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列耶夫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宜小说jmvip2.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献给：列·尼·托尔斯泰
<h3>
一 “下午一点钟，大人！”</h3>
部长是个脑满肠肥的大胖子，弄得不好就会中风，所以在向他报告有人准备行刺他时，采取了周密的预防措施，免得他过于激动，发生危险。不料，部长听到这消息后很平静，甚至还露齿一笑。于是就把详细情况都告诉他了：据一个打入恐怖集团的奸细报告，几个恐怖分子决定在明天下午一点钟当部长进宫陛见时，带着炸弹和手枪守候在府邸门口行刺；不过这几名歹徒现在已处于暗探的严密监视之下，到时候将当场一网打尽。
“您且等等，”部长感到吃惊，“他们打哪儿得悉我明天下午一点钟要进宫陛见？这事我自己也是两天前才知道的！”
警卫队长摊了摊双手，表示他也闹不清怎么会走漏风声的。他说：
“正是下午一点钟，大人！”
部长摇了摇脑袋，肥厚的暗红色嘴唇上露出一抹忧郁的微笑，既像是感到惊讶，又像是对警方办事得力表示满意。他不想再给警察当局增添麻烦，就脸带笑容，匆匆收拾了一下，乖乖地搬到一个殷勤好客的亲王家里过夜去了。他的太太和两个孩子也一起搬离了这幢明天将有人来掷炸弹的危险房子。
亲王的客厅里灯火辉煌。熟人们纷纷前来慰问，向部长殷勤地鞠躬致意，微笑着表示愤慨。这时，部长大人感到很愉快，很兴奋，仿佛已经得到或者马上就要得到出乎意料的崇高奖赏。但是，人们一走散，灯火一熄灭，街上的灯光透过明净如镜的窗玻璃光怪陆离地映到天花板上和墙壁上，这幢有许多油画和雕塑的陌生的屋子像街上一样安静的时候，静得无事可做的他立刻心神不定起来，觉得这些门闩、墙壁以及一切保卫措施都并不可靠。而到了深夜，当他孤孤单单、冷冷清清地睡在别人的卧室里时，他益发感到难以忍受的恐惧。
他肾脏有病。一激动，他的脸、手和脚就会出现水肿，使他显得格外肥胖、臃肿。此刻，他浑身的肉肿胀得像一座小山，沉甸甸地压在弹簧床上。他怀着病人特有的惆怅心情，想象着这张脸已肿胀得面目全非，想象着人家为他准备的残酷的结局。他接二连三地回想起最近发生的恐怖事件：有人向地位跟他相当、甚至还要高的大臣掷炸弹，把他们炸得血肉横飞，脑浆溅到了肮脏的砖墙上，连牙齿也从牙床里迸了出来。回想到这些，他觉得现在躺在床上的他的肥胖而有病的躯体仿佛已经遭到炸弹的袭击，不再属于他了。他觉得，肩膀上的双臂仿佛已经被炸离了躯体，牙齿全都迸落，脑浆被炸成一小团一小团，双腿直挺挺地伸着，脚趾朝天，就像死尸一样。为了表示自己并非死尸，他使劲地翻动着身体，大声地呼吸、咳嗽，竭力把弹簧床弄得嘎嘎地响，把被子弄得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为了显示他活得很好，不但压根儿没有死，而且像所有别人一样离死还远着呢，他在寂静和冷清的卧室里用低沉的声音大喊：
“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
他这是在夸奖密探、警察和士兵以及所有保卫他生命安全的人，他们那么及时、那么巧妙地把行刺的事通知了他。但是他在翻动身体、称赞保安人员、撇着嘴巴嘲笑恐怖分子愚蠢无能的同时，却并不敢相信自己已经脱离危险，并不敢相信生命不会突然离开他。人们策划要杀死他，虽然死亡对他来说目前还只不过是一些人的图谋，还只不过存在于这些人的思想之中，但死亡仿佛已经站在这屋里，站在他身旁，只要这些人还未落网、他们的炸弹还未被缴获、他们还未被关进坚固的监狱以前，死亡就绝不会离开他。瞧，死亡就站在那个角落里，没有走掉——也不可能走掉；它就像一个服从命令的哨兵，绝不会擅离岗位。
