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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晚上在我的记忆里就是各种断断续续的蒙太奇电影片段。有一部电影《猴子女孩回来了》,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市区里的关于疯狂的“艾迪塔罗德”的故事。
现在我在快餐店外面打算点吃的。雷哲之前急匆匆地走了。哈露坐在我的自行车上,而我扶着自行车车把保持平衡。我们在对讲机这头点了一堆东西,时不时就换一个刚刚点的东西,还要确保对讲机那头的女服务生听明白了,之后她就因为我们不在店里而不给我们端出来,她说我们必须进去点。一场争执在所难免,女服务生叫来了另一个比她职位高的人,那个被叫过来的人直接让我们滚。“滚”是从快餐店的雪人头里传过来的,因为哈露刚刚用家里的钥匙把对讲机拆下来了。
现在我在G街酒吧里跟一个黑人小伙聊天,他穿着运动夹克,这可能意味着他是个高中生,但我们已经在激烈地接吻了,而且吻了很长时间,所以我真心希望他不是高中生。
现在我坐在火车站潮湿的凳子上,身体缩在一起,脸放在膝盖上。我一直在抽泣,因为我放任自己想象之前从不允许我自己想的一个场景,我正在想象费恩被带走时的场景。
我永远都不可能知道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那天我不在现场,洛厄尔也不在现场。我打赌妈妈也不在,甚至有可能爸爸也不在。
费恩肯定是被下药了。费恩醒来的时候肯定就已经在陌生的地方了,就像我第一天下午在我的新卧室里醒来一样。但区别在于我一哭爸爸就进来了。但是费恩哭了谁能进去呢?也许是马特吧。我把这当成一个小小的安慰,费恩醒来的时候马特会在旁边照顾她。
我正在回想最后一次见到她时她的样子。那时她只有五岁,精力十分旺盛。但她现在肯定不住在《海角乐园》里的树屋里,相反,她现在和其他更老更大的黑猩猩一起被关在笼子里,她在那儿谁都不认识。天哪!之后她必须认清她的身份,不只要认清她是一只黑猩猩,还要认清她是一只母黑猩猩,地位比所有的公黑猩猩都低。我知道费恩很难接受这个事实。
他们对关在笼子里的费恩做了什么呢?不管怎样,费恩被带走就是因为当时没有任何女性出来阻止,那些应该支持费恩的女性——妈妈、女研究生们和我——都没有帮助她。相反,我们把她流放到了一个完全没有女性团结力量的地方。
我仍然在哭,但像是转移到了一个我不认识的地方,不是酒吧,因为我能听清楚其他人的讲话。我和哈露以及两个跟我们年龄相仿的男生在一起。长得好看的男生坐在她旁边,手臂搭在哈露的椅背上。他头发很长,所以会不时摇头好让头发不遮挡视线。另一个男生很明显就是给我找的。他很矮。但我不在乎。因为我本来就很矮。我喜欢暖男,不喜欢大男子主义。只不过他一直让我笑。“没有什么特别糟糕的事。”他说。要是五岁的话,我就咬他了。
很明显就是给我一个安慰,这让我觉得受到了侮辱,而其他人也都毫不掩饰。就好像哈露和她的男生是音乐剧中浪漫的情侣,她们会有最好的音乐盒最好的故事情节,关于他们的点点滴滴都很重要。而我和我的男生只是负责搞笑的部分。
“我连你叫什么都不知道。”我跟他说,来解释为什么我不对他笑。尽管我们之前可能已经彼此介绍过了,只是我没听而已。
可能我的声音不够大,因为没人响应我。他飞快地眨眼,好像眼里有什么东西似的。我戴着隐形眼镜,还一直在哭,就像我自己在我的眼球上建了一个莫哈韦沙漠。
哈露隔着桌子靠过来,抓着我的手腕摇晃。“听我说,”她很坚定地说,“你在听吗?注意力集中吗?不管你为什么伤心,那都是你自己想的,不是真的。”
看得出来哈露旁边的那个男生早就受够我了。“他妈的够了,你打起精神来吧。”他说。
我不想听那个让人受不了的混蛋的嘲笑,我不想笑,我宁愿死。
我们坐在那儿,只是雷哲来了。他现在坐在哈露旁边,而刚才那个长头发的男生坐到了我旁边,矮个子男生拿了把椅子坐在桌子角那边。我记不起来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了,他们自作主张地给我“升级”让我更生气。比起这个长头发的男生,我更喜欢那个矮个子男生,可是有人问过我吗?
