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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啊，回忆层峦叠嶂，壁立千仞，令人胆战，悬崖峭壁，莫测其深。
——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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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勒妮
我的记忆已经一团糨糊。我清晰地记得我在查尔斯顿的最后几小时发生的事，却对随后的日子没什么印象。我还记得格朗布索普的那间阴森育儿室里与真人大小相仿的玩偶男孩，它有着一对玻璃眼，头发被揪掉了好几束。我不知道自己为何竟记得这东西，我在那里只待过很短一段时间。我记得，直升机撞上桥的那天早上，在冬季的晨光中，孩子们在森林后的山坡上玩耍，那个女孩在唱歌。当然，我也记得那张铺着白色床单的床，那里禁锢着我的那副臭皮囊。我记得尼娜从死亡中苏醒，蓝色的嘴唇后露出黄色的牙齿，蓝色的眼睛从堆满蛆的眼窝中浮出来，苍白的额头上硬币大小的孔中又流出了血。但这段记忆不是真实的。我猜这一定是我的幻想。
每当我试图回想在查尔斯顿最后一次重聚后的分分秒秒、日日夜夜，都会首先感到一阵狂喜和快活，仿佛整个人都年轻了。我以为最糟糕的一段时光已经过去了。
我多么愚蠢啊。
我自由了！
我终于摆脱威利和尼娜了！终于不用再参加那个游戏了！终于不用再噩梦缠身了！
我离开喧嚣混乱的曼萨德旅馆，缓缓穿行在阒寂的黑夜之中。尽管遭受到疼痛的折磨，我那天却感到前所未有的活力，似乎一下年轻了几十岁。自由了！我步伐轻盈，享受着深夜冷冽的空气。警笛的哀鸣划空而来，但我置若罔闻。我终于自由了！
我在一个繁忙的交叉路口停下。红灯亮起，一辆车身修长的蓝色轿车——我猜是克莱斯勒——停了下来。我走下人行道，敲了敲副驾驶席一侧的车窗。司机是一个魁梧的秃顶中年男人，他探出身子，狐疑地看着我，然后微微一笑，按下电钮，落下窗户。“你好，夫人，出什么事了吗？”
我点点头，上了车。坐垫是人造天鹅绒，质地柔软。“开走吧。”我说。
几分钟后，我们驶上了州际高速公路，朝市外开去。我只在下达命令时才开口。尽管我精疲力竭，但保持对司机的操控却易如反掌。青春的活力重新注入我体内，我仿佛获得了一种久违的力量。我靠在椅背上，查尔斯顿的灯光朝身后退去。离开查尔斯顿几英里之后，我才发现司机在抽雪茄。我憎恨雪茄。他落下车窗，将雪茄扔了出去。我让他调了调空调的温度，继续默默地朝西北方向驶去。
午夜前不久，我们经过了一片沼泽，威利的飞机就坠落在那里。我闭上眼睛，回忆着早年在维也纳的岁月：黄色灯光下，在露天啤酒馆里畅饮；深夜沿着多瑙河散步；我们三人因为有彼此的陪伴而激动不已；第一次有意识的“进食”所带来的兴奋。我同威利相识后的头几年，每个夏天我们都会去不同的欧洲国家首都或度假胜地。我曾认为自己可能爱上了他。但我对亲爱的查尔斯仍然念念不忘，所以夜深人静时，我总是刻意抑制自己对帅气的年轻旅伴产生感情。我睁开眼睛，盯着右侧窗户外路边森林和灌木组成的黑墙。我知道，威利支离破碎的尸体散落在淤泥、昆虫和爬行动物之间。但我的心中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