“下午一点钟，大人！”这句话用各种语气在他身边回响：一会儿像是在幸灾乐祸地嘲笑，一会儿又怒气冲冲，一会儿则显得顽固、死板。那情况，就像在卧室里摆了一百台上足发条的唱机，一台接着一台，以白痴的那种勤奋劲儿喊着那句预先灌制好的话：
“下午一点钟，大人！”
明天的这个“下午一点钟”，不久前还和其他钟点没有丝毫区别，无非是金表上的指针沿着刻度盘平静移动时所表示的一个时辰，而现在却突然变成了一种必然应验的凶兆，从刻度盘上跳了出来，竖直身子，独立生存，变成了一根又大又黑的界标，把全部生活一分为二。仿佛在它之前或之后，世上从未存在过时辰，只有它这个蛮横、傲慢的时辰才有存在的特权。
“怎么？你想干什么？”部长气呼呼地问道。
所有的唱机一齐吼道：
“下午一点钟，大人！”而且那根黑色的界标还冷笑着对他鞠了个躬。
部长咬了咬牙，从床上坐了起来，用手掌捂着脸——这个该死的夜晚，他怎么也睡不着了。
他用肿胀的、抹过香水的双手捂着自己的脸，十分清晰地想象着：明天上午他怎么起床，对将要发生的事一点也没有料到；后来又怎样喝着咖啡，对将要发生的事还一点也没料到；喝罢咖啡就到门厅去穿大衣了。他自己也好，给他穿皮毛大衣的守门人和端咖啡的仆人也好，都不知道无论喝咖啡和穿皮大衣都已经毫无意义；因为只消再过几秒钟，所有这一切——皮大衣、他的躯体以及喝进肚子里的咖啡——都将在轰的一声爆炸中毁灭，被死神带走。瞧，守门人正在把玻璃门打开……正是这个可爱、善良、和气的守门人，这个长着一双深蓝色眼睛的士兵，胸前挂满军功章的守门人，在用自己的双手把那扇可怕的门打开——因为他一点也没有料到将要发生的事。所有的人都笑盈盈的，因为他们也同样什么都没有料到。
“啊！”他突然大吼一声，把两个手掌慢慢从脸上放下来。
屋子里漆黑一片。他一边用紧张、迟钝的目光凝视着面前的这片黑暗，一边慢慢伸出一只手去摸电灯开关，把灯扭亮。然后，他站了起来，便鞋也没有穿，光着脚，踩着地毯，在陌生的卧室里走了一圈，找到了壁灯的开关，把壁灯也开亮了。屋子里立刻变得又亮堂又舒适，只有乱糟糟的床铺和拖到地板上的被子说明某种恐惧还没有完全消失。
他穿着睡衣，由于坐卧不安，一部络腮胡子弄得乱蓬蓬的，两眼露出气呼呼的目光，此刻，部长大人的模样跟任何一个因为失眠和严重的气喘而肝火大发的老头子没有什么两样。仿佛是人们为他所准备好的死亡，把他剥得一丝不挂，露出了原形，使他平日那种威风凛凛的华贵气度一扫而光——简直叫人难以相信，这样一个人会拥有那么大的权势，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常人的躯体竟就是他的躯体，而这个躯体已注定要在炸弹的轰隆声中和烈焰中血肉横飞，死于非命。他没有穿好衣服，却也并不感到冷，就近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用一只手支着胡子乱蓬蓬的脸，直愣愣地盯着饰有雕花的陌生的天花板，平静地沉思起来。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原来是这个使他这么害怕，这么激动！原来是因为这个原因死亡才站在角落里，窥伺着他，怎么也不肯离开。
“蠢货！”他轻蔑地、狠狠地骂道。
“蠢货！”他把头稍稍朝门转过去一点，粗着喉咙又骂了一句，为的是让有关的人能听到他的詈骂。他这是在骂那些刚刚还被他称赞为好样的人，骂那些为了讨好他而把密谋行刺他的事过于详细地报告给他听的人。
