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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官把戈德温带进城来的那一天，监狱里关着一个杀死自己妻子的黑人杀人犯；他用把剃刀割断了她的脖子，因此从颈腔里汩汩地涌出的鲜血把她的整个脑袋冲得越来越拧向后方，但她还是从木屋的门口奔出去，在宁静的月光下的小巷里跑了六七步。这杀人犯总在黄昏时分靠着窗户唱歌。晚饭后，总有几个黑人聚集在窗户下的栅栏前——整洁的劣质毛料西装和汗迹斑斑的工装裤肩并肩地挤在一起——跟他一起合唱黑人灵歌，白人们则在临近夏天时才有的树叶阴影里放慢脚步或站定下来，倾听那些注定即将死亡的人和那个已经死去的黑人歌唱天国、诉说疲惫；有时候，也许在一支歌已唱罢、另一支尚未开始之际，从高高的黑暗深处，从笼罩着街角路灯的天堂树[24]参差不齐的阴影里会响起一个浑厚的无根无源的嗓音，它烦躁而哀悼地说：“还有四天啦！他们就要把密西西比州北部最出色的男高音歌手毁灭掉啦！”
有时候，在大白天，他会靠着窗户独自吟唱，但过不了多久，总会有一两个衣衫褴褛的孩子和无论是拿着还是没拿着送货篮子的黑人在栅栏前停下脚步，而街对面的加油站里，那些仰着身子坐在斜靠在油迹斑斑的墙上的椅子里的白人也会在滔滔不绝的闲侃胡聊中倾听他的歌声。“只有一天啦！这可怜的狗杂种就要完蛋啦。唉，天堂里没有你的席位！唉，地狱里没有你容身之地！唉，监狱里也没有你容身之地！”
“这家伙真该下地狱，”戈德温说，突然扬起他那黑色的脑袋，那瘦削的、棕色的、略显烦躁的面孔。“我处在这样的地位，实在不配指望别人有这样的运气，不过我绝不……”他不肯讲出真相。“我没干那件事。你知道的，你自己明白。你知道我不会那么干的。我不想谈我的看法。我没干那件事。他们先得把那事儿安在我身上。让他们那么做吧。我不会有问题的。可要是我开口的话，要是我说出了我的想法或者我相信什么，那我就会有问题了。”他正坐在牢房的帆布床上。他抬头望着窗户：那是比马刀捅出的口子大不了多少的两个洞。
“他枪法真那么准吗？”班鲍问，“能穿过这样小的窗户打中人？”
戈德温看着他。“谁啊？”
“金鱼眼。”班鲍说。
“是金鱼眼干的吗？”戈德温说。
“难道他没有吗？”班鲍说。
“我把我要讲的话都讲了。我不必洗刷自己；该由他们来把这件事硬安在我身上。”
“那你干吗还要找律师？”班鲍说，“你要找我干什么？”
戈德温不再望着他。“只要你答应我等孩子长大到会数钱找零钱的时候，给他找个好一点的卖报望风的活儿[25]，”他说，“鲁碧会有办法的。对吗，老大姐？”他把手放在女人的头上，用手揉揉她的头发。她坐在行军床上，坐在他身边，孩子放在她腿上。孩子仿佛服过药似的纹丝不动地躺着，跟巴黎街头的乞丐所抱的孩子一个模样，消瘦的小脸上由于微微出汗而显得油光光的，瘦削的青筋毕露的头颅上，湿漉漉的头发像一圈阴影，铅灰色的眼皮下露出窄窄的月牙形的一点眼白。
女人穿着一条灰色的绉布衫裙，刷得干干净净，用手工很灵巧地将裙子补得整整齐齐。跟每条线缝平行的是一道别的女人在一百码外都能一眼看出的又淡又窄的发亮的面料[26]。一边肩膀上别着一件可以在一角商店或通过邮购方式买到的紫色装饰品；床上她身边放着一顶带面纱的灰色帽，面纱缝补得很整齐；班鲍望着帽子，想不起来以前什么时候曾见过带面纱的帽子，也想不起来从什么时候开始女人们不再戴面纱了。
他把女人带到他的家宅。他们走着去，她抱着孩子，班鲍拿着一瓶牛奶和一些食品，装在马口铁罐头里的食品。孩子还是熟睡着。“也许你抱得太多了，”他说，“我们给他找个保姆好吗？”
他让她待在屋子里，自己返身回城，找到一架电话机，给妹妹家打了电话，问她要汽车。汽车来接他了。他坐在晚饭的饭桌边，把案情告诉他妹妹和珍妮小姐。
“你无非是在瞎管闲事！”他妹妹说，面容安详，嗓音气呼呼的，“你当初从另外一个男人手里抢走他的妻子和孩子的时候，我就认为真够可怕的，不过我想，至少他没脸再回这儿来了。你像黑鬼那样干脆走出家门离开她的时候，我认为这也够可怕的，但我就是不愿相信你打算就此永远离开她。可你接下来又毫无理由地坚持要离开这儿，打开家宅，让全镇的人都看见你亲自动手擦地板，像个流浪汉似的住在那儿，当大家料想你该住在这儿、认为不住在这儿是挺怪的时候，你却拒绝这样做；而现在呢，又故意跟一个你自己说过是街头拉客的妓女的女人，一个杀人犯的女人厮混在一起。”
