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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也清楚。“那条路不对，”他说，“应该去里奥阿查，看看能否使我们杰出的将军们终于决心打几个胜仗。”他离开牌桌之前，认为有责任向房东夫妇解释。
“现在根本不是战争必要与否的问题，”他说，“而是荣誉问题。”
十二月一日，上午八点左右，他登上双桅帆船曼纽尔号。华金·德米耶尔先生把这条船交给他随意使用：兜兜海风排除胆汁，去他在圣佩德罗·亚历杭德里诺的榨糖厂以换换环境，从他的多种疾病和无数痛苦中稍稍康复，或者前往里奥阿查，再作一次拯救美洲的尝试。同何塞·马利亚·卡雷尼奥将军一起乘双桅帆船同来的马里亚诺·蒙蒂利亚将军设法让一艘美国三桅帆船格兰普斯号替曼纽尔号护航，格兰普斯号除了配备多门火炮外，船上还有一位好大夫奈特。但是蒙蒂利亚看到将军病病歪歪的样子，不想仅仅听取奈特博士的意见，还同将军的当地医生商量。
“我认为他根本经受不住这次航行，”加斯特尔邦多大夫说，“不过还是让他去吧，怎么都比待在这里好。”
大西恩纳加水道缓慢炽热，散发着有害的蒸汽，他们便改走海路，利用那年提前刮起的北方信风。挂着方帆的双桅船为将军准备了一间舱房，船只保养得很好，清洁舒适，行驶时有一种欢快的气氛。
将军兴致勃勃上了船，想待在甲板上观看马格达莱纳河的入海口，它挟带的泥沙使海水呈现灰色，有好几里宽。将军穿着一条旧灯芯绒裤，头戴安第斯软帽，上身是双桅帆船船长送给他的英国海军上装，在阳光的照射和微风的吹拂下，他的气色似乎好了一些。船上的水手为了让他高兴，捕获了一条大鲨鱼，鱼肚子里除了一些金属小物品外，还有几个骑手用的马刺。他像旅游者那么兴高采烈，终于累了，又陷入沉思。他招呼何塞·帕拉西奥斯过来，附耳说：
“莫里纳雷斯大爷现在准是在烧床垫，把匙子埋掉。”
中午时分，他们在大西恩纳加前面驶过，那是一大片混浊的水面，天上各种飞禽争先恐后地在捕食一群金色的小金枪鱼。沼泽地和海水之间是炙热的硝石平地，阳光灿烂，空气清新，渔民的房舍集成村落，院子里铺晒着他们的捕获物，远处就是那个神秘的西恩纳加小镇，白天都出现幻影，使得德国地理学家洪堡的学生怀疑他们老师的叙述是否正确。大西恩纳加的另一边则是内华达山脉常年积雪的峰顶。
双桅船静悄悄地鼓着方帆，几乎是贴着水面飞行，轻捷平稳，没有产生将军希望的用以排除胆汁的晕眩。再往前，当他们经过延伸到海岸的山的一条支脉时，波浪变得汹涌，风势也大了。将军急切地观察那些变化，食肉飞禽在他头顶上空盘旋，他觉得天旋地转，冷汗湿透了衬衣，泪水模糊了眼睛。蒙蒂利亚和威尔逊不得不扶着他，因为他身体太轻，一个海浪就可能把他从甲板上卷走。下午，帆船驶进平静的圣玛尔塔海湾，他那虚弱的身体里已经没有可以排除的东西，他疲惫不堪地躺在船长的床铺上，奄奄一息，但为了愿望实现而感到陶醉。蒙蒂利亚见到他这副模样惊骇万分，下船前让奈特大夫再看看他，奈特决定用担架把他抬上岸。
在码头上迎候的人寥寥无几，圣玛尔塔人本来就对任何带官方色彩的事情不感兴趣，何况还有一些别的原因。圣玛尔塔是共和事业最难吸引的城市之一。博亚卡之役奠定了独立的基础之后，萨马诺总督逃到该城等待西班牙援兵。将军本人曾数次企图解放该城，但直到共和国已经建立之后，蒙蒂利亚才达到目的。除了保皇派的怨恨之外，圣玛尔塔人对卡塔赫纳都有敌对情绪，认为卡塔赫纳是中央政权的宠儿，将军对卡塔赫纳人又特别有好感，助长了这种情绪而不自知。然而最重要的理由是海军上将何塞·普鲁登西奥·帕迪亚的速决处死，糟糕的是他和皮亚尔将军一样，也是穆拉托人，即使将军的支持者中间，也有许多人感到不满。做出死刑判决的军事法庭的主席是乌达内塔，他当上总统之后怨气更大。教堂的钟没有按预定计划敲响，没人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莫罗要塞上没有鸣放礼炮，说是军火库的火药那天早上受了潮。将军上岸前不久，士兵们忙乎了一阵子，以涂去教堂侧墙上用炭写的标语：“何塞·普鲁登西奥万岁。”少数几个在码头迎候的人接到他到达的官方通知时并不怎么激动。最引人注意的是埃斯特维斯主教没有到场，他是通知名单上第一个重要人物。
