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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戴维斯火车站跟洛厄尔告别之后,我就没有再留在那里继续学习的必要了。我还要照顾我姐姐。我应该严肃起来了。
我一直等着有人来跟我报告费恩的情况,但那人从来没有出现过。洛厄尔说搞定了的事肯定出现了什么意外情况。与此同时,我查阅了我能找到的所有关于猴子女孩的书——珍妮·古道尔(黑猩猩)、戴安·弗西(大猩猩)和碧露蒂·高蒂卡丝(红毛猩猩)。
我想过毕业后去贡贝溪国家公园工作,那样就可以一直观察卡萨克拉黑猩猩。我觉得在那里我可能会发挥出我的价值,可能会从爸爸的实验中找到一些有用的东西。我觉得,这就是我生来就要去过的生活,就像那些哄我入睡的树屋之梦一样。我觉得最后我可能会找到适合我的地方。树林里的人猿泰山。这个想法让我很兴奋。
砰!我突然记起索萨博士上课时讲的三天内的170次强奸。一些科学家就在旁边观察这些行动,真真切切地观察黑猩猩被强奸了170次,还一直在数数。他们真是优秀的科学家。但我不是。
此外,念大学的时候我拼命避开各种涉及灵长类动物的课,这份工作相当于让我重新读一次大学。
这对费恩又有什么帮助呢?
我想起洛厄尔的前女友凯奇曾经跟我说过,她觉得我会成为一名很棒的老师。当时我觉得她这么说完全是出于礼貌——也很疯狂,可能是被女生联谊会的生活逼疯了——但在我一手拿着大学手册一手拿着成绩单研究了好几个小时之后,我发现与我现在所学的课程最契合的专业就是教育学。当然,我必须拿到教育方面的证书。但世界末日来临前我肯定拿不到其他专业的证书了。
那年春天的某一天我在图书馆碰到了雷哲,他提议我们一起去看戏剧社的反串剧《麦克白》。他说他有两张票,是哈露的朋友送的。
我们相约黄昏在戏剧艺术大楼见面(差不多一个月后这幢楼的名字就变成了塞莱斯特·特纳·莱特大厅,是校园里三座以女士名字命名的建筑之一。感谢你,戴维斯永远的女神,塞莱斯特)。那晚很迷人,剧院后面的植物园里紫荆花和红醋栗正竞相吐艳。野鸡慵懒的叫声从山下传来。
这部剧就是在讲述一起普通的血腥事件。哈露的想法一点没被采用,我觉得很可惜。这部剧还可以,但要是按哈露的设想演的话肯定会更有趣。不过雷哲却坚持他最初的想法,觉得没有什么比男人穿裙子更搞笑了。
我觉得他这种想法非常可怕,根本就是瞧不起女性和变装者。我说他肯定是世界上唯一认为《麦克白》应该是用来娱乐的傻瓜。
他很开心地朝我摆手。“要是男生带女生去看女权主义戏剧,他肯定知道结果是什么。他知道最后两个人肯定会吵一架。”他问我是不是大姨妈来了,他觉得这个也很好笑。
那时我们正往他的车走去。我突然就拐了个弯,跟他说我喜欢走路。自己走。真是个混蛋。我走到一半才突然反应过来他说了些什么,“要是男生带女生去……”我不知道这竟然是一场约会!
第二天他又给我打电话约我出去。我们在一起大概五个月。直到今天,我马上就要四十岁了,这段时光仍然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我很喜欢雷哲,但我们从来没住在一起过。我们一直在吵架。我并不像他想的那样安静。
“我觉得我们不合适。”一天晚上他对我说。我们已经把车停在了我的公寓楼下等警察离开。三楼违反噪音规定,警察正在给他们开罚单。
“为什么?”我带着一种科学探索似的语气问。
“我觉得你很棒,”他说,“而且很漂亮。不要让我说出为什么。”所以我其实不清楚为什么我们会分手。
问题可能在他那儿,也可能在我这儿。可能是因为哈露血淋淋地横亘在我们中间。可怕的阴影!虚幻的嘲弄!