“我没办法。她一无所有，一个亲人都没有。穿了件用旧衣服改的衫裙，非常整洁，但至少过时有五年了，还有那个一直都是半死不活的孩子，用块洗得几乎像布一样发白的毯子裹着。她对别人一无所求，只希望让她过自己的日子，一心一意想使她的生活有点意义，而你们这些有吃有住的贞洁的女人——”
“你是想说一个酿私酒的人没有钱请全国最出色的律师？”珍妮小姐说。
“不是这么回事，”霍拉斯说，“我相信他可以找一个更高明的律师。只是——”
“霍拉斯。”他妹妹说，她一直在注视他，“那女人在哪儿？”珍妮小姐也在盯着他，稍稍地往前挪动一下她坐在轮椅里的身子。“你把那个女人带进我的屋子里来了？”
“宝贝儿，那也是我的屋子啊。”她并不知道十年来他一直对他妻子撒谎，为了支付他在金斯敦为她建造的那座拉毛粉饰的房子的抵押贷款的利息，以便使他妹妹不至于把他在杰弗生的另一所房子（他妻子并不知道他仍然拥有对这座房子的一部分所有权）租给陌生人。“只要房子是空的，而且带着那个孩子——”
“那是我父母和你父母住过的房子，我在那房子里——我不答应。我不答应。”
“那就只住一个晚上吧。明天一早我就送她去旅馆。替她着想着想吧，她孤身一人，还带着那么个孩子……要是那是你和鲍里，而你丈夫被人指控犯了你明知道他没干过的谋杀罪——”
“我不想去设身处地为她着想。但愿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件事。想到我哥哥——你难道不明白你老是得在事后给自己清理一通？倒不是你留下了什么垃圾；而是你——那——可你居然把个街头拉客的妓女、女杀人犯，带进我出生的屋子。”
“胡说八道，”珍妮小姐说，“不过，霍拉斯，这会不会成为律师们所谓的串通行为？默许纵容行为？”霍拉斯望着她。“在我看来，你跟这些人的交往已经有点超出办案律师的范围了。不久以前，你本人就在那出事的地点待过。大家也许会觉得你知道的情况比你说出来的要多。”
“是这么回事，”霍拉斯说，“布莱克斯通太太。有时候我真纳闷我当律师怎么会没发财。也许等我老得可以去上你读过的那家法律学校，我才会发财。”
“我要是你的话，”珍妮小姐说，“现在就开车回城去，把她送到旅馆安顿下来。天色还不晚。”
“接下来就回金斯敦去，等候这件事平息下来，”娜西莎说，“这些人又不是你的亲人。你干吗非干这种事情不可？”
“我不能袖手旁观，听任不公正——”
“霍拉斯，你永远赶不上去对付不公正的事情。”珍妮小姐说。
“嗯，那么就算是对付事件内隐含的讽刺意味吧。”
“哼，”珍妮小姐说，“那一定是因为她是你认识的女人中唯一的对那大虾一无所知的人。”
“总而言之，我又跟往常一样说得太多了，”霍拉斯说，“所以我不得不信赖你们大家——”
“真是胡扯，”珍妮小姐说，“难道你以为娜西莎愿意让人知道她的亲人中会有人认识一些天生会干做爱、抢劫、偷盗一类事情的人吗？”他妹妹是有那种特点的。他在从金斯敦到杰弗生的四天旅途中一直料想他妹妹会这样无动于衷的。他从来没指望她——或任何女人——在有了一个自己生的要她抚育并担忧的孩子以后会非常关心一个既不是她丈夫又不是她儿子的男人。不过他料想他妹妹会这样无动于衷的，因为她有这种秉性已经三十六年了。
他到达城里那幢房子时，有一间屋子里点着灯。他走进屋子，在他亲手擦洗的地板上走过去，在擦洗的当时，他使用拖把的本事并不比预料的高明多少，也并不比十年前他用那把现已丢失的锤子把窗户和百叶窗钉死时所显示的本事高明，他甚至学不会开汽车。不过那是十年前的事了，他有了把新锤子替代那把旧的，用它来撬出那些钉得歪歪扭扭的钉子，把窗户给打开了，显露出擦洗过的地板，在蒙着布套的家具幽灵般的包围中，地板好像一潭潭死水。
女人还没上床，穿着齐整，只是没戴帽子。帽子就放在小孩睡的床上。床上并排放着的帽子和孩子使房间有一种有人暂时居住的味道，这比那盏临时代用的灯，比一个显然长期无人居住的房间里有一张体面的铺好的床那一自相矛盾的现象更明确无误地说明这一点。这种女人的作用像股电流，通过一根挂着一些一模一样灯泡的电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