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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人出现有人离开,还有人被不情愿地带走。
托德的妈妈给以斯拉做辩护。法官拒绝将开门和关门看作是同一回事。以斯拉认罪,被判在瓦列霍的最低设防监狱关八个月。托德的妈妈说如果他表现得好只需要关五个月。以斯拉丢了工作,他很看重这份工作。他不可能进中央情报局了(也不一定,我又知道什么呢?有可能这正好是进中央情报局的敲门砖呢)。之后我再也没见过像以斯拉这么认真的公寓管理员。“美好生活的秘密,”他曾经跟我说过,“就是认真对待生命中的每件事。即使你的工作只是倒垃圾,你也要做得完美。”
探视日的时候我去看他了,那是圣诞节之后,那时他已经被关了一个月。警察把他带出来,他穿着橙色的囚服,我们坐在一张桌子的两边,要是在其他场合下,我就会把这张桌子叫成野餐桌。警察警告我们不能接触,然后就离开了。以斯拉的胡子被剃掉了,嘴唇上面的胡子像是用创可贴连根拔掉的。他的脸看起来很消瘦,牙齿像野兔的一样大。他的情绪明显不好。我问他最近怎么样。
“再也不能像过去一样傻笑了。”他说,这反倒让我觉得放心了。还是原来的以斯拉,还是在说《黑色通缉令》的台词。
他问我有没有哈露的消息。
“她的父母从弗雷斯诺市过来找过她,”我说,“但没有找到,谁也没见过她。”
之前我跟洛厄尔说哈露从来没讲过她的家庭,几天后她就跟我说了如下信息:她有三个弟弟,两个姐姐。准确来说,都是同母异父。
她说她妈妈很喜欢怀孕,但却不喜欢维持长期伴侣关系。她是一个嬉皮士类型的女人。哈露的兄弟姐妹都有不同的爸爸,他们所有人都跟妈妈一起住在城郊的危房里。又添了两个孩子之后,他们的房间显然不够用了,所以一些孩子的爸爸就把地下室改成了混合卧室,孩子们在里面过着没人管束的彼得·潘似的生活。哈露已经有好几年没见过她的爸爸了,但他在草谷市开了一家小剧院,哈露毕业后就可以去那里工作。她说他是她最后的王牌。
哈露说的地下室和我一直以来幻想的树屋有很多相似之处。这着实让我很惊讶,不同的是你要往下走才能到哈露的世外桃源。(这点不同很重要——最新研究表明,人类如果经常往上走就会变得更有条理,而如果经常往下走则不会——如果这类研究不是一堆废话的话。我的意思是到处都是科学。但当人类是研究主体时,这些科学理论基本上都不成立。)
地下室和树屋还有一个相同点:都是假的。
事实上哈露是独生女。她爸爸是太平洋煤电公司的读表员,这份工作很危险,因为经常会遇到恶狗。她妈妈在当地图书馆工作。在我的世界里,图书管理员做的是最无忧无虑的工作。即使偶尔会生气,也会在你把书借走后烟消云散。
她的父母很高,但都有点驼背,驼背的姿势都是一样的,好像被人打了一拳。她妈妈有哈露一样的头发,但比哈露的短。她脖子上围着丝巾,戴着一条银项链,上面挂着一个埃及灵符。我只认识鸟的象形文字。我能想象她为了来跟警察谈话,来见我和雷哲而精心打扮了一番。我想象她站在衣柜前,决定要穿什么衣服去见孩子的朋友,跟他们打听孩子的消息,尽管孩子可能已经让她伤透了心。她让我想起了我的母亲,尽管她们之间除了都伤心之外没有其他相似之处。
哈露的父母担心哈露被绑架了,他们想不到其他可能,因为明知他们会担心却不给他们打电话不像是她的作风。他们两个就像棕色的玻璃一样脆弱,害怕她可能死掉。他们并没有挑破这层意思,只是一直在暗示我,暗示可能是以斯拉指控了她,用偷放动物事件做幌子,以掩盖其他更邪恶的目的。他们说她从来,从来都不会错过圣诞节。她的袜子还挂在壁炉架上。他们说会一直将它挂在那里直到她回家。
他们坚持在外面跟我聊天,所以现在我们正在米诗卡咖啡店,冬天一大早就在这么安静的地方喝着咖啡。店里基本上没什么客人,磨咖啡豆的声音成了唯一的噪音。
我一直在喝我的咖啡。但他们到现在还一口没喝,咖啡已经变凉了。
我告诉他们哈露肯定还活着。事实上,事情发生后的第二天她还到过我的公寓拿她落下的东西。即使我没亲眼见到她,我也有证据,她给我留下了证据,这是我现在掌握到的线索。她妈妈叫了一声——像是大喘气也像是尖叫——不经意发出的,但声音却很大很尖。之后她就哭了,想抓住我的手,但却打翻了桌上的咖啡杯。
咖啡大多洒在了她身上。我觉得她身上那条漂亮的裤子已经不能再穿了。“可是这听起来一点都不像她,”我们擦着桌子,她爸爸一遍又一遍地说,“闯进某个地方,拿东西”——我猜这指的是猴子;我并没有跟他们说德法热夫人——“拿不属于她的东西。”
我很好奇我们是不是在说同一个人。在我看来这正是哈露的作风。
但没人比父母更好哄骗,他们只会看到他们想看到的方面。我跟以斯拉讲了一点哈露父母的事情。他心情很差,对这一点都不感兴趣。让我惊讶的是,我很想碰他。我之前从来没这么想过,之所以现在有这种想法可能是因为我们不能互相接触。我想摸他的胳膊,用手指给他梳头发,让他精神好一点。我把手压在屁股底下来阻止这股冲动。
“你觉得那些猴子会去哪儿呢?”我问他。
“爱去哪儿去哪儿。”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