“是啊，当然啦，”他沉思着，突然他的思路变得清晰起来，“这是因为人家把死期告诉了我，我知道了死期，所以我感到害怕。要是我啥也不知道，我就会消消停停地喝咖啡。可是喝完咖啡之后，自然是死亡——但是，难道我这么怕死吗？我肾脏有病，总有一天要死的，然而我并不害怕，因为我不知道确切的死期。可这些蠢货却告诉我：‘下午一点钟，大人！’这些蠢货还以为我听了准会感到高兴呢；其实不然，非但我并不高兴，而且死亡待在角落里赖着不走了。它不走，全要怪我的思想。其实可怕的不是死亡，而是知道要死。一个人要是确切无误地知道自己在某日某时将要死去，他就会活不下去。可这些蠢货却告诉我说：‘下午一点钟，大人！’”
他的心情突然轻松愉快起来，好像有谁对他说他是长生不老的，是永远不会死的，他重又觉得自己在这群毫无意义地执拗地企图窥探未来的奥秘的蠢货中间是个坚强有力的聪明人，他现在以体弱多病、饱经世故的老人的那种忧伤的想法认为还是浑浑噩噩的好。任何有生命的东西，不管是人还是禽兽，都不该知道自己的死期。前不久他得了一场病，医生说他快要死了，应该安排一下后事，可他却不相信，后来，果然活下来了。年轻的时候他有一次误入了歧途，决定以自杀了此一生，连手枪都准备好了，遗书也写了，甚至自尽的时间都确定好了，但到了最后一刹那间，突然改变了主意。从来都是这样，在最后的一刹那间可能会发生变化，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正因为如此，谁也不能断言自己在什么时候准定会死。
“下午一点钟，大人！”那些可爱的蠢驴告诉他说。他们这样告诉他是因为死亡已经预先被排除了，然而他却因为知道了可能的死期而惊恐不安。有朝一日，他完全有可能被人杀死，但是明天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明天不会发生了，所以，他尽可以像一个长生不老的人一样，放心睡觉。这些蠢货竟然不知道，当他们怀着白痴式的感情告诉他“下午一点钟，大人！”的时候，他们推翻了一条多么重要的法则，捅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窟窿！
“不，不是在下午一点钟，大人，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你说什么？”
“没有什么，”寂静回答说，“没有什么。”
“不，你是在说什么。”
“没有说什么，微不足道的小事。我是说：‘明天，下午一点钟。’”
他顿时感到心头一阵惆怅，他终于明白，只要凸出在刻度盘上的这个该死的、黑色的时辰没有过去，他就休想睡着，休想得到安宁或者快乐。只要那桩任何有生命的东西都不该知道的事有一点影子守在角落里，那就足以遮住光明，使人处于无法摆脱的可怕的黑暗之中。死亡的恐惧一旦袭来，就弥漫到全身，渗入到骨骼，使得人失魂落魄，神不守舍。
此刻他害怕的已经不是明天的那些杀人犯了。这些人已经消失，已经被忘却，同他周围生活中无法胜数的敌对现象和敌对人物混在一起了。他现在担心的是某桩意想不到但是却必然会发生的事，譬如中风、心力衰竭，或者某根失去了弹性的、纤细脆弱的动脉血管突然经受不住血流的压力而破裂，就像紧紧绷在粗大的手指头上的手套突然线脚断掉，绽开了一样。
他那又粗又短的脖子使他感到担心，他的十根肥得都要冒出油来的短手指头，使他觉得难以卒睹——它们是那么短，而且满是虚汗。刚才在黑暗中，他还不时翻动身体以表明自己并不是一具死尸。可是现在灯火通明，他却觉得这灯光是冷冰冰的、充满敌意的，他害怕得不敢动一动，甚至连按一下电铃让谁给拿支烟来都不敢。他的神经紧张极了。每根神经都弓了起来，像是竖直了的导线，在导线的顶端长着小脑袋，小脑袋上的眼睛惊恐地鼓出着，嘴巴抽搐地张大着，默不作声地喘着粗气，可是却呼吸不到一点空气。