我们在哥伦比亚加满油，继续前进。司机付款之后，我拿起他的钱包检查了一番。他只剩下三十美元，还有几张卡和照片。他的名字无关紧要，所以我只是匆匆扫了眼驾照，但没有费神去记住名字。
驾驶几乎就是反射动作。我几乎毫不费力就能让他完成这项任务。我们沿着20号州际高速公路行驶，从奥古斯塔进入佐治亚州，路上我还打了一会儿瞌睡。我醒的时候，他烦躁起来，开始嘟哝着迷惑地摇头，但我立刻加强了操控，他便又专心致志地盯着路面开车。我再次闭上眼睛，车头灯和尾部反射板的影像进入我的大脑。
我们在凌晨三点过一点儿抵达亚特兰大。我从没喜欢过亚特兰大。潮水区【93】文化的优雅和魅力在这里荡然无存。这座城市从未尊重过南方的风格，至今仍在朝各个方向扩张，营建无穷无尽的工业园和毫无规划的住宅区。我们在一座大型体育馆附近下了州际高速公路。中心区的街道很是荒凉。我让司机将我带去银行，我的目的地就是那里，但黑洞洞的玻璃前门只是徒增我的沮丧而已。我一度认为，将我的新身份的文件存在银行保险柜里是个好主意，但我做梦也没想到我会在星期天凌晨三点半需要这些文件。
要是我没有在白天的混乱中丢掉手提包就好了。黑色雨衣的口袋鼓囊囊的，我把破损大衣里所有的东西都转移到雨衣口袋里了。我看了下钱包，确认保险柜钥匙和银行卡还在里面。我让司机绕着市中心开了几圈，但这一举动似乎毫无价值。大部分十字路口都闪着黄灯，偶尔有一辆警车缓缓驶过，废气在冷空气中如烟雾般缭绕。
市中心有几家体面的酒店，就在我的银行附近，但我衣着不整，还没有行李，显然无法入住。我命令司机——这次没有说出声——把我们带上另一条高速公路，往郊区驶去。四十分钟后，我们终于发现了一个亮着“还有空房”标志的汽车旅馆。绿色路牌说这里是桑迪斯普灵斯。路边的旅馆让人产生不了入住的欲望，不是叫“高速8号”就是叫“旅馆6号”，似乎不带数字人就记不住一样。我考虑过派司机去前台，但司机或许需要与人对话，而我太累了，无法自如地操控他。我后悔没来得及把他的意志调教得恰到好处，但现在后悔已于事无补。最后，我对着内后视镜将头发梳好，进入旅馆，亲自给我们办了入住手续。旅馆职员是一个睡眼惺忪的女人，穿着短裤和脏兮兮的摩斯大学T恤。我编造了我们的姓名、住址和驾驶证编号，但那女人甚至都没抬头去看门外引擎正在空转的奔驰。按照这种低廉旅馆的惯例，她要求我提前付款。
“住一个晚上？”她问。
“两个晚上。”我说，“我丈夫明天一整天都会在外面办事。他是可口可乐公司的销售员，打算去拜访工厂。我打算——”
“六十三美元八十五美分。”她说。
想当年，这笔钱可以支持我们一家人在缅因州的高级酒店住上整整一个星期。我把钱给了那女人。
她递给我一把钥匙，上面挂着一棵塑料松树。“2116号房，把车绕到背后，停在垃圾桶旁边。”
我们把车绕到背后，停在了垃圾桶旁边。不可思议的是，停车场竟然全都是车，甚至有几辆半挂车停在后围栏附近。我打开门，回到车边。司机趴在方向盘上，浑身发抖，额头上全是汗，牙齿打着架。他正在努力恢复清醒。我非常疲惫，但我对他的操控却没有放松。我十分想念索恩先生。这么多年以来，即便我不把自己的愿望大声说出来，索恩先生也能心领神会。但操控这个矮胖的男人却令人沮丧，就像习惯了打造精钢的人如今却不得不面对一堆铁渣。我犹豫不决。将他保留在我身边直到星期一是有好处的，其中最大的好处就是那辆车。但风险比收益更大——可能已经有人发现他失踪了，警察也开始留意这辆车。虽然也有这样的担心，但让我最终做出决断的是我的精神状态——逃亡初期的欢欣已经被疲惫所替代。我必须睡觉，必须从那个噩梦所造成的身心俱疲中恢复过来。如果没有适当的调教，司机就很有可能在我睡觉的时候挣脱控制。