三个男生之间的气氛很紧张,感觉他们随时都会大吵一架。雷哲一直在玩盐瓶子,他把盐瓶子转起来说,盐瓶子停到谁那里谁就是傻子,长头发的男生说他不用转盐瓶子就知道谁是傻子,他只要看一眼就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傻子。“冷静点兄弟。”矮个子男生对雷哲说,“你不能什么都要。”——雷哲把手放在额头上做了一个“失败者”的动作,气氛变得更紧张了。雷哲不是简单地用两根手指比了“L”,他还直接朝着那个长头发男生比中指,这个动作不仅有“失败者”的意思,还包含着“不管怎样你都是失败者”的意思。长头发男生大口喘着气,看样子他们马上就要大打一架了。
我忍不住想要是我跟他们三个上床的话,他们会不会冷静下来。因为我觉得看情况他们应该不会冷静下来。
很显然,我把这句话大声说出来了,我试着解释我只是随便说说。我试着跟他们讲索萨博士的课,但我并没有讲多少,因为“倭黑猩猩”这个词很可笑,而他们脸上也挂着可笑的表情。一开始,每个人都在笑,但最后他们都停下了,就我没有。没人喜欢看我哭,但我笑起来了还是很讨人厌。
现在我在厕所隔间里,吐刚才一块块咽下去的比萨。吐完以后我走到洗手盆边洗脸,旁边有三个男人在小便——我竟然走错了厕所。
其中一个男人就是雷哲。我指着镜中的他问:“这是谁?”过了一会儿,我自己解围道:“这是个智力测试。”我把隐形眼镜取下来扔进下水道,因为一次性用品就该被这么处理,用完就扔。此外,戴着隐形眼镜还能看什么呢?镜子中我脸色惨白,却在怒目而视。我一点都不想看这张脸。我根本就不是这样的。这肯定不是我。
雷哲给了我一块口香糖,这可能是异性对我做过的最体贴的事。我突然觉得他很帅。“你靠得太近了。”他说,“没人跟你说过你们这种人总是喜欢侵入别人的私人空间吗?”就像他说的一样,我正趴在他身上。
我又想起了一些事。“你他妈需要很多空间。”我说。但趁他还没猜到我其实是在乎他的需求,我赶紧换了个话题。“让人变得可恶很容易。”我对他说,一是想转移话题,二是这句话说多少遍也不会错,“你可以训练任何动物做出任何行为,只要一开始就把这当成是动物的天性。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物种歧视——这些都是人类的天性。任何时候任何人——即便是寡廉鲜耻的无赖——都可以激发这些人类的天性,孩子也可以。”
“聚众生事就是人类的天性,”我伤心地说,我又开始哭了,“恃强凌弱也是。”
同情心也是人类的天性。它也是黑猩猩的天性。当我们看到有人受伤时,我们的大脑就会在一定程度上以为受伤的是我们自己。这种反应不仅在大脑存储情感记忆的杏仁体中产生,也会在分析人类行为的大脑皮层中产生。我们会联想到我们自己的疼痛经历,并将这些经历扩展到现在受伤的那个人身上。这时的我们都很善良。
但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理论。很明显索萨博士也不知道。
“你该回家了。”雷哲说。但我并不想回家。我一点都不觉得我该回家了。
哈露和我在壳牌洗车站的洗车通道里走着。这里有一股浓郁的肥皂和轮胎混合的味道。我们磕磕绊绊地走着,因为我们现在正踩在摇杆刷、汽车传送带,还有一些我们看不见的其他东西的上面。小时候家里去洗车站洗车的时候,我和哈露都喜欢坐在里面。这种感觉爽极了。鱿鱼形状的大抹布拍在车窗上,就像在宇宙飞船或潜水艇里一样。我说这话的时候正在用手摸这个大抹布,和你想的一样,它们是用橡胶做的,非常潮湿。
水从车顶上倾泻而下,给车窗盖上了一层床单,而你在里面却觉得干燥舒服。还有比这更爽的吗?费恩也喜欢,但我强迫自己不去想她。可她立刻又回来了,费恩用灵巧的双手解开汽车婴儿座椅上系的安全带,这样她就可以从一边跳到另一边,不错过任何一点精彩之处。
哈露说有时候你以为车在动,但那不过是雨刷从你面前经过的时候给你带来的视线错觉,我也有过同样的经历。我又把费恩推出了脑海,跟哈露有同样的经历让我非常兴奋,不住地对她表示赞同。我们有太多共同之处了!“我结婚的时候,”我说,“想在洗车场的汽车里举办婚礼。”哈露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她也想这样。
我又回到了G街酒吧。哈露和我在玩台球,我连让球待在桌上都做不到,更别说把它们打到球袋里了。“你真是台球界的一大耻辱。”哈露说,接着她就不见了,我到处都找不到她。
我看到了一个瘦骨嶙峋的男生,头发漂白成几近花白。我连想都不想就扑入他的臂弯,我喊着他的真名。我用力挤进他的胸膛里,想要吸入哥哥的味道——香皂、月桂树叶和玉米饼干混合的味道。他漂染了头发,瘦了很多,已经一点都不像运动员了,但我还是能认出他。
我的眼泪一下子冲出来了。“你长大了,”他对着我的耳朵说,“要不是你爬到了桌上,我都认不出你了。”
我紧紧抓住他的衬衫;我绝不打算再放他走。但一会儿阿尼·哈迪克警官就站在了我面前。“我得把你关一天,”他边说边摇了摇他那又大又圆的头,“你可以在县监狱里睡一晚,也可以用这段时间好好考虑一下你的决定和你的伙伴。”哈迪克警官说他要对文斯(我爸爸,怕你们不记得他的名字了)负责,所以要保证我的安全。他说喝醉了的女人就是不断惹麻烦的女人。
他把我带了出去,让我英勇地坐上了警车,这次没有给我戴手铐。哈露坐在我前面。我们一会儿就会被关进同一间监狱,尽管明天早上哈迪克警官会明确地对我说哈露不是一个好伙伴。“你别再跟他见面了。”哈露说。
我想问哈迪克警官有没有见过一个白金色头发的男生,但我肯定不能问。哥哥消失得无影无踪,我觉得他的出现可能是我想象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