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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分钟以后，我和那个撒泼的女疯子被一起扔进了约洛县警车的后车厢里，事情闹大了，那个老实的校园警察早就管不了了。我们两个都被铐了起来，铐得我的手腕生疼，比我之前想象的疼得多。
那个女人被彻底激怒了，大声嚷嚷：“我跟他说过我他妈的不在现场！”校园警察也这么对我说过，只是他说的时候面带忧伤，而她却说得洋洋得意。“太高兴了，你最后决定跟我一起。我叫哈露·菲尔丁。戏剧系的。”
一句废话也没有。
“我之前从没遇到过叫哈露的人。”我说的是名字叫哈露，我认识姓哈露的人。
“随我妈叫的，她的名字是随珍·哈露叫的。我妈叫哈露是因为珍·哈露美丽又聪明，可不是因为我外公是个老色鬼。根本不是。但是对哈露来说，美丽聪明有什么用呢？你说呢？好像这样就能成为伟大的榜样一样。”
我对珍·哈露一点儿也不了解，只知道她可能演过《乱世佳人》，可我从没看过《乱世佳人》，也从没打算看。战争都结束了，还有再去回顾的必要么？“我叫露丝玛丽·库克。”
“露丝玛丽？迷迭香的意思！花语是回忆！”哈露说，“你的名字太棒了！非常非常迷人！”她先把胳膊放在屁股下，又挪到大腿下，她戴着手铐的手腕在她身前扭曲着。要是我能做出和她一样的动作，我们就能握手了，这好像就是她的意思，可我做不出来。
警车把我们带到了约洛县监狱，在这里哈露的这套动作引起了一阵骚动——蹲下，双腿跨过被铐住的手腕。哈露很高兴，连着做了好几遍，又有一大堆警察被叫过来看哈露表演。面对这些热情的警察，哈露摆出一副胜利者的谦虚态度，“我的胳膊很长，以前从来没穿过这么合适的衣服。”
逮捕我们的警察名叫阿尼·哈迪克。哈迪克警官摘下帽子后，露出了光亮的脑袋，他的头发正沿着一条干净的曲线从他的前额撤离，这样就衬得他的五官特别整齐，就像聊天表情里的笑脸。
他给我们开了手铐，把我们交给县里的警察审讯。“弄得我们好像多值钱似的。”哈露解释道，她的一言一行都表明她是这里的常客。
可我什么都不懂。我身上那股冲动劲儿早就彻底消失了，现在我只觉得浑身上下不舒服，这种感觉像是忧伤，又像是想家。我到底做了些什么？我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头顶的荧光灯像苍蝇一样嗡嗡嗡嗡响个不停，照出了每个人眼底的阴影，把大家都照得又老又绝望，甚至还带一点绿色的幽光。
“你好，请问要审讯多长时间？”我尽可能礼貌地问，然后突然想到下午的课应该上不成了。欧洲中世纪史，讲各种各样的铁女架(1)、地下密牢和火刑柱。
“要多久有多久。”县警局的女警察厌恶地瞅了我一眼，眼睛还发着绿光，“要是你不问我问题惹恼我的话，会比这快很多。”
这时候说这个已经太晚了。下一秒她就把我扔到了牢房，这样她审讯哈露的时候我就不能在旁边添乱了。“别担心，老大。”哈露朝我喊，“我马上就来陪你。”
“老大？”女警察重复了一遍。
哈露耸耸肩。“老大，领导，主人。”她给了我一个燃烧着的赞博尼磨冰机式微笑，“美国队长。”
未来，警察和大学生有可能不再是宿敌，但我肯定是活不到那一天了。警察命令我摘下手表，脱下鞋，解下腰带，然后把光着脚的我关进了牢房，四周都是铁栏杆，地板上黏糊糊的。拿走我东西的女警察态度非常恶劣。牢房的空气里有一股浓烈的味道，是啤酒、面条、杀虫剂、小便混在一起的臭气熏天的味道。
虽然我是女孩子，却很会爬树。检查之后，我发现牢房里的铁栏杆一直竖到房顶。牢房天花板上的荧光灯比外面多，嗡嗡嗡嗡的声音也比刚才更响，其中一根灯管一直在不停地扑闪，所以监狱里忽明忽暗，就像白天黑夜不停地交替。早上好，晚上好，早上好，晚上好。唉，要是我穿着鞋就好了。
牢房里已经有两个女犯人了。其中一个坐在牢房里唯一一个光秃秃的床垫上，她是个黑人，喝醉了，很年轻，看起来很脆弱。“我需要医生。”她边说边伸出胳膊肘，上面有一道很窄的伤口，血从伤口里缓缓流出来，在忽明忽暗的灯光照射下，血一会儿变成鲜红色的，一会儿变成深紫色的。“救命啊！为什么没人来救我？”她突然尖叫起来，把我吓了一跳。没有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回应她，之后她就一句话也不说了。