突然间，在天花板上布满灰尘和蜘蛛网的昏暗处，铃声大作。电铃里小小的金属锤惊恐地、痉挛地敲击着铃壁；那小锤停顿了一会儿，又惶惶不安地战栗起来，发出持续不停的响声。这是部长大人在他的卧室里按电铃。
人们奔跑着。各处的枝形吊灯和墙上的壁灯都打开了一两盏，虽说这些灯还不足以把整个屋子照得辉煌通亮，但是足以投射出许多阴影。顿时间，墙角落里，天花板上，到处都是阴影。它们闪闪烁烁地掠过每一处高起的地方，紧贴到墙壁上。谁也弄不明白，所有这些数不胜数的光怪陆离、默默无声的暗影，这些无声之物的无声幽灵，在此之前都待在什么地方。
有个人用战战兢兢的沙哑的嗓子大声说了些什么。随即，人们就打电话请医生来：部长病倒了，而且病情危急。人们还把部长的夫人也请来了。
<h3>
二 判处绞刑</h3>
结果不出警方所料。在部长官邸门口抓到了四个恐怖分子，其中三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他们身上带着炸弹、定时爆破器和手枪。另外在他们的秘密住所还捕获了一个女恐怖分子，她是这个住所的女主人。逮捕她的时候，还搜查出许多烈性炸药、尚未装配好的炸弹以及枪支弹药。所有被捕的人都很年轻：男犯中年纪最大的不过二十八岁，女犯中最小的一个才十九岁。对他们的审讯，就在关押他们的那座堡垒里秘密进行，十分草率——这在那个残酷的年代是常有的事。
在法庭上，这五个人全都很镇定，很严肃，个个凝神沉思着。他们对法官是如此蔑视，以致都不屑装出笑容或者无所谓的表情，以显示自己视死如归。他们镇定自若，不失分寸，恰好使周围那些凶狠的、充满敌意的目光无法看到他们的心灵以及临死之前的那种巨大痛苦。有时候他们拒不回答问题，有时候也回答几句，讲得简单、明确，仿佛不是在回答法官的审问，而是在回答统计师提出的问题，以便填写某种特殊的表格。有三个人，一个女的和两个男的，说出了自己的真名实姓；另外两个则拒绝招出姓名，所以法官直到最后也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对法庭上所发生的一切，他们持一种心不在焉的、朦朦胧胧的好奇心，这是身患重病的人或者专心于某种重大想法的人所特有的。偶尔法庭上有人讲出一两句比较有趣的话时，他们就抬起头来，匆匆张望一下，竖起耳朵来听一听，随即又恢复到原来的姿势，顺着原来的思路继续想下去。
坐得离法官最近的是三个报了自己真实姓名中间的一个，叫谢尔盖·戈洛文。他是一名退伍上校的儿子，本人也曾当过军官。他还非常年轻，长着浅黄色的头发，宽阔的肩膀，身体是那么强壮结实，以至于监狱也好，坐以待毙也好，都未能驱除他面颊上的红晕和他那双蓝眼睛里的生机勃勃的天真幸福的表情。他一直不停地使劲抚摸着他的两撇纤细柔软的小胡子——他对这两撇胡子还没有习惯呢；同时眯缝着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窗外。
这时已经是冬末，离春天不远了。尽管暴风雪和阴暗寒冷的日子仍然连绵不断，可春天已开始遣来先行者，有时会整整一天风和日丽，有时虽只一个钟点天气转晴，可是这一个钟点却那么春意盎然，那么充满青春的生气勃勃的活力，以至于麻雀都快活得发疯了，在马路上欢蹦乱跳，人们也都像喝醉了酒一般。即以此刻而言，从去年夏天以来一直没有擦洗过的积满灰尘的窗子上端就可以看到天空美丽得出奇。乍看上去，天空是灰白色的，烟雾腾腾，可是往远处看，就会发现天空变得蓝蓝的，而且越远就越显得深邃、晶莹、辽阔。正因为天空并不是一下子就把它的美丽显露无遗，而是羞羞答答地藏匿在透明的烟霭之中，所以显得分外地妩媚动人，就像是你所爱的姑娘一样。谢尔盖·戈洛文仰望着这片晴空，一边捋着小胡子，一边交替地眯缝起睫毛又浓又长的眼睛，专心致志地深思着什么。