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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审讯室，这段记忆就像让我经历了一场暴雨。那天下午我并没有把事情全都记起，没有我现在说的这么详细。但我把主要的部分都记起来了，奇怪的是，想起这段记忆后我就不哭也不发抖了。我不饿也不冷，不需要律师，不需要洗澡也不需要吃三明治。相反，我的意识异常清醒。我再也不能活在过去了，我必须活在现在。我开始冷静下来专心思考，洛厄尔需要我，其他事情都得靠边站。
我想说话。
我捡起那只球潮虫，它的身体又紧紧地缩在了一起，缩成了一个球，就像安迪·高兹沃斯手下的艺术品。我把它放在审讯室桌子上我吃剩下的金枪鱼旁边，因为我觉得最后我被放出去的时候洛厄尔不会想让我把虫子留在那里。这对虫子来说算是双倍福利了。这里不是任何生物的家。
我的计划就是对警察讲我去奶奶家的故事——讲爷爷奶奶和他们看的肥皂剧，讲蹦床和小蓝房子里的男人还有那个被捆得像火鸡一样的女人——就只是用更大的词讲而已。摹仿、叙事、叙事过度——我将不只讲述这个故事，还会添上我自己的评论。我将仔细剖析这个故事。而且我会在每次警察问完问题我装作要回答的时候讲这些故事，让警察以为我马上就要说实话了，马上就要讲到重点了。我的计划是一种邪恶的顺从。
对这一套我早就见过无数遍了。小时候洛厄尔可是个绝地大师。
但那个审问我的警官再也没出现过。靠！他就跟魔鬼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反倒是来了一个无精打采的女人，她的屁股很大，她跟我说我可以走了，对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可不能这么做。我跟着她走出大厅，走进外面的深夜里。我看到头顶上有飞机正朝着萨克拉门托机场飞去。我跪下来把那只小虫子放到草地上。我被关了大约八个小时。
吉米、托德和托德的妈妈都在等我。他们告诉我洛厄尔没有被抓。
是其他人被抓了。
前一天晚上，因为这学期结束了，我想早点睡觉以示庆祝，与此同时，以斯拉·梅茨格闯进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他当场就被抓住了，他要撬锁、切断电源、重排电路信号，这些工具不在他手上拿着就在他腰上挂着，声音很大。他被抓之前已经成功打开了八个笼子。在之后的报纸上，匿名工作人员描述称猴子因为人类的突然入侵而受到了精神创伤。另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人说，猴子们叫得很惨烈，最后只能给他们注射镇静剂。这则新闻最让人心痛的地方就是：大多数猴子都不愿意离开笼子。
一名女共犯仍在潜逃。她开走了以斯拉的车，不然以斯拉也可能成功逃走。
不，不可能。这名女共犯太无情了。
1996年，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刚刚成立了比较医学研究中心，并将该中心作为沟通医学院和兽医学院的桥梁，这样就可以将所有需要在动物身上做的传染性疾病研究合并在一起。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就是这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该中心自成立以来，就致力于研究疾病控制，具体有瘟疫、猿猴免疫缺损病毒、库鲁病以及其他人兽共患病，比如猴子传染给人的马尔堡病毒。两名苏联实验室研究人员分别感染了马尔堡病毒的事例在当时的影响还很大。理查德·普莱斯顿的畅销书《高危地带》仍然印在我们的脑海里。
报纸上从来没报道过这些实验室，连提都没提过。以斯拉的预审悄悄地开始了，他们认为以斯拉并不是在恶作剧，以斯拉可能会带来他自己都想象不到的危险。
七年后，也就是2003年，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竞标建一座生物防卫实验室，实验过程中猴子会被注射炭疽、天花和埃博拉病毒，但当时在工作人员给一只猕猴清洗笼子的时候，那只猕猴逃跑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因此在竞标中失败了。
现在人们认为戴维斯分校的灵长类动物实验室在研究和治疗免疫缺损病毒、阿兹海默症、孤独症和帕金森症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没人认为这些成就是可以轻而易举取得的。
以下四件事使我免受牢狱之灾。
第一件，托德和吉米向法官担保他们知道昨天晚上我在哪里。他们跟警察说昨天我很早就上床睡觉了，但他们因为学期结束决定通宵看经典电影来提前感受圣诞气氛。他们租了《惊魂记》《恶意僵尸》《异教徒》《嘉利》《第三十四街的奇迹》。他们一部一部地看，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客厅的沙发上，偶尔去厨房拿点爆米花。所以要是我出去的话他们不可能看不到。除非我是蜘蛛侠，吉米跟警察这么说。
“我说的是人猿泰山，”托德说，“但是蜘蛛侠也可以。”
除非我是费恩，我当时是这么想的，但我并没说出来，尽管我觉得现在每个人都知道费恩了。但这只是我基于错误信念的推测。我实在是低估了警察保守秘密的能力。