另一个是个中年妇女，白种人，看起来很紧张，整个人瘦得像根针。她漂染过的头发显得僵硬呆板，身上穿着粉橙色套装，在监狱这种地方，这套衣服算是很讲究了。她说她刚刚追尾了一辆警车。一周前她刚被抓过，那时她家要举办周末午后足球派对，为此她跑去商店偷墨西哥面饼和辣调味汁。“太倒霉了。”她对我说，“我点儿真背。”
警察终于要审讯我了。我没有表，不知道现在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这次审讯是在我放弃希望很久之后才开始的。哈露还在监狱的办公室里，坐在一把椅子上扭来扭去，这把椅子看起来像石头一样硬，她每次改口供的时候都要使劲儿拍大腿。最后她被指控破坏公物、扰乱治安。她跟我说这种指控无关痛痒，他们根本不拿她当事儿，也不该拿她当事儿。她给男朋友打了个电话。她男朋友就是餐厅里被她骂走的那个男的，他接到电话立刻就赶过来把她接走了，那时候我还没被审讯完。
我算是知道男朋友多么有用了，当然这不是我第一次知道。
我的罪名跟她一样，只是多加了另外一条重要的指控——袭警，这条指控可绝非无关痛痒。
现在，我已经坚信我之前什么都没做，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我给爸爸妈妈打电话，除了他们我还能向谁求助呢？多希望妈妈能接电话啊，通常我往家里打电话都是她接，可这次她出去打桥牌了。她打桥牌很上瘾，可是牌品不好，我都不敢相信竟然还有人愿意跟她打牌，但这也是因为那些人太迷桥牌了，就跟吸毒成瘾一样。通常她会在外面打一两个小时，然后就提着她那银色的手包满面春风地回家，作弊赢来的硬币在手包里叮当作响。
直到爸爸将我的事告诉她。“你到底做什么了？”爸爸听起来快要气炸了，就好像他在做什么重要的事情被我打断了一样，但所谓的重要事情也只是他自己认为很重要罢了。
“没什么。惹恼了一个警察而已。”我的恐惧感像蛇皮一样蜕去了。爸爸对我总是有这种功能。他越生气，我就越高兴，当然我一高兴他就更生气。说实话，他对谁都有这种功能。
“岗位越低，肩上的担子越重。”爸爸说，一下子又对我展开了说教，“我一直觉得你哥哥会从监狱里给我打电话。”他继续说。这句话把我惊到了，爸爸很少提到哥哥。他一般很小心，尤其是用家里的座机打电话的时候，因为他觉得电话被窃听了。
爸爸这句话的意思明显是哥哥很有可能会进监狱，可我没理他，也许吧，但即便哥哥被捕入狱，他也肯定不会给家里打电话。
电话墙上有一句用蓝色圆珠笔涂鸦的话：想在前头。这个建议真好，可是对用这部电话的人来说，这个建议来得有点儿晚了。无论如何，我觉得“想在前头”是个很不错的理发店名字。
“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爸爸说，“你告诉我怎么把你弄出来。”
“我也是第一次进来啊，爸爸。”
“你别再跟我装可爱了。”
我突然就大声哭了起来，哭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我吸着鼻涕大喘了几口气，试着说话，可是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爸爸语气变了。“我猜应该是有人陷害你。”他说，“你呀，老是别人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唉，在那儿好好待着别乱跑。”——说得好像我有的选似的——“我看看该怎么做。”
那个漂染过头发的白种人排在我后面打电话。“你绝对猜不到我在哪儿。”她说，声音很轻快，带着明显的呼气声，可她最后却发现拨错了号。
专业人士总是有一套自己的方法，爸爸想办法联系到了逮捕我的警官哈迪克。哈迪克警官自己也有孩子，所以他很同情爸爸，爸爸也认为这是应该的。不一会儿，他们便开始亲昵地用昵称称呼彼此：文斯和阿尼。而我面临的袭警指控也减轻为扰乱警察执法，之后哈迪克警官直接撤销了这项指控。我就只面临破坏公物和扰乱公共治安这两项无关痛痒的指控。之后这两项指控也被撤销了，因为之前餐厅里那个画眼线的女人专程赶过来为我作证。她坚持说我只是一个无辜的旁观者，绝对不是故意把杯子摔碎的。“我们当时都很震惊。”她说，“当时就是一场闹剧，你绝对想象不到那个场面。”可她赶过来的时候，我已经被迫答应爸爸感恩节回家，这样在这四天假期里爸爸和我就能面对面好好讨论这个问题。打翻牛奶要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沉重了。这还不算我被关在监狱里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