堂华金·德米耶尔有生之年一直记得他们薄暮时用担架抬上岸的那个瘦得可怕的人的模样，他身上裹着毛毯，套戴的两顶软帽遮到眉毛，只剩下一口气。但是记得最清楚的是他滚烫的手，灼热的呼吸，以及超自然的意志：他下了担架，由副官们扶持着站直身体，挨个儿招呼大家，每个人的头衔和全名都不遗漏。然后他被架上马车，倒在座位上，脑袋无力地靠着，但是眼睛急切地望着车窗外面一去不返的世界。
车队只消穿过马路就到他下榻的旧海关房子。那是星期三，晚上八点左右，由于十二月和风初起，滨海小路上有些周末的气氛。街道宽阔肮脏，有阳台围绕的石砖房屋比全国任何地方都保存得更好。居民们搬出家具，全家老小都坐在人行道上，有些人家甚至在街心招待客人。树间的一群群萤火虫发出的萤光照耀着滨海大街，比灯火还明亮。
刚翻修的旧海关房子是全国最古老的建筑，有二百九十九年的历史，前不久经过翻修。将军的卧室安排在二楼，面对海湾，但是他大部分时间喜欢待在正厅，那里有挂吊床的铁环。正厅里还有一张粗雕的桃花心木长桌，十六天之后，这里成了他的灵堂。他的经过防腐处理的尸体躺在这张桌子上，身穿蓝色的将军服，但是八颗纯金的扣子在丧事的混乱中不知被谁揪走了。
只有他本人仿佛没有感到死期已如此迫近。蒙蒂利亚将军晚上九点紧急召来的法国医生亚历山大·普鲁斯珀·雷弗朗不必把脉就知道将军早在几年前就已踏上死亡的道路。根据病人颈项无力、胸部下陷和脸色枯黄的症状，他判断主要原因是肺部损害，之后几天的观察证实了他的想法。他一会儿用西班牙语，一会儿用法语同将军单独交谈，在初步询问中发现病人在歪曲症状、混淆病痛方面有了不起的才能，诊断时他竭力忍住咳嗽和吐痰，憋得透不过气。临床诊断证实了医生视诊的印象。从那晚开始到以后的十五天中，医生发布了三十三份病情公报，认为除了身体的沉痼之外，将军精神上的痛苦也十分严重。
雷弗朗大夫三十四岁，温文尔雅，衣着讲究，对自己的能力很自信。六年前，波旁王朝在法兰西复辟之后，他失望之余来到美洲。他的西班牙文说写都正确流利，然而将军一有机会就炫示法语。医生立即辨出了他的口音。
“阁下有巴黎口音。”他对将军说。
“维维恩街，”将军高兴地说，“您怎么知道？”
“不是夸口，我凭一个人的口音就能猜出他是在巴黎哪个角落里长大的，”医生说，“尽管我本人出生在诺曼底的一个小镇，很大才离开。”
“诺曼底的干奶酪很好，葡萄酒却不怎么样。”将军说。
“那也许是我们身体健壮的秘密所在。”医生说。
他轻松地触动了将军心中孩子气的一面，赢得了将军的好感。更使将军信任的是他没有另开处方，而是把加斯特尔邦多大夫配制的止咳糖浆亲手喂了一匙给将军喝下，再给了一片安眠药，将军自己希望得到一些睡眠，心甘情愿地吃了。他们海阔天空地又聊了一会儿，直到安眠药起了作用，医生踮着脚尖走出房间。蒙蒂利亚将军和另外几个军官送他回家，医生说他打算和衣而睡，如果有紧急情况可以随时叫他，蒙蒂利亚听了大为惊慌。
雷弗朗和奈特一星期内商谈了好几次，没有取得一致意见。雷弗朗认为将军以前感冒没有得到很好调理，肺部落下了病根。奈特大夫根据皮肤颜色和晚上发烧，认为是慢性疟疾。在病情的严重性方面，两人都没有分歧。他们想请别的医生会诊来解决矛盾，但是圣玛尔塔的三个以及省里别的医生都拒不应召，也不作解释。于是雷弗朗和奈特大夫商定了一个折中的治疗方案，用镇咳剂治感冒，用金鸡纳霜治疟疾。
