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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勒妮
坐公交车北上，穿越巴尔的摩无穷无尽的连栋贫民区和威尔明顿阴沟一样的工业区，我不禁联想到圣奥古斯丁文章中的一句话：“魔鬼把他的城市建在北方。”
我一直不喜欢北方的城市。那里充斥着疯狂和冷漠，煤烟和沙粒遮蔽天空，绝望笼罩在肮脏的街道和同样不洁的居民身上。我一直认为，尼娜最明显的背叛就是放弃了南方，投身纽约的冰冷峡谷。我不打算前往纽约那么靠北的地方。
雪花飘忽而至，为沉闷的风景增添了一抹亮色，我将注意力转移到公交车内部。过道对面的女人从书上抬起头，向我羞赧地笑了笑。这是我们离开华盛顿郊区后，她第三次对我笑。我点点头，继续织毛衣。她估计只有五十出头，但长年的未婚生活让她看起来老了二十岁。我已经开始考虑利用这个怯懦的女人解决我的问题。
我的一个问题。
离开了华盛顿我很高兴。我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那个有点儿南方味道的冷清城市。直到二战期间，它都给人以休闲而混乱的感觉。但现在，那里喧闹嘈杂，高楼林立，仿佛一座自我标榜的巨大陵墓，里面住的全是蝇营狗苟、热衷权力的虫子。
我瞟了眼窗外纷纷洒洒的雪片，竟一时想不起今天是几月几号，大脑中唯一出现的三个字是“星期四”。星期二和星期三晚上，我们都是在距离华盛顿中心几英里的一座沉闷的汽车旅馆度过的。星期三，我让文森特把别克车开到国会大厦附近，将其抛弃，然后走回汽车旅馆。这一趟路花了他三小时，但文森特没有抱怨。他将来也不会抱怨。星期二晚上，我让他用针线给自己封上了嘴，我在烛火上给针简单消过毒。
星期三上午，我去购物中心做采购，买了些裙子、袍子、内衣，但同我在亚特兰大丢失的那些高档货相比，它们寒酸得简直让人想哭。丑陋的编织袋里还有差不多九千美元。当然，在查尔斯顿、明尼阿波利斯、新德里和土伦的保险柜和储蓄账户中，还有更多的钱，但目前我并不打算去取。如果尼娜知道我在亚特兰大的银行有储蓄，那她也肯定知道我在其他地方也存着钱。
尼娜死了，我想。
但她的念控力是我们当中最强的。她能在同我聊天的同时，操控威利的一个傀儡摧毁飞机。她的念控力强得难以置信，令人惊恐，甚至在她死后都能影响到我。尼娜·德雷顿的肉身在棺材中腐朽的同时，她的念控力却愈发强大。我的心脏开始狂跳。我转过头，瞥了眼公交车后排阴影中的人脸……
尼娜死了。
今天是星期四，离圣诞节正好一个星期。也就是说，今天应该是12月18日。我同尼娜、威利的重聚发生在12月12日。这两天之间似乎隔着无穷的时间。过去二十年，除了必要的放纵，我的生活基本上一成不变。可是现在，一切都变了。
“不好意思，”坐在过道对面的女人说，“你的毛衣打得可真好啊。是给你的孙辈打的吗？”
我转过头，对那个女人露出灿烂的笑容。年轻的时候，在知道有许多事是女孩子不该做的之前，我常常同父亲去钓鱼。令我最兴奋的，是鱼儿咬钩时从鱼线传来的拉扯感，还有浮标一上一下的运动。真正考验渔夫技能的，正是鱼钩将咬稳而未咬稳的那个瞬间。
“不错，就是。”我说。一想到有个哭哭啼啼的孙子，我就禁不住反胃。但我很早之前就发现，在公众场合打毛衣对调整情绪大有裨益，而且还是很好的伪装。
“孙子？”
“孙女。”我说，悄悄侵入了那女人的意识。我没有遭到任何抵抗，就像走进了开着门的房间。我尽可能谨慎地穿过精神的走廊和通道，穿过一扇扇门，尽量让自己显得不像入侵者，直到最后发现她脑中的快感中心。我就像抚摸波斯猫一样爱抚着她——虽然我讨厌猫——我感到她的快乐涌遍全身。快感释放得如此突然，就像一股温暖的尿液意外地流了出来。
“哦。”她呻吟了一声，不期而至的快感令她羞红了脸。“孙女。真好。”
我适时地调整爱抚的强度——我说话时就加强，她偷看我时就减弱。这种技术有人掌握得十分娴熟——对年轻人而言，这叫调情；对政治家而言，这叫展示魅力。
