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杜施·博罗夫斯基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宜小说jmvip2.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某一个士兵》，博罗夫斯基早期短篇小说集，1947年出版。原作品集共收入六篇短篇小说，此处选译三篇。
<h2>市场街的毕业考试</h2>
整个冬天，我都是在一间小耳房里学习的，这间房子是工厂留给我们的，建在第一次华沙战役期间被摧毁的房屋废墟上。
这间房子窄小、低矮、潮湿，通过向原来的车库地面——现在长满杂草——倾斜的大窗户，晚上洒进月光和大桥上的灯光，当时我是在夜间学习的，用墨水瓶做的小油灯（必须节省煤油），灯光在我呼吸的时候不停地摇曳；于是我头部巨大的影子就在墙壁上滑过，没有声音，像在无声电影里似的。在这儿，父亲在木板拼成的床上沉睡，他在一家德国工厂里干活，每天十二个小时；还有母亲，再加上一条大狗，这条狗不知怎么，在围城的时候凑到我们这儿来了。住宅被烧毁之后，父母亲在空地上的硬纸板棚子下面避雨，这条善良的大狗就在父母亲身旁转悠，追赶乌鸦，对生人汪汪叫，就这样留下来了。那年冬天，安杰伊拉车，一辆人拉的两轮车，用它运货、送人，像在日本一样，凭两条腿奔跑。安杰伊这个少年高个子，消瘦，目光和蔼友善，和我一同毕业。在我入迷地阅读柏拉图和浪漫主义时期的波兰哲学家著作的时候，他热衷于易卜生和青年波兰派的精神领袖普席贝舍夫斯基，还有当时最著名的波兰诗人卡斯普罗维奇。上学的时候，他就常常写诗。而现在，在被占领的困苦日子里，他写日记。阿卡杜施是画家，数学很好。在讨论哲学的时候，他引用我们不熟悉的人名，说出我们没有听说过的流派。他一直在画外面行人的漫画，画了一万多张呢。
他离开了富有的父亲——华沙一个著名的裁缝，单独居住，在美术学校学习，一边写生，一边酗酒。
尤莱克是耶稣会学生，系统阅读托马斯·阿奎那、希腊哲学家和德国哲学家的作品，靠倒卖外汇挣钱。
现在，他们都不见了。
后来，命运把我们驱散，我被输送到奥斯威辛，安杰伊在街头行刑中死去，华沙街垒的瓦砾堆隐蔽了化名的阿卡杜施。在战争的第一个冬天，在西方，在马其诺防线上，巡逻兵们保持友好接触；英国飞机在德国上空投放传单，细心地拆分传单包（我们开玩笑说），以免偶然砸破德国人的脑袋——在所有这些枪口出现之前，在我们这里，在像坟墓一样黑暗的华沙，行刑队刺耳的枪声时时爆响，而在窗户钉满木板的房屋内，我们正在完成中学学业，准备毕业考试，虽然我们也知道，战争要延续数年。
我们在私人居住的地方学习，又冷又狭窄。这些地方既是教室，又是化学实验室。有些同学家里住宅宽敞，装潢很好。在那些地方，脚下是柔软的地毯，可以看到著名大师的绘画，手指尖触摸烫金的图书；上完课以后，数学课和文学讲座结束以后，体育锻炼或阅读完宗教书籍（因为有一位善良的神父讲授宗教）以后，大家便坐下来打桥牌，赢的输的都是有时候在黑市上挣来的钱。人们吞云吐雾，客厅里的烟气越来越重，在窗口旋转，在屋顶下飘散。
那个冬天虽然艰难、寒冷，却也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的确，安杰伊肺部有病，令人担忧，不能再拉人力车；的确，为得到艺术证书，阿卡杜施不愿意到德国机构去登记，而且还受到街头探子的跟踪。但是我们的收入还是不错的。安杰伊的画夹子里总是有几首诗；我那用木板钉成的书架上也有几本书，都是用出售锯好的木材挣钱买的；阿卡杜施终于找到一个住处，不必再借宿于友人家里。在这一个梦魇般的、死气沉沉的冬天之后，留下了在瓦夫热那个地方杀人的记忆：一个喝醉的德国兵在打斗中被自己的一个同伴打死，于是盖世太保从附近住宅里拉出来二百个人，在空旷的雪地上枪杀。帕维亚克监狱的牢房里挤满了囚徒，舒哈林阴路名气大振，我们手里已经有了第一批的秘密报纸，我们自己印发的。
