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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我尽力不再想费恩。奇怪的是，等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真的很少再想到她了。那一切仿佛都发生在上个世纪。当时我太小了。其实我不跟她在一起的时间比跟她在一起的时间要多得多，而跟她在一起的那几年我基本上都已经不记得了。
我离开了家。我是家里最后一个离开家的孩子。尽管妈妈默许了我离开印第安纳州的决定，但我离开家的第一年跟她通话的时候，她的声音仍然是哽咽的。大二那年，要是我回家过暑假，就没有资格缴州内学费了，所以那年暑假我没有回家。七月份爸爸妈妈过来看我。“至少这里是干热。”他们不断跟我说，尽管有一次温度计超过了一百华氏度。我觉得他们也就是随便说说。我们开车在校园里转，经过之前纵火案地点的时候，不禁生出一种受伤的感觉，那座实验室已经正常运行了。
然后他们就回了布鲁明顿，八月份的时候搬了家。以后再也见不到曾经住过的地方，这种感觉很奇怪。
之前我并没有明确地想过这个问题，但我发现我竟然不自觉地想避开讨论灵长类动物的课程。不学遗传学，不学人类体格学，更不学心理学。你可能会发现绕开灵长类动物非常困难。例如《古文入门》这门课，有一个星期的时间都是在讲大闹天宫的猴王孙悟空。再如《欧洲文学》这门课，教学大纲上就写着卡夫卡的《致科学院报告》，文章的讲述者是一只叫红皮特的猿，而你的老师还会告诉你这只猿比喻的是犹太人，最后你会发现这篇文章的精彩之处，但这篇文章理解起来有难度。而天文学课很有可能有一部分是在讲探索，探索率先进入太空的狗和黑猩猩。老师很有可能给你看一幅图片，上面是一只在太空里戴着头盔的黑猩猩。它的嘴巴从一只耳朵咧到另一只耳朵，这样的话我就有一股冲动，想要告诉班里的同学黑猩猩这样咧嘴是因为害怕，不管它们跟人类相处多久，也不可能改变这个习惯。图片上这些看起来很开心的太空黑猩猩实际上非常害怕，而我很有可能会忍不住把这些说出来。
所以要说我从来没想起过费恩也是不对的。倒不如说要是没人提醒的话我从来没想到过她，即便想到了，也很快就会忘记。
我到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既是为了寻找过去（我哥哥），又是为了忘记过去（女猴子）。当然，女猴子指的是我，而不是费恩，费恩从来都不是猴子。我脑中一直有一个隐藏的部分，一个不能用语言表达的部分，我可能一直相信我和我的家庭还有恢复的可能，我们会一起过一种正常的生活，仿佛费恩从来没有出现过。我肯定曾经相信过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入住新生宿舍的时候我做过一个决定：绝不谈论我的家庭。那时我已经不是一个话多的人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不难。奇怪的是，我们的家庭却几乎成了我们每日必谈的话题，避开它不谈比我之前想的要难多了。
我第一个室友来自洛斯盖多斯，是个《X档案》迷。她叫拉金·洛兹，本来是金色头发，之后染成了红色。她让我们叫她斯卡莉。斯卡莉情绪激动的时候脸颊一会儿粉一会儿白，变化的感觉就像慢速摄影一样。几乎是从我们见面的第一刻起，她就开始讲她的家庭。
斯卡莉是第一个到的。她已经选好了床，把衣服扔在床上堆成了一座小山（这些衣服在床上放了几个月，她就像睡在窝里一样）。我打开门的时候，她正在往墙上贴海报，其中一张海报当然是《X档案》里著名的“我要相信”。另一张海报是《剪刀手爱德华》里面的，她说那是她最爱的约翰尼·德普。“你最喜欢的是谁？”她问我，要是我真有一个最喜欢的人的话，可能会给她留一个好一点的第一印象。
幸运的是，斯卡莉还有两个妹妹，所以她已经很习惯应付没脑子的人。她告诉我她爸爸是个承包商，从事高端房产业。在那些房子里，图书室里都有可移动扶梯，喷泉里有红鲤，还有跟盥洗室一样大的衣橱和跟卧室一样大的盥洗室。她爸爸整个周末都在文艺复兴节里度过，戴着天鹅绒帽子，到处跟姑娘们说早安。
她妈妈设计十字绣，并且以“X绣”的品牌名字卖这些十字绣。她给全国的手工艺小店供货，但主要业务还是在南方。斯卡莉的床上有一个枕头，枕头上绣着一幅长城的鸟瞰图，图上的明暗对比十分逼真，就仿佛你真的在长城。
