，把萤火虫藏进一截随身带的挖空的甘蔗里，在他身边躺下。将军同她天南地北聊了一会儿，鼓起勇气问她卡塔赫纳人对他有什么看法。
“他们说将军身体很好，不过装出有病让人同情。”她说。
他脱掉睡衣，叫姑娘借着烛光仔细看看。一具难以想象的形销骨立的躯体在她眼前呈现无遗：下陷的腹部，嶙峋的肋骨，腿和手臂只是一副骨架，全身毛发不多，颜色死白，头部由于常年风吹日晒，皮肤黝黑，像是另一个人的。
“我只是比死人多一口气而已。”他说。
姑娘仍旧不信。
“人们说您一向这样，不过现在有意让人知道。”
他却不甘罢休，继续拿出他确实有病的证据，她被睡意侵袭，不时打盹，但继续回答，说话没有中断。整整一宿，他碰都没碰她，仅仅感到她青春肉体散发的活力就满足了。伊图尔比德上尉突然在窗外唱起来：“如果狂风暴雨再不停息，惊涛骇浪继续加剧，那就搂着我的脖子，让大海把我们一起吞没。”那是过去的一支老歌，当时他还经受得起熟透的番石榴的气味和黑暗中女人的无情。将军和姑娘怀着几近虔敬的心情一起倾听，但她没等第二支歌唱完就睡着了，过后不久，他陷入虚脱般的疲惫。乐声停息后，万籁俱寂，当她为了不吵醒将军，蹑手蹑脚起来时，狗警觉地吠叫起来，一呼百应。他听到姑娘暗中摸索，在找门闩。
“你原封不动地走了。”他说。
她咯咯笑着回答：
“跟阁下您睡过一夜的，谁都不可能原封不动。”
她像所有别的女人那样走了。许多女人卷进他的生活，不少只是短短几小时，但他从没有对任何一个表示过要她们留下来的意思。他迫切需要情爱的时候，不顾一切地把她们弄到手。一旦满足之后，他只限于在幻想中继续怀念她们，在远方给她们写热情冲动的信，捎去贵重的礼物表明没有遗忘她们，但从不让自己的生活受到丝毫牵连，他的感情与其说是爱，还不如说是虚荣。
那晚姑娘离去后，他立即起来，同伊图尔比德和别的在院子里围着篝火的军官们待在一起聊天。他让何塞·德拉克鲁斯·帕雷德斯上校弹吉他，为伊图尔比德伴奏，一直唱到天明，从他点唱的歌曲上大家都觉察到将军情绪低落。
他第二次访欧归来后，对当时的流行歌曲着了迷，在加拉加斯贵族后裔们的婚礼上，他常常大声歌唱，风度翩翩地跳舞。战争改变了他的爱好。从民间汲取灵感的浪漫歌曲伴随他度过了初恋的惶惑，但如今已被华彩的华尔兹和雄壮的进行曲取而代之。在卡塔赫纳的那个晚上，他再次要听青年时代的歌曲，有几支太老了，伊图尔比德当时还是小孩，记不起来，还得由将军教他。将军越来越忧伤，听众们陆续散去，最后篝火余烬旁只剩下他和伊图尔比德两人。
那一夜很怪，天上一颗星星都没有，海风刮来了孤儿的哭声和腐败花木的气味。伊图尔比德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能呆呆地瞪着凉透的篝火灰烬直到天明，眼睛都不眨一下，同样也能不停地唱歌，彻夜不眠。将军用棍子拨着篝火，打破了他的沉思：
“墨西哥有什么消息？”
“我在那边没有亲友，”伊图尔比德说，“我是被流放的。”
“我们这里的人都一样，”将军说，“自从运动开始以来，我在委内瑞拉只待了六年，其余的时间在半个世界东奔西颠。你想象不出我现在多么希望在圣马特奥吃一锅嫩肉。”
他的心思确实也飞到调皮捣蛋的童年时代，瞅着行将熄灭的篝火，缄默无声。他再开口时，已经回到了现实。“让人恼火的是，我们不再是西班牙人以后，仍然辗转各地，而那些国家一夜之间就能改换国名，改组政府，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身在何处了。”他说罢又盯着余烬，好长一段时间之后，才用另一种口气问道：
“世界上有这么多国家，您怎么会来这儿？”
伊图尔比德的回答绕了一个大圈。“我们在军事学院学的是纸上谈兵，”他说，“我们把铅铸小兵摆在沙盘上打仗，星期天教官把我们带到附近有牛群放牧、妇女们做完弥撒回来的草场，上校发射一枚炮弹，让我们熟悉一下爆炸声和硝烟气味。你要知道，教官中最负盛名的只是一个残废的英国人，他教我们怎么从马背上摔下来装死。”
将军打断了他的话。
“而您喜欢真刀真枪的战争。”
“我喜欢您指挥的战争，将军。但是我入伍快两年了，还不知道真正的战争是什么样的。”
将军不敢正视他。“那您走错了地方，”他说，“这里除了自相残杀外不会有别的战争，这简直像是在杀自己的母亲。”何塞·帕拉西奥斯在暗处提醒他天快亮了。将军用棍子拨散了篝火的余烬，扶着伊图尔比德的手臂站起身说：
“如果我是你，会趁现在还不丢脸的时候赶快离开这里。”
何塞·帕拉西奥斯直到死前都经常说波帕山麓的房子不吉利。他们还没有安顿好，海军上尉何塞·托马斯·马查多就从委内瑞拉带来消息，说好几个兵营已经不承认分裂主义的政府，一个支持将军的新政党力量逐渐壮大。将军单独接见使者，仔细听他汇报，但并不显得十分热情。“好消息，不过晚了，”他说，“至于我，一个可怜的病人又能有什么作为？”他吩咐好好款待使者，但不做任何答复。
“我认为对祖国没有好处。”他说。
马查多上尉一下去，将军便转向卡雷尼奥问道：“你打听到苏克雷下落没有？”打听到了：五月中旬离开了圣菲，以便及时赶回去同妻女一起过他的命名日。
“去的正是时候，”卡雷尼奥结尾说，“莫斯克拉总统同他在波帕扬的路上相遇。”
“怎么搞的！”将军吃惊地说，“他走陆路？”
“不错，将军。”
“糟啦！”他说。
将军预感情况不妙。当天晚上，他接到消息：六月四日苏克雷元帅经过昏暗的贝鲁埃科斯地区时遭到伏击，被人打冷枪从背后暗杀。蒙蒂利亚来报告这个坏消息时，将军刚洗完澡，不等说完，将军拍了自己额头一掌，肝火大发，把桌上还没有收掉的晚饭餐具全扫到地上。
“婊子养的！”他吼道。
摔破餐具的轰响还在屋子里回荡，将军已经恢复了自制。他倒在安乐椅里嚷道：“是奥万多干的。”一连说了几遍：“是奥万多干的，西班牙人收买的凶手。”他指的是帕斯托司令何塞·马利亚·奥万多将军，驻在新格拉纳达南部边境。这一来，奥万多除掉了将军唯一可能的继承人，确保自己可以取得四分五裂的共和国的总统宝座，以便日后让给桑坦德。阴谋分子之一日后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当他从圣菲广场商定暗杀计划的一幢房子里出来时，看到苏克雷元帅披着黑呢大氅，戴着一顶旧帽子，双手插在口袋里，独自一人冒着傍晚寒雾在教堂庭院散步，这时他从灵魂深处感到一阵震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