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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
1980年12月26日，星期五
金特里治安官喜欢坐飞机旅行，但几乎不关心目的地是哪儿。他喜欢坐飞机，因为他觉得，被固定在加压机舱的二等座上，飞在几千英尺的高空之中，乃是沉思的良机。在他看来，目的地纽约是一座诱惑之城，充斥着各种疯狂：街头暴力、偏执、信息泛滥、快节奏但无思想。金特里很早之前就断定自己不适合在大城市生活。
金特里对曼哈顿比较熟悉。十多年前，越南战争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大学生，曾同朋友们在那里待过几个周末。有一次，他们在芝加哥的赫兹租车行租了一辆车。那家店在大学旁边，他的女朋友就在里面工作。他们将车的里程表减去了两千英里，然后便肆无忌惮地开车。在不眠不休地疯玩了四天之后，他们六人最后在凌晨返回芝加哥郊区，转悠了两个小时，结果最后显示的里程数还是超出了初始里程数。
金特里坐摆渡大巴前往机场大厅，然后打了辆车去时代广场旁边的艾迪森酒店。那里年代久远，名声不再，顾客大多是妓女和偏远地区来的游客，但它仍旧保留着一丝成熟的威严。咖啡店里的波多黎各厨师说话很大声，常带脏字，但他的厨艺还不错。这里的房费只有通常曼哈顿酒店的三分之一。上次他来纽约，还是为了押送一个在查尔斯顿杀害了四名便利店职员的十八岁引渡犯。那次是县政府给的钱，选的房间。
金特里冲了个澡，消除旅途的疲惫，穿上舒适的蓝色灯芯绒宽松长裤、旧高领毛衣、黑褐色的灯芯绒西装夹克和大衣，还戴上一顶软帽。这套装备在查尔斯顿还能对付，却难以抵御纽约的寒风。他踌躇了一会儿，将点357口径鲁格尔手枪从行李箱中取出来，藏在大衣口袋里——结果鼓出来了，太暴露，显然不行。他将枪插进裤腰带。这也不行。他没有配鲁格尔手枪的枪套。上班的时候，他总是穿着制服，拴着带枪套的皮带。不上班的时候，他总是随身携带警察局配发的点38口径警用手枪。他到底为什么没拿那把小枪，而把鲁格尔带来了啊？他最后只好把转轮手枪藏进西装夹克的口袋里，解开大衣扣子直面寒风，但不解开夹克口子，以此掩藏那把硕大的手枪。管他的呢，金特里想。并非人人都是斯蒂夫·麦奎因【11】。
九点离开之前，他给查尔斯顿家里打了个电话，启动了答录机。他觉得娜塔莉应该没有留言，但飞行途中他都在思念她，非常想听到她的声音。结果第一条留言就是她的：“罗布，我是娜塔莉。现在是圣路易斯时间下午两点左右。我刚回到圣路易斯，但我将乘下一个航班去费城。我觉得，我找到了梅勒妮·福勒藏身地的线索。你去看看今天查尔斯顿报纸的第三页，或者纽约的一份报纸。德国城发生了黑帮火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老太太会同街头纷争产生联系，但那里是德国城。索尔说过，只有从一系列看似疯狂的暴力案件中寻找，才能发现那些恶魔的踪迹。我答应你，我会尽量小心……我会打探一下，有没有值得我们进一步跟进的线索。今晚入住宾馆后，我会再给你留言。小心，罗布。”
“该死。”金特里挂上电话，轻声说。他再次拨打自己的电话号码，在听到留言提醒后，他叹了口气，然后在哔的一声后说：“娜塔莉，你他妈的不要去费城，不要去德国城。有人在圣诞前夜看到了你。你他妈的如果不想待在圣路易斯，就到纽约来找我吧。我俩分头展开调查是愚蠢的。听到留言后马上给我打电话。”他念出酒店电话和房间号码，顿了顿，然后挂上电话。“该死。”他说，一拳砸在廉价桌子上，桌子都摇晃了起来。
金特里坐地铁前往格林尼治村【12】，在圣文森特医疗中心下车。他在车上翻开小笔记本，把他做的所有笔记都看了一遍：索尔的地址，娜塔莉说索尔提到一个叫特玛的女管家，索尔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分机号码，大概两个星期前金特里曾打过的系主任的电话号码，已故的尼娜·德雷顿的电话号码。不是很多，他想。他给哥伦比亚大学打去电话，被告知心理系办公室到下周一之前都没人。