有次斯卡莉的妈妈让她用涂着漂白剂的牙刷清洁卫生间的地板，斯卡莉因此错过了高中的一场舞会。“通过这一件事，你就知道我妈妈是什么样的人了，她就是快速拨号盘上的玛莎·斯图尔特，”斯卡莉说，接着又说，“当然不是说长得像斯图尔特，而是说思想上像。”然后她用蓝色的眼睛盯着我，“你知道这种感觉吗？长大的过程中一切看起来都十分正常，”她哀怨地问，“但突然你就意识到其实你的整个家庭都疯了。”听她说完这些话的时候，我才认识她大概二十分钟。
斯卡莉是一个特别适合群居生活的人——特别开朗，对其他人几乎是来者不拒。我们的房间里什么都可能发生。每次下课或吃完饭回宿舍，或是在深夜醒来，屋里都有六七个大一新生，背倚着墙坐在地上，聊她们家里那些奇怪的事。她们的父母太奇怪了！她们跟斯卡莉一样，都是到现在才发现这一点。她们每个人都有奇怪的父母。
其中有个人因为生物考了B＋被她妈妈禁足了一整个夏天。她妈妈在印度德里的一个地方长大，那里不能容忍B＋的成绩。
还有一个人的爸爸在全家出去吃早餐前会让所有人站在冰箱前喝一杯橙汁，因为饭店里的橙汁太贵，而没有橙汁的早餐根本就不叫早餐。
一天晚上，走廊对面的女孩，好像叫阿比还是什么，跟我们说，她姐姐在十六岁的时候说，三岁时她们的爸爸让她摸他的生殖器。阿比说这些的时候正躺在我的床脚上，头枕在手上，黑发像喷泉一样绕着她弯起来的胳膊垂着。当时她大概是穿着背心和法兰绒格子睡裤。她穿着这些衣服睡觉，也穿着这些衣服上课。她说在洛杉矶每个人都穿着睡衣上学。
“后来，经过治疗并达成一致意见之后，再没人说起过这件事了。”阿比说，“她突然记起他没有那么做，可能是她做梦梦到的。但她仍然对那些不相信她的人嗤之以鼻，要是这一切都是真的呢？她真是个疯子，”阿比说，“有时候我真讨厌她。明明家里其他人都好好的。你们明白这种感觉吗？这个疯子姐姐却把一切都毁了。”
这个话题太严肃了，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于是我们就坐在那里看斯卡莉用金粉涂脚趾甲，没人说话。这种沉默持续了很久，气氛变得很尴尬。
“管他呢。”阿比说。在1992年，这句话的意思是不管你听起来有多么在意，但你实际上并不在意。她不仅仅是说了这句话，还比了一个手势——竖起无名指，两个拇指连在一起组成“W”形。我们竟然逼着她对我们说“管他呢”，这弄得我们更无话可说了。
“管他呢”的手势是我在大学里学的第一个手势，那时候还有其他几个很流行的手势。拇指和食指比成“L”形状放在额头，表示“失败者”。“管他呢”的“W”手势可以上下翻成“W”和“M”形，表示“管他呢，你妈妈在麦当劳工作”。那就是1992年我们表达想法的方式。
多丽丝·莱维打破了僵局。“我爸爸在一家杂货店里唱歌。”她坐在斯卡莉金色的脚趾旁，手臂抱着膝盖，“声嘶力竭地唱。”店里一放出老式摇滚乐，她爸爸就拿起奶酪闻一闻，然后开唱：妈妈告诉我不要来。在你走之前把我叫醒。
“他可能是个同性恋，”斯卡莉提醒道，“我觉得他很像同性恋。”
“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他突然问我到底尊不尊敬他。”多丽丝说，“我到底该怎么回答？”她转头看向我，“你的爸爸妈妈应该也很奇怪吧？”我觉得她那是一个总结句。我明白我们是在轮流填充这段沉默，好让阿比不后悔刚刚她对我们说过的话，我明白现在轮到我了。
但我把这次“传球”搞砸了。我似乎还能听到阿比的声音——“这个疯子姐姐把一切都毁了”——除了这句话我还能听到的，是有人仿佛在狂风暴雨中从一个遥远的海岸朝我大喊。
“并没有。”我说，不想多讨论我的父母。毕竟要是你想追究的话，他们其实是非常普通的父母，只是尝试着把黑猩猩当成人类来养而已。
“能生活在正常的家庭里真是太幸运了。”斯卡莉跟我说，其他人也都同意。
我真是扯了一个大谎！成功地扯了一个大谎。很明显，我已经把以前所有的线索全都消灭了，那些私人空间、焦距、面部表情和词汇。很明显，所有看起来应该“正常”的地方都证明了我的正常。我的计划——穿越半个国家，再也不提起我的家庭——现在进行得就像做梦一样顺利。
只可惜虽然我现在变得正常了，可“正常”听起来又突然没那么有吸引力了。这里新的“正常”反倒是“奇怪”，当然，我还没有适应这种“正常”。所以我还是没有融进这个集体。我还是没有朋友。也许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交朋友。很显然我之前并没有经验。
也许想尽一切办法来确保没人了解我阻碍了我交朋友。也许所有那些在我们房间进进出出的人都是朋友，只是我还没意识到罢了，因为一直以来我觉得这样还不能叫朋友。也许朋友不像我想的那么重要，而实际上我有很多朋友。