我弯下身子，轻轻抚摸着他的脖子。“你将返回州际高速公路。”我嘟囔道，“绕着这座城转圈。每经过一个出口，就将时速提升十英里。经过第四个出口时，闭上你的眼睛，我叫你睁开你再睁开。如果你听懂了就点头。”
男人点了点头。他双眼圆睁，目光呆滞。我本不想“进食”他，但现在我没有别的办法。
“去吧。”我说。
我注视着奔驰离开停车场，左转驶上高速公路。闭上眼睛，我能看见长长的引擎盖，对面来车的头灯光芒，以及加速之后超过的其他车辆的尾部反射板。我能感觉到空气的嗡鸣，羊毛衫下的前臂痒痒的。我嘴中尝得到雪茄苦涩的味道。我打了个寒战，微微收回心神。经过第一个出口的时候，司机平稳地将时速提升至六十五英里。他已在几英里之外，我的感觉越来越模糊。我似乎听到了停车场的噪声，感到了拂面的微风。车速达到每小时九十五英里时，司机闭上了眼，但我对这一刻只有若有如无的感觉。
不出所料，汽车旅馆里的陈设异常简单。这无关紧要。我脱掉雨衣和破损的印花裙子。我的身体左侧只有轻微的擦伤，但我的裙子和连身衬衣毁了。我小手指上的伤口比身侧的伤口疼得多。我强忍睡意，洗了个热水澡，还洗了头，然后裹着两条毛巾坐下，痛哭失声。我甚至连睡衣和换洗的内衣都没有。我没有牙刷。银行要星期一早上才会开，也就是二十四小时之后。我只能坐着哭泣。我太老了，已经被人遗忘，孤独无助。我想回家睡在自己的床上，像往常一样，享受早上索恩先生送来的咖啡和羊角面包。我哭得更像是惨遭遗弃的孩子，而不像一把年纪的老妇人。
过了一会儿，我侧躺在床上，毛巾依旧裹着身子，盖上被子和床罩，昏昏睡去。
我睡到第二天中午，被试图进入房间的女服务员吵醒了。我到厕所喝了一杯水，尽量不去看镜中的自己的影像，然后回到床上继续睡。拉上窗帘后，房间很黑，通风机发出轻微的运转声。我就像一头回到阴暗巢穴中的受伤的野兽一样，再次昏睡过去。我不记得自己做了梦。
那天晚上我醒来，比前一天更加眩晕无力，浑身疼痛。我试图改善自己的形象。但我无从下手。印花裙烂了，我只得随时把雨衣穿上。我的头发亟须打理。尽管如此，我的皮肤却散发着光泽，下巴上的肌肉也紧绷起来，岁月在额头刻下的皱纹也似乎被抚平了。我感觉自己更年轻了。尽管前一天被惊吓得不轻，但这次“进食”让我感觉好极了。
在停满车的停车场另一头有一个餐馆。那里的环境令人很不舒服——灯亮得可以当手术室，红格子塑料台布上还留着小工用脏海绵擦拭过的湿漉漉的痕迹，大大的塑料菜单上印着旅馆“推荐菜品”的彩色照片。我认为这些照片是给不识字的顾客准备的，他们看不懂那些夸张的宣传语——“绝味松脆薯条！”“经典南方风味玉米片，与祖母做的一个味道！”菜单上充斥着独白和感叹号。一篇附文解释了这些奇怪的南方美食是什么，鼓动北方游客大胆一试。薯条和玉米片只是贫困的黑人果腹用的粗粮罢了，不知为何竟然成了下一代人的“灵魂食品”。我点了茶和英式小松饼，然后足足等了半个小时。邻桌是一个缺乏教养的北方家庭，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吃饭的声音还特别大。我脑子里再次冒出一个念头：如果法律规定孩子和大人必须在不同的公共设施进食的话，这个国家一定会更加井然有序。