事后回想,我们分手时的对话并没有让我太伤心。每次想到雷哲,我心里总是甜蜜蜜的。那时我很确定我们分手的原因在我,尽管是他提出的分手。可是后来我听说他在跟男人约会,我的结论可能下得太早了。
事实是我没法将性关系维持很长时间。不是因为我没有尝试过。不要让我说出来为什么。
我想知道洛厄尔会不会说我成长的方式决定了我没法跟别人维持性关系。或者是其实你们也没法将性关系维持很长时间。
也许你觉得你可以,可事实上你不行。也许疾病失认症(看不到你的不足)是所有人都会患的病,而我是唯一一个没患这种病的人。
妈妈说我只是还没有遇到对的人,那个可以从我的眼睛中看到星星的人。
是的。我还没有遇到那个人。
那个从妈妈眼睛里看到星星的人在1998年去世了。爸爸去世之前独自出去了一周,宿营,钓鱼,划船,在沃巴什河边自省。两天后,当他拖着船在河岸边的岩石上走的时候,心脏病发作了,但他却误以为是流感。他撑着回到了家,躺在床上。一天后心脏病再次发作,当晚在医院里心脏病第三次发作。
我赶到医院时,他又梦到自己出门了,梦里他在边疆爬山。我和妈妈一直努力地告诉他我在这儿,可到最后我也不确定他有没有认出我。“我太累了,”他说,“你可以帮我背包吗?就背一小会儿?”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尴尬。
“当然可以,爸爸。”我说,“当然,看,我已经背着了。你让我背多久都可以。”这是他听到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我想象着这是电影中病人临终时的场景——干净、古典、深远、沉重。但事实上,他又活了一天。这里一点都不干净,到处都是血、屎和黏液。还有长达几小时的痛苦的呻吟和喘息。医生和护士随时会冲进来,我和妈妈一会儿可以进入房间,一会儿又被赶出来。
我记得等候室里有一个鱼缸。我记得我看到鱼的心,它们的鱼鳞是玻璃色的。我记得旁边有一只蜗牛在艰难地移动,它脚上的毛孔不停地收缩扩张着。医生出来了,妈妈站起来,“恐怕这次我们要失去他了。”他说,说的好像还有下次似的。
下次,我一定会处理好我和爸爸的关系。
下次,我也会因为费恩的离开而怪妈妈。这次费恩走后,妈妈彻底垮了,所以我没有怪她。但下次我绝对不会把错误全推到爸爸一个人身上。
下次,我也会承担起我的那一份责任。下次我会绝口不提费恩,但会谈论洛厄尔。我会告诉爸爸妈妈洛厄尔没有去练篮球。这样他们就可以跟洛厄尔交谈,洛厄尔就不会离开了。
我一直计划着有一天原谅爸爸。爸爸为此失去了很多,可他并没有失去我。但我并没有告诉他这些,这让我很心痛,也让我觉得这一切都没有意义。
我很感谢爸爸临终前对我的最后一次请求。他能让我帮他分担一点负担。不管这是不是他想象出来的,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礼物。
爸爸去世时五十八岁。医生告诉我们,由于酗酒和糖尿病,他的身体情况要比实际年龄糟糕得多。“他的生活压力很大吗?”医生问我们。但妈妈反问:“谁的生活压力不大呢?”
我们把他的遗体留在那里做进一步的科学分析。之后我们上了车。“我想洛厄尔。”妈妈说完后就瘫在方向盘上了,呼吸十分困难,就像她随时可能跟爸爸一起离开一样。
我们两个换了位置,我来开车。我拐了好几个弯才意识到我不是在朝我们现在住的样板房开,而是朝着大学的坡顶小楼房,那个我长大的地方。等我发现的时候我们都快到那里了。
《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则关于爸爸的充满敬意的长讣告,爸爸要是知道的话肯定很高兴。当然,里面提到了费恩,但只是把费恩当成实验对象,而不是“幸存者”。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看到费恩的名字,我受到了极大的震惊,就像在飞机上遇到了气穴一样。那个猴子女孩还是害怕被曝光,但这看起来像是全球性曝光。
不过那时我已经在斯坦福了。我不认识太多人,也没人跟我提过这个。
发出讣告之后的几天,我们收到了一张明信片,上面是佛罗里达州坦帕市一座四十二层的建筑,尖顶,白窗。“今天我算是见识了美国。”明信片上写着。收信人是我和妈妈。没有寄信人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