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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特利茨滨河路9号乙。一栋四层楼,一扇可通车辆的大门开向一条墙壁漆成黄色的过道。一间“海员咖啡馆”,玻璃门后挂着一块牌子,上面用鲜红的字母写着:MEN SPREEKT VLAAMCH。
柜台前挤着十来个人。我在靠里面墙的一张空桌边坐下。墙上有幅港口的大照片,照片下方写着:安特卫普。
顾客们在柜台前大声讲着话。他们大概都在本街区工作,来喝一杯晚餐前的开胃酒。玻璃门旁有架电动弹子机,一个穿海军蓝色西装、打着领带的人站在它前面,他的服装与身穿羊皮黑上衣、皮上装或工作服的其他人构成鲜明的对照。他沉着地玩着,用一只软绵绵的手拉着电动弹子机的弹簧柄。
香烟和烟斗冒出的烟刺痛我的眼睛,呛得我咳嗽。空气中飘着熬猪油的气味。
“你要什么?”
我没有看见他走过来。我甚至想不会有人来问我要什么,因为我坐在尽里面的桌子边,不会被人注意。
“一杯速溶咖啡。”我对他说。
这是个身材矮小的人,年龄六十上下,一头白发,满面通红,大概几杯开胃酒已下了肚。浅蓝色的眸子在鲜红面色的衬托下显得更淡。这白、红、蓝三色如同给陶器涂的彩釉,使人快活。
“请原谅……”正当他回柜台的时候,我对他说,“门上的字是什么意思?”
“MEN SPREEKT VLAAMCH?”
他嗓音洪亮地讲出这句话。
“是呀?”
“意思是:此处讲弗拉芒语。”
他把我扔下,摇摇晃晃地朝柜台走去,粗暴地用胳膊推开挡他道的顾客。
他用两手端着一杯咖啡回来,两臂前伸,仿佛尽力避免杯子跌落。
“来了。”
他把杯子放在桌子中间,像到达终点的马拉松赛跑运动员一样喘着粗气。
“先生……你听说过……库德勒斯吗?”
我蓦然提出了问题。
他倒在我对面的椅子上,交叉起双臂。
他仍在喘气。
“怎么了?你认识……库德勒斯?”
“不,但在家里听人谈起过他。”
他的面色变成了砖红色,鼻翼沁出了汗珠。
“库德勒斯……原先他住楼上,在三楼……”
他稍有口音。我喝了一口咖啡,决意听他讲,因为再提一个问题或许会把他吓住。
“他以前在奥斯特利茨车站工作……他妻子是安特卫普人,和我一样……”
“他是不是有个女儿?”
他微微一笑。
“是的。一个漂亮的小姑娘……你认识她?”
“不认识,但我听说过……”
“她现在怎么样?”
“我正想知道哩。”
“那时她每天早上来给父亲买香烟。库德勒斯抽洛朗牌……一种比利时的香烟……”
他沉浸在回忆里,我相信他和我一样,听不见大声谈笑和我们身边电动弹子机机关枪扫射似的响声了。
“库德勒斯,热心肠的一条汉子……我常常和他们一起吃饭,在楼上……我和他妻子讲弗拉芒话……”
“你不再有他们的消息了?”
“他死了……他妻子回安特卫普了……”
他挥手在桌面上一扫。
“这一切,是多年以前的事了……”
“你说她来给父亲买香烟……是什么牌子来着?”
“洛朗牌。”
我希望记住这个牌子。
“一个怪女孩……十岁时已经和我的顾客打台球了……”
他朝我指了指咖啡馆尽头的一扇门,它一定是通向台球室的。这么说她是在这儿学会玩台球的。
“等等,”他对我说,“我要给你看样东西……”
他身子笨重地站起来,朝柜台走去。他再次用胳膊推开所有挡他道的人。大多数顾客戴着海员帽,讲着古怪的语言,想必是弗拉芒语。我想是因为在奥斯特利茨码头停泊的大概是来自比利时的驳船。
“喏……你看……”
他在我对面坐下,递给我一本旧时装杂志,封面上有位少女,栗色头发,眼睛明亮,相貌中有某种亚洲人的特点。我立即认出她是德妮丝。她戴顶黑色女式圆帽,手执一束兰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