然而一些现象说明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某个周末，斯卡莉和其他一群脱险家族的新生到塔霍湖滑雪的时候，并没有叫我一起去。我是后来才知道这件事情的，在我面前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开谈论滑雪的事情。在那次旅途中，斯卡莉搭上了加州州立理工大学的一个老男人，那个老男人跟她睡了一晚，但是第二天早上就不理她了。斯卡莉非常想跟别人讨论这件事情，而我不小心听到了她们的谈话，斯卡莉看见了我，就说：“我们觉得你肯定不会感兴趣，毕竟你来自印第安纳。就像你还需要去别的地方看雪似的。”紧接着是一阵尴尬的笑声，她的眼球像弹珠一样弹来弹去，脸颊都羞红了。她都尴尬成这样了，我很替她难过。
作为一名大学本科生，如果你读过《101个有趣的哲学问题》这本书，很可能会碰到“哲学的唯我论”这个概念。根据唯我论，事实只存在于你自己的头脑中。你只能确定你自己是一个有意识的独立个体，而其他人可能是被外星人或是猫身上的寄生虫所操纵的没有脑子的牵线木偶，或者甚至连动都不会动。你绝对无法证明其他论断的真实性。
科学家已经用一种被称为“最佳解释推理”的策略解决了唯我论的问题。这种说法是一种廉价的论断，没人喜欢这种说法，当然可能外星人的部分可以除外。
所以我不能证明我和你不同，但这已经是我最好的解释了。我是从别人的反应中推断出来的这种不同。我认为我的成长过程是起因。推断和设想，烟雾和果冻，都没什么两样，你没法从这些东西里得出结论。事实上，我只是想说我感觉我跟其他人不一样。
但也许你也觉得你跟其他人不一样。
一般情况下黑猩猩之间的友情会持续七年。而我和斯卡莉只做了九个月室友。我们从来没有起过严重的争执。但后来我们就各自收拾好自己的行李，各自走向自己的新生活，再也没说过话。是时候跟斯卡莉说再见了。下次再见到她要到2010年，她在Facebook上加了我，但我们也没说过什么话。
大学第二年，我在食品合作社的公告板上看到了一则公寓合租的广告。托德·唐纳利，艺术历史学专业三年级的学生，是一个性格好又安静的人，他很容易相信别人，这是一种危险却坦然的生存方式。我听他讲过很多次他的爱尔兰父亲和他的日本母亲，他有着父亲一样的雀斑和母亲一样的头发。而我却很少对他讲我的父母，但他比其他人知道的都多。那个时候我已经找到了一种谈论我的家庭的方法。确实没有比这更简单的方法了。就是从中间讲起。
一天晚上，托德用自己神秘的方法拿到了澳大利亚伯班克电影公司制作的动画版《铁面王子》。爱丽丝·哈特苏克（托德当时的女朋友，他真是傻了才会跟她分手）过来了。他们躺在沙发上，每人一边，脚叠放在中间。我枕着枕头躺在地毯上。我们吃了爆米花，托德讲了一些动画片的基本常识，着重介绍了伯班克风格。
你肯定听过《铁面王子》的故事。一对双胞胎一个是法国国王，另一个是戴着一个铁面具的巴士底狱囚犯。在监狱里的那个人身上具备一个国王应有的品质。而真正的国王却是个混蛋。动画片最后有一场在焰火旁边进行的美丽的芭蕾表演。奇怪的是，我看到这个镜头的时候竟然无法呼吸。电视上——脚尖旋转的芭蕾舞者、各种阿拉伯式花纹、彩色星星雨。地板上——我，流着汗，心怦怦跳着，急需呼吸新鲜空气。我坐起来，整个房间都暗了，似乎在缓慢地旋转。
爱丽丝朝我扔过来那个没用了的爆米花袋子，让我对着袋子呼吸。托德来到我身后，两条腿放在我的腿旁边。他来回按着我的肩，托德并不喜欢碰别人。而我很喜欢别人碰我；这是猴子女孩的爱好。
托德给我按肩让我放松下来，然后我开始哭。我还在对着爆米花袋子呼气，我的哭泣声听起来就像来自海洋的声音，有时候是浪花声，有时候是海豹声。“你还好吗？”托德问我，很明显我并不好，但人们总会这样问，“你怎么了？”托德用拇指按着我脖子后面。
“你还好吗？”爱丽丝问，“需要我们给谁打电话吗？你怎么了？”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我也不想知道。有些东西似乎正从地下慢慢爬出来，而我知道的是我并不想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也不想继续看《铁面王子》。我说我没事，现在已经好多了，我也不知道我刚刚是怎么了。随便找了几个理由解释之后，我躺在床上继续哭着，静静地哭，不想让托德和爱丽丝担心。
屋子里有一头隐形的大象，总是时不时被树干绊倒。我还是用了以前惯用的逃避方法，竟然一点都没有忘，那就是用最快的速度睡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