春天，德国军队进攻了丹麦和挪威，后来又像一把利刃插入法国，这时候，他们在华沙开始抓人。巨大的德国岗亭，盖着帆布的载重卡车成群出动。宪兵和盖世太保们包围街道，驱赶所有的行人上卡车，把他们拉到第三帝国去干活，或者去近一点的地方：奥斯威辛、马伊丹奈克、奥兰宁堡等地的臭名昭著的集中营。一九四〇年八月到达奥斯威辛的两千次囚徒输送当中，有多少人生还？也许有五个人。一九四三年一月从华沙街道抓走被输送的一万七千名囚徒当中，有几人生还？二百？三百？不会更多！
从德国人开始抓人时起，他们的行为在一个伟大国家的首都造成极为荒诞的印象；同时，希特勒却在埃菲尔铁塔上拍照；同时，数量庞大的波兰囚徒不断被运送到奥兰宁堡——就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四个人，安杰伊、阿卡杜施、尤莱克和我，通过了毕业考试。
不只是我们这些人，华沙的任何一所中学都不甘落后。在一切地方，在巴托雷中学、查茨基中学、莱莱维尔中学、密茨凯维奇中学、斯塔席茨中学、伏瓦迪斯瓦夫四世中学等学校，在女子中学：普拉特女中、雅德维佳王后女中、柯诺普尼茨卡女中、奥热什科娃女中，在全部的私立学校：从最好的算起，如圣沃伊切赫学校、查莫伊斯基学校——到处都在举行严格的毕业考试，和往年一样，和现代学校建立起来以后一直遵循的程序一样。
数以千计的少年毕业，数以千计的少年从初中升读高中。在那个时候，欧洲到处一片瓦砾，而在大波兰、在西里西亚、在波莫瑞和在波兰的心脏华沙，少年和青年挽救了对欧洲的信念，对牛顿二项式定理的信念，对积分的信念，对人类自由的信念。在欧洲输掉了保卫自由的战役的时候，波兰青年——我想，还有捷克青年、挪威青年——却在获取知识的战役中获胜。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们三个人站在耶路撒冷林阴道国家经济银行的巨大建筑台阶上。在首都这条最大的交通动脉上，不停地走过德国军队，走过向东、向西的输送车辆，还有坦克、装甲车、装满货物的大卡车。距离这里几条街的地方，在今天只留下美丽的圣亚历山大教堂废墟的三个十字架广场上，正在抓人。宪兵封锁了广场的全部出口。在发动机的轰鸣中，挤满了人的卡车缓慢而沉重地开往帕维亚克监狱。
那是荒唐透顶的场面。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引起笑声。有时候人的反应太迟钝，只有到了悲剧的底部的时候，才会悲极而笑。我们三个人情绪很好，因为我们活着，在胡乱抓人的环境中活着，而且必须到维斯瓦河对岸的市场街去参加毕业考试。我们一定要到那儿去，不管天塌地陷。
就在这个时候，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走到我们面前。她布满皱纹的脸转向我们，眼睛里露出明显的焦虑。
“同学们，城里三十字架广场那儿正在抓人，”她轻声说。所有人提醒每个不知情者，像往昔防备瘟疫那样。“没有人提醒你们吗？”
“除了您，谁也没有。”安杰伊脱口而出。
我们上了电车，乘车到布拉格地区去。在桥梁的对面，林阴路的一头连接田野，另外一头连接萨克森高地居民区。在那里，林阴路的末端，有一排汽车，正在等候电车，就像埋伏在羚羊必经之路上的老虎一样。我们从行驶中的电车上跳下，滚到斜坡下面的青菜地里。土地发出春天的气息，地里的毛蕊花开放，蜜蜂嗡嗡徘徊；而在河面对岸的那个地方，就像在浓密的丛林里一样，狮子正扑向行人。
我们终于跑到在市场街的那所住宅。主任、考试主席、班主任和化学老师等人正在等待我们——而就在这个时候，胡乱抓人的浪潮已经波及我们的窗下。
主任沉默，他全神贯注地听学生答题；而班主任，一位高大和蔼的先生，关切地望着我们，以他的目光鼓励我们。我们一直得不到化学老师的好评，无论是诗人和批评家安杰伊，还是画家和哲学家阿卡杜施，还是我。我们支支吾吾的答案在主考官脸上引发出狡黠的微笑；而这位考官，因为留了银白色的胡子，所以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山羊胡子。实际上，他是一位备受敬重的科学家。