病人背着医生，自作主张喝了一杯驴奶，周末情况更趋恶化。他母亲常喝加蜂蜜的温热驴奶，在他很小的时候也给他喝以治咳嗽。但是那个偏方的味道，以及它所勾起的亲切而遥远的回忆搅乱了他的胆汁，使他呕吐不止，彻底垮了下来。奈特大夫只得提前动身去牙买加请一位专家。他千方百计请来了两位专家，花的时间短得难以置信，但仍旧太迟了。
尽管如此，将军的精神状态同他虚弱的身体情况很不相称，他似乎认为正在夺去他生命的疾病只是微不足道的不适。他彻夜失眠，躺在吊床上望着莫罗要塞灯塔旋转的灯光，忍住呻吟，不透露病痛，眼睛一直盯着他自己曾称之为世上最美的灯火辉煌的海湾。
“我老是看不够，眼睛都酸了。”他说。
他白天竭力显示往常的勤奋，把伊巴拉、威尔逊、费尔南多或者身边最近的人叫来，指示他们代写他已没有耐性口授的信件。只有何塞·帕拉西奥斯清醒地认识到将军忙于安排后事。那些信件都牵涉到他亲近的人的去向安排，其中几个还不在圣玛尔塔。他不念旧恶，替他以前的秘书何塞·桑塔纳将军谋得一个外交职务，让他新婚后过上舒适的新生活。他经常称赞何塞·马利亚·卡雷尼奥将军心地善良，为卡雷尼奥安排的职位使他日后当上了委内瑞拉的代理总统。他替安德烈斯·伊巴拉和何塞·劳伦西奥·席尔瓦向乌达内塔要了委任状，让他们以后至少有稳定的薪俸。席尔瓦日后成为总司令和陆海军部长，八十二岁去世，晚年得了他特别害怕的白内障，视力减退，经过奔走努力，出示他身上多处伤疤证明他的战功，终于得到残废证明，靠养老金度日。
将军还试图说服佩德罗·布里塞尼奥·门德斯，让他回新格拉纳达担任国防部长，但是事态迅速发展，没有如愿。他立下文书，赠送一笔财产给他的侄子费尔南多，便于他在政界腾达。迪戈·伊巴拉将军是他的第一个副官，也是他在私下或公开场合都以“你”相称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将军建议他离开委内瑞拉，去一个更能发挥作用的地方。他临终之前甚至为胡斯托·布里塞尼奥将军求人情，尽管那时候他对布里塞尼奥仍感不快。
他的军官们也许永远也不会想到这些安排把他们的命运联系到什么地步。因为他们后半辈子仍旧休戚与共，同舟共济；包括五年之后，他们又一次在委内瑞拉聚首，和佩德罗·卡鲁霍司令并肩作战，为玻利瓦尔的一体化思想进行军事冒险。
那不是政治部署而是将军临终前为他的孤儿们作的安排。他向威尔逊口授致乌达内塔的信中有一句惊人的话证实了这一点：“里奥阿查之事已经无望。”当天下午，将军收到那个捉摸不透的埃斯特维斯主教的信，请他在中央政府斡旋，宣布圣玛尔塔和里奥阿查为省份，从而结束同卡塔赫纳的历史悠久的分歧。何塞·劳伦西奥·席尔瓦刚念完信，将军就做了一个泄气的手势说：“那些哥伦比亚人出的主意都是搞分裂。”后来，当他和费尔南多一起处理未复信件时，表现得更粗暴。
“不用写回信，”他说，“等我身上填满黄土之后，他们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将军不停地想改变气候环境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潮湿的时候，他要干燥；冷的时候，希望暖和；在山区的时候，想换海洋气候。他老是烦躁不安，一会儿要开窗透透空气，一会儿要把窗关上，一会儿要把安乐椅放在背对阳光的位置，一会儿又要挪个地方，直到折腾得筋疲力尽，躺在吊床上晃荡才显得太平些。
圣玛尔塔的日子越来越凄怆，当将军恢复些许平静，再次提出愿去德米耶尔先生的乡间别墅时，雷弗朗大夫立即鼓励他去，知道这是回光返照的迹象。将军动身前夕写信给一个朋友说：“我至多再能活两个月。”这对大家都是一句谶言，因为他一生中很少提到死亡，最后几年里更没有听他谈过。