事实上，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相信第一件事。只要把我跟洛厄尔联系在一起，警察们就会确定他们找对了人。警察早就把我们看成了同伙，我们当然会互相掩护。因为三楼住了一群小混混，他们秘密监视我们的公寓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第二件，是关于托德妈妈的。在被审问之前，托德已经给他妈妈打了电话。托德的妈妈是旧金山有名的民权律师，我应该早点提到这一点。他妈妈就是女版的威廉·肯斯特勒，只是肯斯特勒没有他妈妈那么和蔼。想象一下威廉·肯斯特勒是一个娇小的女子，还是移美日裔二代。他妈妈是乘直升机来的，一来就气势汹汹地跟警察谈判，谈判内容包括我、托德和吉米。等我从里面出来的时候，她已经坐在一辆租来的豪车上等着接我们去吃晚餐了。
第三件，是关于哈露的。倒不是哈露本人，现在没人知道哈露在哪儿，但是托德和吉米说他们肯定警察要找的女士就是哈露·菲尔丁。警察去找雷哲谈过，但雷哲说他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看过，什么都没听过，不过这听起来很像哈露的作风，令男生俯首称臣，直到他们为她而进监狱。
但雷哲却补充道，这听起来不像我的行事作风。他人真好，而且我知道他也确实觉得我是个乖孩子。可是他不知道费恩已经因为我坐了好几年监狱了。
以斯拉也告诉警察那个人是哈露。我很想知道他现在是在演哪部电影。《铁窗喋血》？《肖申克的救赎》？《监狱宝贝蛋》？我也很好奇他怎么这么轻易就供出了哈露，但我从来没想过他这么做是为了保护我，直到后来托德提到这个。并不是以斯拉更喜欢我，因为他绝对不可能更喜欢我。而是因为他是个诚实的人。要是能阻止的话，他不想让我因为我没做过的事情而被捕入狱。
第四件，警察没读过我“宗教与暴力”课的课程论文。
托德的妈妈带我们出去吃饭，不是在戴维斯吃的，戴维斯没有什么餐馆入得了她的眼。我们去了萨克拉门托老城，那里有鹅卵石铺的路和木制人行道。那晚我们是在消防站餐厅吃的饭，托德的妈妈催我选一只龙虾来庆祝我幸免于难，但我得把手伸进水箱里抓龙虾，所以我还是拒绝了。因为当那号龙虾放到我的盘里时，我会觉得那是一只球潮虫。
她跟我说，就算是我跟警察保证了不会离开，但明天我还是可以回家过圣诞，所以第二天我真的回家了。
我谢了她很多次。“不用，”她说，“托德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你知道我妈是在瞎扯，对吧？”托德之后问我，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他指的是我们是朋友这件事。显然不是，他指的是他妈妈盛气凌人而且不分对象。我知道对一个妈妈来说有时候这不是什么好品质，但这次除外。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可以抱怨父母，但有时候更要感恩父母，把两者混为一谈很不明智。我在脑中默默告诫自己以后自己也要这样做，但过一会儿就忘了。
几周后，我问托德我们是不是朋友。“露丝！我们已经做了好几年朋友了。”他说，听起来像是被我伤到了。
那辆豪车把我们送回公寓后，就带着托德的妈妈消失在夜色中了。三楼早就吵翻了天。音乐声震耳欲聋，最后肯定会有人打电话报警。他们把课堂笔记撕碎了当成五彩纸屑扔到了院子里，过道上还放着一张办公椅，椅子的轮子还在转。开门时迎接我们的是一堆装满水的安全套。住在无人管理的公寓里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必须得习惯。
我们围着桌子坐下，在外面喧闹的海洋里，这里就是一个忧伤的小岛。我们喝着托德的萨德沃啤酒，感叹着以斯拉的命运，他之前还曾想过加入中央情报局，但他首次（我们所知的首次）突击解救一只猴子的行动就没有成果。没人提到费恩，然后我终于明白了他们还不知道费恩。但他们却知道洛厄尔，一想到他们竟然让危险分子在公寓里待了一夜就很兴奋。他们也觉得我很棒，竟然有这么隐秘的生活。他们觉得我的生活非常有深度，他们绝对猜不到。
托德为之前觉得洛厄尔只是哈露的玩偶而向我道歉，事实正相反，哈露才是洛厄尔的玩偶。“你哥哥肯定把她招入组织了，”他说，“她现在就是组织中的一员——”我从来没这么想过，一听到托德这句话就很不喜欢这种说法。总之，我觉得不太可能。哈露的心都碎了。我见过演戏的哈露，我也见过真实的哈露，我能分清两者的区别。
之后我们又看了一遍《第三十四号街的奇迹》，托德和吉米坦白说实际上他们那晚基本上都是睡过去的，我可以在他们不知道的时候随便进出。
《第三十四号街的奇迹》是一部赞扬律师的电影，但批判了心理学家。
即使洛厄尔没鼓动哈露进戴维斯实验室，但他仍是哈露这么做的原因。彻底了解我们家是一件很危险的事，但不是托德想象的那种危险。很明显，哈露试着用洛厄尔留下的唯一线索去找他——他的导航路径记录。我很好奇她有没有成功。但我不敢赌她没成功。
其实她不是洛厄尔喜欢的类型，那只不过是她装出来的而已。要是她真想要洛厄尔，那么现在就必须踏踏实实。不再学戏剧专业，也不再说些“大家朝我看”之类的废话。但我觉得也许她能做到。我觉得他们在一起可能会很幸福。
那天深夜我打开卧室门，闻到了哈露身上香草古龙水的味道，然后我径直走向那个粉蓝色的行李箱。不出所料，德法热夫人不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