倘若具备念控力的是一位演讲大师，那他就能煽动起群众的狂热。阿道夫·希特勒的同辈和同事经常提及但又极少深思的一个事实是，他出现的地方，人们总是感觉很舒服。我只要把这个女人好好调教几个星期，她便会对我的操控上瘾，其程度甚至强于海洛因。我们之所以喜欢恋爱的感觉，就是因为这是最接近心灵上瘾的状态。
这个孤独的女人看上去比她的真实年龄大很多，而我则恰恰与她相反。同我闲聊了两句后，她拍了拍身边的座位，又红着脸说：“这儿还有空座。你愿不愿过来坐，这样我们就不用这么大声地说话了？”
“当然愿意。”我说，将针线放进了编织袋。这套道具已经发挥了它的作用。
她的名字是安妮·毕晓普。她正要返回费城的家，之前她在华盛顿的妹妹家里住了很长时间，但并不开心。聊了十分钟之后，我基本就掌握了所需要知道的一切。精神抚慰其实并不需要，这个女人渴望找人说话。
安妮来自于一个受人尊重的富裕费城家庭。他父亲设立的信托基金成了她主要的收入来源。她从没有结过婚。这个衰老的女人照顾了自己患病的弟弟保罗整整三十二年。保罗患有神经系统疾病，先是下身瘫痪，最后渐渐全身瘫痪。今年五月，保罗去世了，安妮·毕晓普不习惯不再照顾弟弟的生活，于是她造访了妹妹伊莱恩家。这是他们姐妹八年来第一次重聚，但双方并不愉快。安妮对伊莱恩粗鲁的丈夫和不懂礼貌的孩子很不满，而她妹妹家显然也受不了安妮姨妈长期寡居养成的习惯。
我对安妮·毕晓普这种人非常了解——在长期冬眠生活中，我一直戴着这种老处女的面具。她是一颗寻找轨道的卫星，任何一颗能让她免于冰冷、孤独的星球都能将她捕获。下身瘫痪的弟弟对她来说是上帝的恩赐。尽管全身心地奉献给丈夫或孩子也是她的一种可能的生活方式，但照顾身体虚弱的弟弟为她提供了更多的借口，免去正常生活中的种种义务和烦扰。这种女人表面上不知利己专门利人，其实却是不折不扣的自私鬼。虽然她在提到去世的亲爱弟弟时，语气悲悯而慈爱，但我察觉到她对尿盆和轮椅的变态迷恋。三十年来，她牺牲了青春年华、牺牲了做母亲的机会，去伺候一个半死不活的人吃喝拉撒，这实际上是一种病态的放纵。我太了解安妮·毕晓普了，她不过是在慢性自杀，但又乐在其中。想到这里，我都为自己身为她的同性而感到羞耻。通常遇到这样的家伙，我都会忍不住让他们把自己的手插进喉咙里，直到他们恶心呕吐，并因吸入自己的呕吐物而死。
当她讲述痛苦经历而落泪时，我拍着她的手臂说：“我懂，我懂。我懂那是什么感觉。”
“你真的懂？”安妮说，“找到一个对你的痛苦感同身受的人太不容易了。我觉得我们之间有许多相通之处。”
我点点头，看着安妮·毕晓普。尽管她实际上只有五十二岁，但说她七十岁了也有人信。她穿得不算差，但因为人不精神，所以套装也好礼服也罢，到她身上都像是皱巴巴的普通家居服。她的头发是棕色的，但已经开始泛白，那条中分线似乎四十五年都没有变过，刘海松垮垮地垂在额前。她画着黑色的眼线，一哭就全花了。她嘴唇单薄，神态古板，虽然称不上刻薄，但显然极少开口大笑。她的脸上刻满深深的皱纹，仿佛受地球重力作用一般，皱纹的曲线都是朝下的。她性格怯懦，思想浅薄，会依附于任何可以提供庇护的人，如同一只受惊的松鼠。
她是完美的操控对象。
我向她讲述了我的故事，用的是比阿特丽斯·斯特朗这个化名，因为这是我仍在使用的身份。我的丈夫是萨凡纳的一位成功的银行家，但八年前去世了，留下一套房产给我妹妹的儿子托德管理。托德不仅对房子管理不善，还败光了家中的遗产。去年秋天，他同他没规矩的妻子一起在一场严重交通事故中死了，害得我来负担葬礼费用，还有他欠的一屁股债。托德的儿子文森特也只好由我来抚养。我自己的儿子和他怀孕的妻子在日本冲绳的一所教会学校教书。我已经卖掉了萨凡纳的房子，还掉了最后一笔债，带着甥孙一起去北方，希望能开始一段新生活。
这个故事蹩脚极了。但我通过不时爱抚她的快感中心，让她相信这些都是真的。
“你外甥非常英俊。”安妮说。
我笑了笑，瞟了眼坐在过道对面的文森特。他上身穿着廉价的白衬衫和蓝色的防风夹克，打着黑领带，下身穿着皱巴巴的宽松长裤，还有我们在华盛顿的凯马特【6】买的一双黑色鞋子。我修剪了他的头发，但最后决定留着他的长发。现在，这些头发都干净整齐地扎在了脑后。他面无表情地注视着窗外的雪花和往后退去的景物。但我没办法改变他短小的下巴和脸上的青春痘。“谢谢。”我说，“他同他母亲长得很像。愿上帝使她灵魂安息。”
“他真安静啊。”安妮说。