不过，我们还是通过了考试。山羊胡子说：
“好，同学们（这个‘同学们’表明我们在化学方面有了新的提高），你们可不要犯糊涂，不能让他们抓住你们。”
他用手指了指窗外，警察正在包围人群；他又把盛着红色溶液的试管举起来，那管溶液成分复杂，安杰伊竭尽全力也没有在黑板上写出分子式。他补充说：
“在你们不知道该信什么的时候，就相信科学吧。凭借科学，就能够回归人的尊严。”
当时只有一个人不在我们中间，他就是神父的学生、亚麻色头发的尤莱克。他是在新世界大街和耶路撒冷林阴路之间被抓走的，后来音信皆无。到了秋天，我们进入地下大学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们，说尤莱克被送到奥兰宁堡，柏林附近一个名气大的集中营，已经不在人世。
<h2>朋友的肖像</h2>
华沙在南部被圣亚历山大教堂的废墟包围，在北面被圣十字教堂的瓦砾堆和从碎块中重新堆起的哥白尼纪念像围住，他被子弹打穿的手里还拿着同样被子弹打穿的地球仪；而在新世界大街的瓦砾堆中，褐色墙壁的残破墙垣是表现不出什么特殊之处的。在黑色石板下面，行人道上放着枯萎的鲜花，行人脚下干燥的树叶沙沙作响，其中夹杂着肮脏褶皱的花环彩带。行人路过这个地方，并不特别注意这一切。有些人机械地摘一下帽子，虔诚的妇女轻轻画十字，嘴里发出含糊不清的低语。在这面墙壁附近，被烧毁房屋的第一层，是一个大出版社的书店，大门下正在举办一个凑合拼凑起来的画展（战前，新世界大街以举办画展闻名），而墙壁的另一面，用几块木板和砖头搭起一个小屋，上面铺上了硬纸板，棚子里面修理和出售自来水笔。
每逢我路过这堵见证悲惨的墙壁，并且听到脚下枯叶和丝带的沙沙声响，我都要想到安杰伊。他是在街头行刑中死去的，他是在普通的城市街道行人道上、在住宅墙角下被枪杀的数以万计的人士之一。他得到的特权是成为一个无名氏。
请读者原谅，按照许多友人的看法，我又违背了他无名的状态。对于友人而言，我只是暂时展现他的面容，而对于陌生人而言，我要勾勒我们这一代的一个人的剪影，这一代人是在战争的艰难困苦的年代成熟起来的。
我不是他死亡的见证人。在他生前，我只是偶然地、短暂地进入了他的生活，仅仅知道他的姓名，和他交过朋友，但是不喜欢他。
他经常穿蓝色工作服，用刨子刨木板和挖掘树桩子，同时书写关于蓝色木工工艺的抒情诗，因为他穿了蓝色的工作服。当他从高层楼上急切而贪婪地看着自己的姑娘在人行道上匆匆赶来看他的时候，就写出一首关于这个姑娘的抒情诗。
我从来不知道，在他身上，什么是佯装出来的，是作态；什么是真实，是个人活生生的感受。茂密的黑头发低垂在他的前额上，他在激烈争论或者嘲弄对方的时候，就用手猛地撩开头发，冷笑一下。这个时刻，他的眼睛闪亮，像是有生命的白银。大伙公认他长得很漂亮。有一次，我和女生争吵，因为她们偏向安杰伊，我告诉她们说，他的魅力是江湖骗子的魅力。她们都笑着说，他自己就是这么说的。
我是和他一起毕业的，如此而已。后来我们分开了。关于斗争和生活的意义，我经受了许多痛苦的思考和怀疑，开始最强烈地相信科学和诗歌的意义，而不是手枪和宣传的力量；而他则放弃了大学的学习和自己原本准备的硕士论文——这篇论文原来是打算撼动文学批评的基础的；他还暗暗嘲笑教授们及其平稳的、严肃的、几乎毫无热情的讲课语调。不仅如此，他进而转向行动。他愿意成为双手——会思想的双手，而不是他所设想的无所作为和无所适从的头脑。他选择战斗。
波兰法西斯主义思想令他入迷。在民族遭受打击、成为胜利者的鱼肉的时期，救世论、对民族的使命感、对民族的超民族价值的信念总是像火焰一样迸发出来。在本民族没有自己的一寸土地的时候，人们就总是重温以往到达三个大海的国境线，这样的疆界囊括了其他民族的土地，令其他民族服从于自己的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