坐落在内华达山嘴、离圣玛尔塔一里远的圣佩德罗·亚历杭德里诺繁花庄园是一个甘蔗种植园，附有炼制原糖的榨糖厂。将军乘德米耶尔先生的马车走上尘土飞扬的大路，十天之后又循原路回来，不过回来的是搁在牛车上的用他那件旧披风裹着的尸体。早在望见房屋之前，将军已闻到随风飘来的热糖浆的气味，在荒凉中产生了错觉。
“是圣马特奥的气味。”他叹息说。
距离加拉加斯二十四里的圣马特奥榨糖厂是他乡愁的中心。在那里他三岁失怙，九岁失恃，二十岁丧偶。他在西班牙结婚，妻子是个美丽的出生在美洲的贵族姑娘，也是他的亲戚，他当时唯一的理想是在圣马特奥榨糖厂与娇妻厮守，过幸福生活，同时经营扩大他富甲一方的产业。婚后八个月，妻子就去世了。死因没有确切记载，不知是恶性热病还是意外事故。丧偶是他一生中的巨大转折，他从一个沉湎于声色犬马、对政治毫无兴趣的殖民地公子哥儿突然成为另一个人，至死也没有改变。他从此不提死去的妻子，不回忆她，也没有续弦的打算。他一生中几乎每晚都梦见圣马特奥的房屋，有时梦见他的父亲、母亲和每一个兄弟姐妹，但从没有梦见过妻子，因为他强忍悲痛把她埋葬在遗忘深处，才能没有她而继续活下去。一瞬间唤起他回忆的是圣佩德罗·亚历杭德里诺糖浆的气味，榨糖厂里的奴隶们表情呆滞冷漠，甚至不向他投来同情的目光，巨大树木围绕着为接待他而粉刷一白的房屋，那是他生命中的另一座榨糖厂，不可逃避的命运将带他去那儿结束生命。
“她名叫玛丽亚·特雷莎·罗德里格斯·德尔托罗–阿莱萨。”将军突然说。
德米耶尔先生正在想别的事情。
“谁啊？”他问道。
“我死去的妻子，”他惊觉过来说，“请别在意，那是我年轻时的一桩不幸。”
将军不再说什么。
为将军安排的卧室又一次勾起他的回忆。他仔细察看，仿佛每件东西都是一个启示。除了挂有幔帐的床外，还有一个桃花心木的柜子、一个大理石面的桃花心木床头柜和一把红丝绒面的扶手椅。窗旁边的墙上有一口八角形的挂钟，钟面是罗马数字，指针停在一点零七分。
“我们以前来过这里。”他说。
何塞·帕拉西奥斯给钟上弦，拨到正确的钟点，将军躺在吊床上，即使能睡一分钟也好。那时他才看到窗外的内华达山，清晰蔚蓝，有如一幅油画，使他想起一生中住过的别的房间。
“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更接近自己的家。”他说。
在圣佩德罗·亚历杭德里诺的第一晚，将军睡得很好，第二天似乎大有起色，甚至在榨糖厂兜了一圈，赞扬纯种牛，尝尝糖浆，说了一些炼糖的内行话，使大家十分惊异。蒙蒂利亚将军对这种变化感到奇怪，要雷弗朗大夫讲实话，大夫解释说将军虚假的好转现象是垂危病人常有的。几天内，也许几小时内就可能死亡。蒙蒂利亚听了这个坏消息茫然失措，一拳打在墙上，手都破了。对他说来，这个打击太大了。他多次对将军说过假话，一直是出于好意或者小的策略考虑。从那天开始，他出于怜悯而不对将军讲实话，并且吩咐接触将军的人都这么做。
那个星期，八名高级军官由于反政府活动被逐出委内瑞拉，来到圣玛尔塔。其中有几个解放战争中的著名人物：尼古拉斯·席尔瓦，特立尼达·波托卡雷罗，胡里安·因方特。蒙蒂利亚请求他们非但要向将军隐瞒坏消息，而且要把好消息说得更好，让将军的心病得到一点安慰。他们做得更夸张，把国内形势说得欢欣鼓舞，以至将军的眼里又闪出旧时的光芒。将军重提搁置了一星期的里奥阿查问题，又谈起委内瑞拉，仿佛他的理想马上就能实现。
“我们沿着正确道路从头开始，再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机了。”他说。接着，他以无可争辩的自信做出结论：“我再踏进阿拉瓜山谷的那天，委内瑞拉全体人民都会起来支持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