我点点头，眼泪滑过脸颊。“那场事故……”我故意欲言又止，“可怜的孩子在事故中失去了大部分舌头。他们告诉我，他再也不能说话了。”
“亲爱的，”安妮说，“上帝的意志是无法理解的，只能默默承受他的安排。”
大巴车在凌驾于费城南部绵延不绝的贫民窟之上的高速公路上奔驰。我们在车里互相安慰。
安妮·毕晓普很开心，因为我们接受了她的邀请，要去她家陪她几天。
费城闹市区人满为患，又闹又脏。我们来到地铁站，文森特带着我们的包，安妮买了从切斯纳特山到切尔腾大道的车票。在大巴上她已经给我描述过她在德国城的可爱房子。虽然她提到，近几十年来，这座城市因为引入了“不良元素”而日渐堕落，但我脑中的德国城还是砖头和钢铁构成的费城中独立的世界。事实证明我错了。透过车窗玻璃，我看见微茫的暮色中一排排破旧的房屋和工厂，狭窄的街道上堆着被丢弃的汽车，大片的空地，随处都有黑鬼出没。除了能在火车车厢中和同铁轨平行的高速路上的汽车中偶尔看到几个白人外，整个城市似乎都被黑鬼占满了。我有气无力、无精打采地坐在座位里，透过脏兮兮的车窗，看着穿着西装夹克的黑鬼小孩在空地上瞎跑，黑鬼男人在冷清的街道上要死不活地走着，黑鬼女人推着偷来的购物车。每扇黑黢黢的窗户背后，似乎都藏着一张黑鬼的脸……
我将脑袋靠在冰冷的窗户上，按捺住想哭的冲动。我的父亲是对的，在一战前最后一段晴朗的日子里，他曾经预言，一旦黑鬼获得投票权，这个国家就会开始腐烂。他们将一个曾经伟大的国家变成了肮脏、懒惰、绝望的废墟。
尼娜永远也不可能在这儿找到我。我过去几天的行动轨迹是完全随机的，同安妮待一周或几周——即便这意味着住进这群失业的黑鬼中间——将会在原有的随机模式上增加更多随机元素。
我们在郊区一个名叫切尔腾大道的车站下车。轨道两边都是水泥墙，城市就在轨道的上方。我突然害怕起来，累得不愿沿着阶梯爬上街道。我让大家坐在一条深黄色的硬木长椅上休息了几分钟。一列火车呼啸着从我们面前驶过，返回市中心。一群黑鬼小孩蹦蹦跳跳地跑上阶梯，一边叫喊着脏话，一边互相推搡。我隐隐听见外面街道传来的声音。寒风瑟瑟，雪花飘飘扬扬地落在我们所在的候车区。文森特对此毫无反应，也没有拉上防风夹克的拉链。
“我们去打辆车吧。”安妮说。
我点点头，但直到我看见两只体型大如猫的老鼠之后才站起来。那两只老鼠从轨道对面的水泥墙缝隙中钻出来，开始在垃圾堆和干涸的下水道里搜寻食物。
出租车司机也是黑人，满脸不高兴的样子。我们只坐了八个街区，他却明显多收了我们的钱。德国城里的建筑有石质的，也有砖砌的，随处可见霓虹灯和广告牌。切尔腾大道和德国城大道上车满为患，道路两边尽是廉价商店和酒吧，还有北方城市中常见的生活垃圾。但德国城大道上有真正的电车。在银行、酒吧、杂货铺中间，还零星可见古老的石质建筑，或者十九世纪的砖砌商店，或者树立着铁栅栏和绿色雕像的一小片公园。两个世纪前，这里一定是一个小村落，住着一群有教养的农夫和商人，他们选择在距费城六到十英里的地方生活。一百年前，这里一定是一个宁静的小镇，从费城坐火车只需几分钟就能到达——那时这里依然迷人，纵横交错的乡间小路旁坐落着一座座大房子，公路旁偶尔会有一两家旅馆。但今天，费城已经将德国城整个吞噬掉了，就像一条巨大的鲤鱼吞掉了比它漂亮得多的小鱼，只留下一具白骨，同消化液中的残渣混在一起。
安妮红着脸向我们介绍她的小房子，可见她真的对此备感骄傲。这座白色木房的风格完全与时代脱节，很可能是农舍改建而成，位于一条名叫女王巷的窄街上，距德国城大道几十码。房子周围立着高高的木栅栏，但破损严重，而且前部的栅栏上还喷有涂鸦。房前有一个很小的院子，根本不能同我在查尔斯顿的院子相提并论。前门廊也很小，二楼上只有两个小天窗。院子里长着两棵低矮的桃树，看起来已经不能再开花了。房子前面有一个前窗上趴满死苍蝇的干洗店；后面有一座似乎被遗弃了几十年的三层高的房子，只有偶尔在窗后闪现的人脸能表明那里还有人住。街对面有仓库、改造成复式住宅的下陷的砖砌房，以及往南延伸了半个街区的联排房屋。
“虽然简陋，但毕竟是家啊。”安妮说，等着我反驳她的前半段话。我反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