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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拧灭电灯，但没有离开于特的办公室，在黑暗中待了几秒钟。然后，我打开灯，又把它关上。我第三次开灯再关灯。这唤醒了我心中的某件事：我看见自己在我无法确定的一个时期关了一个房间的灯，这房间和于特的办公室一般大小。而这个动作，我每晚在同一时刻重复它。
尼耶尔林荫道的路灯照亮了于特的木办公桌和木扶手椅。当年，我拧熄电灯后，也一动不动地待几秒钟，仿佛害怕出去。尽里面靠墙有只玻璃门书柜，灰大理石壁炉上方有面镜子，一张写字台有许多抽屉，靠窗放了一张长沙发，我常躺在上面看书。窗户开向一条宁静的、树影婆娑的街。
这是一座小公馆，是南美某国公使馆的所在地。我不记得自己以什么名义在这个公使馆里占用一间办公室。我很少见到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我隔壁的办公室里，我听见他们在打字。
我接待的人寥寥无几，他们要求我发给他们签证。我在瓦尔布勒斯的园丁送给我的饼干盒里搜寻，仔细审视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护照和登记照片时，蓦然回想起这件事。不过我是替这间办公室的某个人工作。一位领事？一位代办？我没忘记我曾打电话向这人请示。他是谁呢？
首先，公使馆在哪儿？我花了好几天时间走遍第十六区，因为我记忆中的树影婆娑的宁静街道和这个街区的街道相似。我好像一名占卜地下水源的人，窥伺着手中摆锤任何微小的摆动。我在每条街的街头守候，希望树木、楼房能使我心头一震。在莫利托尔街和米拉波街的十字路口，我觉得有了这种感受，突然间确信每天晚上走出公使馆时，自己就置身于这个十字路口附近。
天黑了。我走过通向楼梯的走廊，听见打字的声音，我把头伸进微启的门。那男人已经走了，她独自坐在打字机前。我向她告别。她停止打字，转过身来。一位漂亮的棕发女子，我还记得她那张带有热带地区特征的脸。她对我讲了几句西班牙语，冲我嫣然一笑，又继续工作。我在衣帽间停留片刻，终于下决心出去了。
我敢肯定我走的是米拉波街，它笔直、昏暗，空寂无人，我加快步子，担心引人注意，因为我是唯一的步行者。在广场上，凡尔赛大街的十字路口，有家咖啡馆还亮着灯。
有时我也走方向相反的路，穿过奥特依的寂静街道越走越远。在那儿，我感到安全。终于我走上米耶特堤道。我记得埃米尔—奥吉埃林荫大道的高楼大厦，以及朝右拐进的一条街。底层有扇窗户总亮着灯，窗玻璃和牙医诊所一样不透明。德妮丝在稍远处一家俄国餐馆里等我。
我经常列举酒吧间或餐馆的名字，但倘若当时没有一块街牌或灯光招牌，我怎能辨别方向呢？
餐厅后有座带围墙的花园，透过一个窗洞可以瞥见挂着红丝绒打褶帷幔的内厅。我们在花园的一张桌前坐下，天还亮着。有个人在演奏齐特拉琴。这件乐器的声调，花园的暮色，大概从邻近树林中飘来的树叶的清香，这一切为这一时辰增添了神秘的气氛和伤感的情调。我试图找到那家俄国餐馆。徒劳无益。米拉波街没有变化。有些晚上，在公使馆待得较晚，我便走凡尔赛大街。我本可以乘地铁，但我宁愿在露天行走。帕西码头。比拉凯姆桥。然后是纽约大街，那一晚我曾陪瓦尔多·布伦特走这条大街，现在我明白当时我为何心里发紧了。我不知不觉踩上了原先的脚印。我在纽约大街上走过多少遍？……阿尔玛广场，第一块绿洲。然后是王后大道的树木和清凉。穿过协和广场后，我几乎抵达目的地。王家街。朝右拐，圣奥诺雷街。朝左拐，康邦街。
康邦街上没有灯，大概只有从一个橱窗折射出的淡紫色的光。人行道上响着我的脚步声。我踽踽独行。我又害怕了。每次我走上米拉波街便感到害怕，怕被人注意，怕被抓住，怕有人要我出示证件。离目的地只有数十米，这将多么遗憾。千万不能跑。我迈着有规律的步子一直走到头。
卡斯蒂耶旅馆。我跨进门。接待处没有人。我走进小客厅喘口气，擦干额头上的汗。这一夜我又逃脱了危险。她在楼上等我。她是唯一等我的人，是这座城市里唯一担心我失踪的人。
一个淡绿色墙壁的房间。红窗帘已拉上。床左边的床头灯亮着。我闻到她身上的香水味，一股胡椒的气味。我只看见她皮肤上的雀斑，和右臀上方的一颗黑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