从索尔邻居口中了解的情况并不符合金特里对一名纽约精神病医生的预期。但治安官提醒自己，索尔的主要身份是教授，而不是精神病医生。于是邻居的描述看上去就准确多了。这一带多是四五层高的合租公寓，几乎每一个街角都找得到餐馆或熟食店。密密麻麻的建筑让人感觉这里就是一个小城镇。几对恋人匆匆走过——其中一对是两个紧牵着手的男人——但金特里知道，这些钢筋水泥笼子里的人大都是上班族，从事出版、经纪、代理等工作，职位介于秘书和副总裁之间，每月收入数千美元，在格林尼治村里租两三间房，等着鲤鱼跳龙门的机会——升到更高的职位，在位置更好的大办公室里上班，住到中央公园西街上的褐砂石房屋里，打车几分钟就能来上班。狂风乍起，金特里紧了紧大衣，加快了脚步。
索尔·拉斯基博士不在家。金特里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他又敲了敲门，站在狭小的楼梯平台上等了一会儿。电视里的声音和婴儿的哭声混在一起，空气中隐约飘荡着熏牛肉和卷心菜的味道。他从钱包中取出信用卡，轻轻松松打开了门锁。金特里不禁摇头：索尔·拉斯基是全国知名的暴力行为研究专家，是死亡集中营的幸存者，但他家里的安保设施却有太多值得改进的地方。
按照格林尼治村的标准，这儿是一个大公寓，有舒适的客厅、小厨房、更小的卧室，以及大书房。每个房间，甚至厕所里都有书。书房里满是笔记本、文件，柜子里摆满了仔细贴上标签的摘要和几百本书，其中不少是德语和波兰语的。金特里查看了每个房间，用一分钟驻足在IBM打字机前，翻看放在旁边的一摞手稿，然后准备离开。他感觉自己像入侵者。公寓看起来已经有一两个星期无人居住了。厨房里一尘不染，冰箱里空无一物，但门口没有堆积的邮件，也没有发现主人不在家的其他迹象。金特里查看了电话附近，没有发现字条，然后又把每个房间快速检查了一遍，确保没有遗漏任何有关索尔行踪的线索。最后，他悄悄离开了公寓。
走下一段楼梯后，他遇到了一个老妇人，银色的发髻盘在脑后。金特里站定，等老妇人从他身边经过，然后他拉下自己的布帽，说：“不好意思，夫人。您是特玛吗？”
女人停下来，狐疑地盯着他。“我不认识你。”她说话带着浓重的东欧腔。
“您是不认识我，夫人。”金特里说，摘下了帽子，“很抱歉直接称呼了您的名，但索尔并没有提过您姓什么。”
“瓦利谢兹尔斯基夫人。”老妇人说，“你是谁？”
“我是鲍比·金特里治安官。”他说，“我是索尔的朋友。我正在找他。”
“拉斯基博士从没提到过什么金特里治安官。”她把“金”字念得特别重。
“是的，他应该没提过。我们是他几周前来查尔斯顿时认识的。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也许他提过他要去那儿？”
“拉斯基博士只是说他有事要出去。”老妇人厉声说，然后哼了一下，“他还以为我是瞎子，看不到桌上的机票！他说他要去两天，或者三天，还托我给植物浇水。如果我偷懒的话，他的植物十天就会死。”
“瓦利谢兹尔斯基夫人，上周您见过拉斯基博士吗？”金特里问。
老妇人往下扯了扯自己的毛衣，一言不发。
“我们约好了。”金特里话说，“索尔说他回来就给我打电话——他很可能是上周六回来的。但我没有接到他的电话。”
“他没有时间观念。”老妇人说，“上周他的外甥从华盛顿给我打电话。‘索尔舅舅还好吧？他答应星期六来我家吃晚饭的。’我知道拉斯基博士，他肯定是搞忘了这回事，去参加什么地方的研讨会了。我要不要给他外甥说一下呢？那是博士在美国的唯一亲人了。”
“是那个在华盛顿工作的外甥吗？”金特里说。
“不然还会是谁？”
金特里点点头，发现老妇人的举止和声调都表明她已经谈得不耐烦了。“索尔说我可以通过他的外甥联系他，但我把他外甥的电话弄丢了。他就住在华盛顿，对吧？”
“不是。”瓦利谢兹尔斯基夫人说，“大使馆在城里。拉斯基博士说他外甥一家现在住在乡下。”
“索尔有可能在波兰大使馆吗？”