有一次他的手指甚至很快地弹动起来，高兴得天真地做了个鬼脸；但他环顾了四周一眼，那种高兴的表情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一颗火星被人一脚踩熄了一样，几乎在一瞬之间，他的鲜红的脸色立时变得煞白，露出了死灰色。他狠狠地拔下一根又细又软的头发，紧紧地夹在两根毫无血色的指尖之间。但是，生命和春天的欢乐毕竟更有力量，所以，几分钟后，他那天真无邪的脸就复原了，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并且重又仰了起来，望着春光明媚的天空。
望着天空的还有那个不肯供出真实姓名的年轻姑娘，她化名莫霞，皮肤白皙，比戈洛文还年轻，但是举止持重、严肃，一双黑眼睛直率而又骄傲，所以看上去反比戈洛文年纪大。只有她那纤嫩的脖子和那双同样细巧的小姑娘的手，表明了她的真实年纪。还有她那纯净、和谐、柔美的嗓子中所洋溢着的不可捉摸的青春活力也说明了她的真实年纪。她的嗓子就像一架名贵的乐器，她吐出的每一个普普通通的词、每一声叹息，都饱含着音乐的内容。她肤色苍白，但并非死尸的那种惨白色，而是一种特殊的炽热的白色，仿佛她体内在燃烧着熊熊的烈火，把她的身躯照耀得通亮，就像是精致的法国塞夫勒瓷器。她几乎一动不动地坐着，只是偶尔用手指抚摸一下右手中指上一圈凹陷的地方，那是刚刚摘下戒指后留下的痕迹。她也在望着天空，但没有丝毫的温情，也看不出她在回忆什么愉快的往事——她的眼睛里什么样的表情也没有。她之所以望着天空，无非是因为在整个肮脏的法庭里，唯有这一小角天空是干净、美丽、真实的。
法官们可怜谢尔盖·戈洛文，却讨厌这姑娘。
坐在莫霞旁边的那个男的也没有招出自己的真实姓名，他的化名叫维尔涅。他一动不动地坐着，双手夹在两个膝盖中间，神态有些拘谨。如果一个人的脸可以像一道门那样关得密不透风的话，那么这个不知姓名的人正是把自己的脸关闭得像铁门一样，而且还挂了把铁锁。他的眼睛一直一动不动地盯着邋遢的地板，令人难以捉摸他的心情是平静呢还是激动，他是在想什么心事呢还是在听密探们向法庭提供证词。他个子不高，容貌清秀而高贵，仪态温文尔雅，使人不由得联想起月光映照着翠柏、地上洒满婆娑树影的南方海滨的夜晚。但同时，他又使人觉得他具有镇定、沉着的巨大力量和坚强、冷静、刚毅的英雄气概。就连他在简明确切地回答问题时，他的彬彬有礼的话音以及微微欠起身子的这种姿势本身，都有一股震慑人心的力量。囚衣穿在别人身上显得荒唐可笑——这种衣服根本不是人穿的——可穿在他身上却丝毫看不出这一点。尽管从别的恐怖分子身上搜到了炸弹和定时炸弹，而在维尔涅身上只搜到了一支黑色的手枪，可是不知为什么法官却认为他是首犯，同他说话时总带着几分尊敬。向他提的问题也跟他的回答一样，而且完全是照章办事。
在维尔涅之后受审的是华西里·卡希林。他浑身都感到对死亡的难以忍受的恐惧，同时又竭力想控制自己，不在法官面前流露出来。打一清早这些囚犯被带到法庭上的时候起，他就由于心跳加快而喘不过气来。他的额角上一直在冒汗珠，手也在冒冷汗，衬衫被汗水浸透了，又湿又冷，粘住了他的身子，使得他活动也不灵便了。他以非凡的意志力克制自己，才使手指不哆嗦，使说话声音坚定、明确，使眼神镇静。他看不清周围的东西，人家问的话好像是从云雾中传来的，而他呢，对着这片云雾，竭尽全力地作出大声的回答。可是刚一回答完，他就立刻把法官的提问和自己的回答都忘得一干二净，重新默默地继续同恐惧搏斗。在他身上，死亡已表现得如此明显，以至于法官们都把目光避开，不忍去看他。法官无法确定他的年龄，就像无法确定一具腐尸的年龄一样。根据身份证，他不过二十三岁。维尔涅曾几次用手轻轻碰碰他的膝盖，他每次回答的都是同一句话：
“没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