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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这之后我们常常见面。她养成了顺道来看我的习惯，诉说她和房子有关的苦恼和决定，即使她对房子感到满意的时候仍然保持着这个习惯。我买了一台电视机，她没有买，因为她说她害怕看电视上瘾。
我不担心这个，因为我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那个年代有很多好节目。她喜欢的大多数节目碰巧和我一致。我们都非常喜欢公共电视台的节目，特别是英国喜剧。有些节目我们看了一遍又一遍。吸引我们的是情境，而不仅仅是所讲的笑话。刚开始，我为英国人的坦率乃至猥琐感到尴尬，但奥奈达像欣赏节目的其他特点一样欣赏这些。一个系列节目又从头开始播放时我们会发牢骚，但每次我们都被吸引并会再看一遍。我们甚至看那些色彩已经模糊的老节目。现在，我有时会偶然看到一个那时看过的老节目，修复后的颜色亮丽如新，这让我非常伤心，于是我会换一个频道。
我很早就学会做一手好菜，因为有些最好的电视节目是在晚饭过不久就播出，所以我会给我们两个人做晚饭，而她会从面包房买甜点带过来。我买了一张折叠餐桌，我们边吃饭边看新闻，然后看喜欢的节目。妈妈总是坚持我们要坐在餐桌上吃饭，因为她认为那是唯一得体的用餐方式，但是奥奈达似乎没有这方面的讲究。
她离开时可能已经是十点以后了。她不介意走回去，但我不喜欢这个主意，于是我把车开出来，送她回家。她处理了那辆接送她父亲的车之后就没再买过车。她从不介意被人看见在镇上步行，虽然人们都拿这个笑话她。那是在步行和锻炼变成时髦之前。
我们从没有一起去过什么地方。有时候我见不到她，因为她不在镇上，或者也许她哪儿也没去，但在家里招待从外面来的人。我没有去见那些人。
没有。这让我看上去好似遭到了冷落。但我没有。和不认识的人见面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而她一定了解这一点。我们一起吃饭，一起在电视机前打发晚上的时光，这个习惯如此轻松，如此灵活，似乎永远不会有什么困难。一定有很多人知道这件事，但因为是我，所以他们几乎没有在意。他们也知道我还为她报所得税，但为什么不呢？我是这方面的行家，而任何人都不会指望她知道该怎么做。
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知道她并不付给我报酬。我本来可以要求她象征性地付一点钱，只是为了令事情变得比较合适，但是这个话题一直没有被提起。并不是她小气。她只是没有想过。
如果我因为某种原因需要提到她的名字，有时候我会无意中把她叫作艾达。如果我当着她的面这样叫，她会取笑我一番。她会指出我只要有机会就总是喜欢用以前上学时候的外号叫别人。我自己倒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没有人放在心上，”她说，“只有你。”
这让我有一点气恼，尽管我竭力不表现出来。她有什么权利从我做了什么或者没做什么来评说我是怎么想的？她的言外之意是，出于某种理由，我更愿意紧紧抓住童年时代不放，我想停留在那个时代，也让其他每个人和我一起停留在那个时代。
那让事情显得太简单了。在我看来，整个学生时代我一直在适应自己的相貌，即自己的脸，以及其他人的相貌。我想我设法应付了这个问题，知道自己能在这里生存下去，赚钱过活，不必不断地闯入新环境，这是一个小小的胜利。但是至于想让我们都回到四年级，不，谢谢。
而且奥奈达是谁，怎么会有自己的见解？在我看来她似乎还没有安定下来。事实上，既然现在大房子已经不存在了，一大部分的她也随之而不存在了。小镇在变化，她在其中的位置在变化，而她却几乎不知道。当然，变化一直都在发生，但是在战前，变化只是有人离开了小镇，去别的地方寻找更好的东西。而在五十、六十和七十年代，小镇被新搬来的人改变了。你会以为奥奈达在搬到公寓楼去住的时候就承认了这一点。但是她完全没有认识到。她身上仍然有那种奇怪的犹豫和轻松，仿佛在等待生活重新开始。
当然，她会去旅行，也许她认为生活会在那里开始。没有这般运气。
在小镇南郊盖起了新的购物中心，克莱布斯百货公司关门停业（对我来说这不是问题，没有他们我也有足够的工作可以做），而镇上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冬天去度假，那意味着去墨西哥或西印度群岛或某个以前和我们从未有什么关系的地方。在我看来，结果是也往回带来了以前和我们从未有什么关系的疾病。有一段时间，这样的事时有发生。会有一种“年度疾病”被冠上某个特别的名字。也许这样的事仍在发生，只不过不再有人像过去那么关注。也有可能是我这个年龄的人已经不会再去关注什么了。你能肯定自己不会被什么戏剧化的事件夺去生命，要不然事情早就该发生了。
一天傍晚，看完一个电视节目之后，我起身在奥奈达回家之前给两人各泡一杯茶。我朝厨房走去，突然感觉非常不舒服。我摇晃了一下，跪了下来，然后倒在地上。奥奈达抓住我，把我扶到椅子上坐下，那一阵昏黑过去了。我告诉她我有时候会发病，不必担心。这是谎话，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说谎，但反正她并不相信我。她把我扶到楼下我睡觉的房间，帮我脱了鞋。然后莫名其妙地，我们一起——我稍微反抗了一下——把我的衣服脱了，换上睡衣。我只在发作的间歇期有意识。我让她叫一辆出租车送她回家，但她根本没听。
那天夜里她就睡在客厅的沙发上，第二天，在我家里进行了一番探查后，她住进了我妈妈的卧室。她一定在白天的时候回自己的公寓拿了需要的东西，也许还去购物中心买了她认为可以补给我的日常用度的东西。她还去找了医生，按药方从药店买来了药，每当她把药放到我嘴边时我就吞下去。