老妇人眯眼盯着他：“拉斯基博士为什么会在波兰大使馆？艾伦在以色列大使馆工作，但他不住在那儿。你说你是治安官？博士同治安官有什么关系？”
“我是他的书迷。”金特里说，按了下圆珠笔，在印刷拙劣的名片背后画了几笔，“这是我今晚住的地方。另一个是我在查尔斯顿的家庭电话。索尔一回来，就让他给我打电话。这很重要。”他开始走下楼梯，“哦，对了，”他仰头叫她，“索尔外甥的姓里有一个‘e’还是两个‘e’？”
“艾希科尔里怎么可能有两个‘e’？”瓦利谢兹尔斯基夫人笑道。
“是啊，怎么可能呢？”金特里说，迈着沉重的脚步下了楼。
娜塔莉没有打来电话。金特里等到十点，又给查尔斯顿家中打去电话，但听到的依旧是她原来的留言以及他对她的严厉告诫。十一点十分，他又打了个电话。依旧没有新留言。凌晨一点一刻，他放弃等待，去床上睡觉。透过薄墙壁，他听见五六个伊朗人在吵架。凌晨三点，金特里又给查尔斯顿家中打了电话。依旧没有新留言。他自己留了段话，为上次留言中说脏话道歉，并再次强调她绝不能独自一人在费城溜达。
第二天早上一大早，金特里在电话答录机中留下了他预订了房间的华盛顿酒店的名字，然后搭乘八点十五分起飞的短途飞机去华盛顿。飞行的时间太短，他无法深入思考问题，于是从行李箱中拿出笔记本和一份文件研究起来。
娜塔莉看到12月20日参议员办公楼的爆炸案，担心索尔可能牵涉其中。金特里指出，不是美国发生的任何一起谋杀、事故和恐怖袭击都可以归咎于索尔口中那个垂垂老矣的上校。他提醒娜塔莉，电视新闻说，这场造成六人死亡的爆炸的主谋可能是波多黎各民族主义者。他指出，对参议员办公大楼的袭击是索尔到华盛顿后几个小时发生的，他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死者名单之中——尽管恐怖分子的身份还没有确定，而娜塔莉越来越怀疑袭击者同索尔有关。娜塔莉倒是安心了，但金特里心中的疑问没有消除。
金特里到达联邦调查局大楼时，已经十一点多了。他不知道星期六这里有没有人上班。接待员告诉他，理查德·海恩斯探员在办公室，然后花了几分钟时间才打通海恩斯的电话。她告诉金特里，海恩斯探员愿意见他。金特里暗暗兴奋。一个穿着昂贵西装、留着古怪小胡子的年轻人——就像吉米·奥尔森【13】在扮演特工——领着金特里来到安检区，给他拍了照，记录了相关信息，用金属探测器把他全身扫了个遍，然后发给他一张访客通行证。金特里庆幸自己把鲁格尔手枪留在了宾馆的行李箱里。年轻人一言不发地带着金特里经过走廊，进入电梯，穿过一片布满小隔间的区域，然后经过另一条走廊，来到挂着“理查德·海恩斯探员”铭牌的门前，砰砰砰地敲了几下。海恩斯的声音传来：“请进。”年轻人点点头，转身离开。金特里好不容易才按捺住叫他回来给他小费的冲动。
理查德·海恩斯的办公室很大，装饰富有品位，同金特里又小又乱的办公室判若云泥。墙上挂着许多照片，金特里发现其中一张照片上，一个长着双下巴和大眼睛的男人正在同年轻时的理查德·海恩斯握手。那人极有可能是现已逝世的J. 埃德加·胡佛。海恩斯挥了挥手，让他坐下，并没有起身同他握手。
“什么风把你吹到华盛顿来了，金特里治安官？”海恩斯用平稳的男中音问。
金特里在小椅子里挪了挪肥硕的身躯，试图找到更舒服的坐姿，但发现这椅子被设计出来就是为了让人坐着不舒服的，于是清了清喉咙，说：“我只是在休假，迪克，顺道来跟你打个招呼。”
海恩斯眉毛一扬，手仍然没有停止翻动文件。“谢谢，治安官。但本周末我们这儿忙翻天了。我们掌握的关于曼萨德旅馆凶杀案的资料，已经通过特里和亚特兰大分局送给你了。”
金特里跷起二郎腿，耸肩道：“我只是碰巧到这一带来，所以顺道来看你。你们这儿可真是警备森严啊，迪克。”
海恩斯冷哼了两下。
“嘿，”金特里说，“你的下巴怎么了？好像被狠狠打了一拳。抓嫌疑人的时候弄的？”
海恩斯摸着下巴，一张创可贴贴在一块面积很大的淡黄色伤口上，肉色的化妆品没能将其掩盖住。他沮丧地笑了笑：“这不是工伤，治安官。圣诞节那天，我从浴缸里出来的时候滑倒了，下巴撞到了毛巾架上。还好我没被撞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