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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特利茨滨河路9号乙。一栋四层楼，一扇可通车辆的大门开向一条墙壁漆成黄色的过道。一间“海员咖啡馆”，玻璃门后挂着一块牌子，上面用鲜红的字母写着：MEN SPREEKT VLAAMCH。
柜台前挤着十来个人。我在靠里面墙的一张空桌边坐下。墙上有幅港口的大照片，照片下方写着：安特卫普。
顾客们在柜台前大声讲着话。他们大概都在本街区工作，来喝一杯晚餐前的开胃酒。玻璃门旁有架电动弹子机，一个穿海军蓝色西装、打着领带的人站在它前面，他的服装与身穿羊皮黑上衣、皮上装或工作服的其他人构成鲜明的对照。他沉着地玩着，用一只软绵绵的手拉着电动弹子机的弹簧柄。
香烟和烟斗冒出的烟刺痛我的眼睛，呛得我咳嗽。空气中飘着熬猪油的气味。
“你要什么？”
我没有看见他走过来。我甚至想不会有人来问我要什么，因为我坐在尽里面的桌子边，不会被人注意。
“一杯速溶咖啡。”我对他说。
这是个身材矮小的人，年龄六十上下，一头白发，满面通红，大概几杯开胃酒已下了肚。浅蓝色的眸子在鲜红面色的衬托下显得更淡。这白、红、蓝三色如同给陶器涂的彩釉，使人快活。
“请原谅……”正当他回柜台的时候，我对他说，“门上的字是什么意思？”
“MEN SPREEKT VLAAMCH？”
他嗓音洪亮地讲出这句话。
“是呀？”
“意思是：此处讲弗拉芒语。”
他把我扔下，摇摇晃晃地朝柜台走去，粗暴地用胳膊推开挡他道的顾客。
他用两手端着一杯咖啡回来，两臂前伸，仿佛尽力避免杯子跌落。
“来了。”
他把杯子放在桌子中间，像到达终点的马拉松赛跑运动员一样喘着粗气。
“先生……你听说过……库德勒斯吗？”
我蓦然提出了问题。
他倒在我对面的椅子上，交叉起双臂。
他仍在喘气。
“怎么了？你认识……库德勒斯？”
“不，但在家里听人谈起过他。”
他的面色变成了砖红色，鼻翼沁出了汗珠。
“库德勒斯……原先他住楼上，在三楼……”
他稍有口音。我喝了一口咖啡，决意听他讲，因为再提一个问题或许会把他吓住。
“他以前在奥斯特利茨车站工作……他妻子是安特卫普人，和我一样……”
“他是不是有个女儿？”
他微微一笑。
“是的。一个漂亮的小姑娘……你认识她？”
“不认识，但我听说过……”
“她现在怎么样？”
“我正想知道哩。”
“那时她每天早上来给父亲买香烟。库德勒斯抽洛朗牌……一种比利时的香烟……”
他沉浸在回忆里，我相信他和我一样，听不见大声谈笑和我们身边电动弹子机机关枪扫射似的响声了。
“库德勒斯，热心肠的一条汉子……我常常和他们一起吃饭，在楼上……我和他妻子讲弗拉芒话……”
“你不再有他们的消息了？”
“他死了……他妻子回安特卫普了……”
他挥手在桌面上一扫。
“这一切，是多年以前的事了……”
“你说她来给父亲买香烟……是什么牌子来着？”
“洛朗牌。”
我希望记住这个牌子。
“一个怪女孩……十岁时已经和我的顾客打台球了……”
他朝我指了指咖啡馆尽头的一扇门，它一定是通向台球室的。这么说她是在这儿学会玩台球的。
“等等，”他对我说，“我要给你看样东西……”
他身子笨重地站起来，朝柜台走去。他再次用胳膊推开所有挡他道的人。大多数顾客戴着海员帽，讲着古怪的语言，想必是弗拉芒语。我想是因为在奥斯特利茨码头停泊的大概是来自比利时的驳船。
“喏……你看……”
他在我对面坐下，递给我一本旧时装杂志，封面上有位少女，栗色头发，眼睛明亮，相貌中有某种亚洲人的特点。我立即认出她是德妮丝。她戴顶黑色女式圆帽，手执一束兰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