回到汽车旅馆之后，天已经黑了。我无事可做，只好打开电视。我已经有十多年不看电视了，但电视节目基本没什么变化。体育频道被崇尚蛮勇的橄榄球比赛占据。“教育”频道反复灌输着相扑的美学。第三个频道里播放着一部不时被广告打断的电视电影，女主角是一个雏妓，一名社会工作者苦心孤诣地想把她从堕落的生活中拯救出来。这白痴节目让我想起了年轻时常见的那种专门刊登侦探小说的廉价报纸。通过谴责令人愤怒的禁忌行为——我年轻时是“自由恋爱”，现在则是媒体所说的“儿童色情”——反而让我们沉迷于令人兴奋的禁忌行为的细节之中。
最后一个频道是本地新闻。
年轻的黑人女播音员播送着关于“查尔斯顿凶杀案”的报道，整个过程中都面带微笑。警察在调查嫌疑人和作案动机。证人描述着查尔斯顿那家著名旅馆里的大屠杀。州警察和联邦调查局正在追查福勒夫人的下落。她常年居住在查尔斯顿，她的一名仆人也是遇害者。这个老太太没有留下任何照片。这个报道持续了不到四十五秒。
我关上电视和电灯，躺在黑暗中瑟瑟发抖。我告诉自己，四十八小时后，我就可以住进法国南部安全而温暖的别墅里了。我闭上眼睛，努力想象着通往水井的石板路两侧的小白花。有那么一瞬，我甚至闻到了南方夏季风暴带来的海水的咸腥味。我想起了遍布山谷的方形果园，想起了果园附近镇子里红色和橘红色的倾斜的梯形屋顶。这幅画面突然叠加在尼娜留在我脑海中的最后的影像之上。她瞪大了蔚蓝的眼睛，似乎不相信自己看到的东西。她的嘴微微张开，额头上的孔洞仿佛只是一个污点，她用指甲修剪整齐的长指头轻轻一抹，就能将其擦去。然后，半睡半醒之间的我看见血从那个洞里，还有尼娜的嘴、鼻和大大的眼睛里汩汩流出。
我把被单拉到下巴下，竭力排空所的杂念。
我只是需要一个手提袋。可是，如果我打车去市中心的银行的话，就没有钱买手提袋。但到银行去就必须有手提袋。我又数了数钱夹里的现金，但就算把零钱算上，钱还是不够。我站在汽车旅馆的房间里，我叫来的出租车在停车场里不耐烦地按起了喇叭。
进城的路上，我让司机在一家打折药店停下，解决了烦恼我的问题。我花了七美元，买了一个秸秆编织的“大手提袋”。这趟车打下来——车停下等我在药店买东西的时间也要算钱——只花了十三美元多一点儿。我给司机一美元小费，兜里还剩些零钱。
我站在人行道上，等待银行开门。我猜自己看上去一定很怪。头发毫无发型可言，脸上没有化妆，黑色雨衣上还残留着手枪火药的味道，领口的扣子勒得我脖子生疼。我右手抓着硬邦邦的新手提袋。要是我再穿着一双网球鞋的话，就活脱脱一副“购物大妈”的形象。这时我想起自己脚上穿的是低跟甲板鞋，看起来同运动鞋确实有几分相似。
不可思议的是，经理助理认出了我，看上去还很高兴。“啊，斯特朗夫人。很高兴再看到你！”他说。我怯生生地走向他的柜台。
我十分惊讶。上次我来银行是差不多两年前了。我的账户上也没存什么巨款，不值得经理助理对我如此殷勤。我惊慌了好几秒，心想警察一定已经查到这里了，我落入了他们的圈套。我扫了眼银行里的顾客和工作人员，试图分辨哪些是便衣警察。但经理助理态度随和，满脸堆笑，让我长舒了一口气。这个家伙只是对自己能记住客户的名字备感自豪罢了，此外别无深意。
“好久都没见到您了。”他笑容可掬地说，将我上下打量了一遍。
“两年了。”我说。
“您丈夫身体好吗？”
我丈夫？我竭力回想上次来银行的时候编了什么故事。我没有提到……我忽然想到，他说的是那个每次我来都默默站在我身边的秃头高个子绅士。“啊，”我说，“你是指索恩先生吧？他是我的秘书。他已经不再为我服务了。而真正的斯特朗先生已经在1956年因为癌症过世了。”
“噢，不好意思。”经理助理说，他原本红润的面庞变得更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