那一个星期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时而昏迷时而清醒，身体不适，还发着烧。我偶尔告诉她我感觉已经康复了，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但那是胡扯。大多数时候我只是遵照她的指令，变得依赖她，而且非常自然，就像在医院里会依赖护士一样。她照顾发烧病人不像护士那么熟练，有时候如果我有力气，就会像个六岁的孩子一样抱怨。而她就会道歉，并不生气。有时我会告诉她我好些了，她应该考虑回到自己家里去，但不这么说的时候，我会自私地毫无缘由地大叫她的名字，就是为了确认她在身旁，让自己安心。
后来我好了起来，开始担心她会不会染上我正在得的谁知道什么病。
“你应该戴口罩。”
“别担心，”她说，“如果我要得，我想现在已经得了。”
当我第一次真正感觉好些的时候，我又懒劲儿发作，不愿意承认自己正放纵自己做个小孩子。
但是，当然，她不是我妈妈，我不得不在一天早晨醒来时意识到这一点。我不得不想到她为我做的所有事，这让我感到非常尴尬。任何一个男人都会感到尴尬，但我尤甚，因为我记起了自己的相貌。我几乎已经忘记了这一点，而现在似乎她并没有感到尴尬，她可以如此自然而然地做事，因为我对她而言是一个中性人，或者一个不幸的孩子。
现在我很有礼貌，在对她表示感激的同时，也表达了我现在十分真诚的让她回家的愿望。
她听懂了我的意思，她没有生气。她只有零星的睡觉时间，又不习惯照顾人，一定累垮了。她最后一次为我买了我会需要的东西，最后一次为我量了体温，然后，我想，她带着圆满完成工作的满足心情走了。走之前她在前厅待了一会儿，看我能否不需要帮忙就穿上衣服，她满意地看到我能做到。她刚走出去，我就把账簿拿出来，开始做我生病那天在做的工作。
我的大脑比以前迟钝，但还很精确，这让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她只让我一个人待到了那天——或者应该说那天晚上——我们习惯于一起看电视的时间。然后她就带着一罐汤来了。那罐汤不够做一顿饭，而且那也不是她自己做的汤，但不管怎么说也算给晚饭加了一道菜。她来早了，留出了热汤的时间。她还自己把那罐汤打开了，没有先问问我。她熟悉我的厨房。她把汤热了，拿出汤碗，我们一起吃了。她的行为似乎在提醒我，我是一个病人，眼下正需要营养。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那天中午我因为虚弱颤抖，无法自己用开罐器打开罐头。
从前我们会接连看两个节目。但那天晚上我们没能看第二个节目。她等不到放第二个节目就开始谈起让我非常不安的话题。
谈话的要点是她准备搬来和我一起住。
首先，她说，她住在公寓里不开心。那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她喜欢独立屋。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后悔离开自己出生的房子。她一个人住在那栋房子里会神经错乱的。错误完全在于她以为公寓是解决问题的答案。她在那里从来没有开心过，而且永远也不会开心。她住在我家里的这段时间让她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我生病的时候。她本来应该很久以前就意识到的。很久以前，当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她看着某些房子，希望自己住在里面。
她的另一个理由是我们不能完全照顾自己。如果我一个人的时候生病了怎么办？如果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怎么办？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她身上怎么办？
我们相互之间有某种感觉，她说。我们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感觉。我们可以像兄妹一样住在一起，像兄妹一样相互照顾，这将会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每个人都会如此接受的。他们怎么会不接受呢？
她说话的时候我一直感到非常不舒服。气愤，害怕，惊恐。最糟糕的是最后，当她说到没有人会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的时候。同时，我能明白她的意思，也许还同意她关于人们会习惯这件事的说法。也许有一两个我们甚至不会听到的下流笑话。
她也许是对的。这也许是合情合理的。
想到这一点我感觉自己仿佛被扔进了地窖，地板上的活动门在我的头顶上砰地关上了。
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让她知道我有那样的感觉。
我说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主意，但有一件事让这变得不可能。
什么事？
我疏忽了，忘了告诉她。因为生病忙乱等等的事情。但我已经把这座房子挂牌出售了。这座房子已经被卖掉了。
哦。哦。为什么我没有告诉她呢？
我一无所知，当时我说，这是真话。我对她头脑里有这样的计划一无所知。
“所以就是这个主意来得不够早，”她说，“就像我人生中的很多事情一样。我一定有什么问题。我没法抽出时间来考虑事情。我总以为还有很多时间。”
我拯救了自己，但并非没有付出代价。我不得不把房子——这座房子——挂牌出售，而且尽快卖掉。几乎和她当时卖房子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