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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h2>
嘿,你看看那个男人!等一下,现在先别往那儿瞧,你转过来对着我,咱们接着聊。我可不想让他看到我,也不希望他和我打招呼。现在你可以瞅瞅他。是那个矮墩墩的、穿貂皮领大衣的男人吗?不是,怎么会是他呢?我说的是那个瘦高个儿、面色苍白、穿黑色大衣的男人,他正在跟那位苗条的甜品店金发女服务员说着什么,让她打包橘皮蜜饯。哎,真怪,他从来没给我买过这个。
你怎么了,亲爱的?没事,等一下,我擤擤鼻子。
他走了吗?要是走了,你就告诉我一声。
他在付账吗?……你告诉我,他拿的是什么样的钱包?你好好盯着,我可不想朝那边看。不会是一个棕色的鳄鱼皮钱包吧?……对吗?你看,这可真让我高兴。
我为什么高兴?不为什么,就是高兴。当然啦,那个钱包是我送给他的,他四十岁生日的时候。已经十年了。我还爱他吗?……还真难回答,亲爱的,是的,我相信我还爱着他。他已经走了吗?……
他要是走了,那就太好了。等一下,我在鼻子上补点粉。能看出来我哭过吗?真是愚蠢!但你知道,人呐,就是这么愚蠢。当我看他的时候,心还是怦怦乱跳。我能不能告诉你那个人是谁?当然可以,亲爱的,这不是什么秘密。这个人是我的前夫。
你说,我们来一份开心果味的冰激凌怎么样?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总说冬天不能吃冰激凌。我最喜欢的就是在冬天来这家甜品店吃冰激凌。我有时候认为,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做的,简简单单,做一件事情并不是因为它有多么美好或意义多么重大,仅仅因为有做它的可能。
我本来就喜欢冬天到这家店里来小憩,通常在晚上五点到七点之间。尤其在分手后的这几年,当我变得形单影只之后,我对这家摆满上世纪家具的红色沙龙更是喜爱有加,还有这里上了年纪的女店员。在这里透过玻璃窗观看广场上的大都市景象和进店出店的穿梭人流,对我而言是一种享受。所有的这一切都蕴藏着一丝暖意和某种不易察觉的上世纪末的气息。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煮的茶是最好的?……我知道摩登女性不再去甜品店了。她们都去咖啡馆,匆匆忙忙,没有时间舒舒服服地坐下来休息,午餐喝四十菲列[1]的黑咖啡,再配上一道色拉,真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但我仍属于另一个世界,仍需要精致典雅,摆满了老家具和玻璃橱柜,挂着红色丝绒壁毯,常客是那些上了年纪的伯爵夫人、公爵夫人的甜点店。我并不是每天都来这里,你肯定能够想象得出,我在冬天有时来这里坐一坐,心情该是多么舒畅。有一段时间我常跟我丈夫在这里见面,六点钟后,他下班之后,那是我们的品茶时间。
我敢肯定,现在他也刚从单位下班过来。七点过五分,这是他的时间表。我直到今天都对他的所有动向和行踪了如指掌,仿佛我过的是他的生活。六点零五分,他招呼衣帽间的服务生为他刷刷大衣和礼帽,并且帮他戴上。出门后,他先把车打发走,随后步行回家,因为他想透透气,让脑子清醒清醒。他很少步行,所以才这样苍白。也许还有别的原因,那我就不清楚了。到底是什么原因我根本不知道,因为我再没有见过他,也不跟他说话,我已经有三年没跟他说过话了。我不喜欢那种矫揉造作的离婚方式,离婚之后夫妻俩挽着手臂离开法院,接下来一起去城市公园的著名餐厅共进午餐,他们对彼此是那样的喜欢和在乎,仿佛什么都未曾发生,吃完饭后分道扬镳,各奔前程。我是另一种品性、另一种脾气的女人。我不相信一对夫妻在离婚后还能成为好朋友。婚姻就是婚姻,离婚就是离婚。这是我的观点。
你怎么认为?当然,你从来没有结过婚。
你看,我不相信人类发明出来,并且惯性地重复了千百年的事情是一种虚无的形式。我相信婚姻是神圣的,离婚是对神圣的亵渎。我一向受到的是这种教育。不仅是教育、信仰使我相信这点。我之所以相信这些,还因为我是女人,我认为离婚也不完全是流于空洞的形式,就像登记注册以及在教堂举行婚礼的仪式一样,婚姻使双方的灵魂和肉体紧密相连,而离婚则彻底地将彼此的命运分开和割裂。我们离婚的时候,我一刻都不会自欺欺人地相信我跟我的丈夫仍然是“朋友”。当然,他仍然表现得礼貌体贴,并且非常慷慨大方,仿佛理所应当或习以为常。但是我既不礼貌,也不慷慨,我连钢琴都搬走了,是的,就是这样。我的报复心非常强烈,甚至想把整座房子都搬走,连窗帘也不留下,所有的一切都通通带走。从离婚的那一刻起,我就是他的敌人。现在是,永远是,直到我咽气为止。千万不要友好地请我去城市公园的饭店吃饭,我可不是那类造作的女人,她们离婚之后还去前夫家里,如果用人偷了他的内衣,还要帮他收拾整齐。即使他的所有东西都被偷了,我也不会觉得可惜,即使哪天我听说他病了,我也不会去他那里探望。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离婚了。你懂吗?这本身就让人无法心平气和。
等一下,我还是收回刚才说他生病的那句话吧,我不希望他生病。如果他真病了,我还是会去看他的,去病房探望他。你笑什么?你在取笑我吗?因为我希望他病了就可以去探望他?是的,我当然这样希望,直到死我会一直怀着这个希望。但他还是不要真的生病为好,你看,他的脸是多么苍白啊……他这几年一直都这样苍白。
我想告诉你整个故事。你有时间吗?我,很遗憾,我拥有太多空闲时间了。
哦,冰激凌来了。你知道吗,事情是这样开始的,我大学毕业后进入政府部门工作,而你马上去了美国。我记得那时我们还鸿雁传书,联系了三四年,对吧?我们之间是那种病态、愚蠢的青春期爱恋,但现在我对这种爱可没什么好印象。感觉似乎一个人没有爱就无法生存,所以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你。你们家非常富有,而我们家只是普通中产阶层,拥有三个房间和一个厨房,从走廊进来直接就是家门。我很仰慕你……对于年轻人来说,这种崇拜是情感联系的一部分。虽然我也有一位女佣,但是她用的是我用过了的洗澡水。这些细节非常重要。贫穷和富有之间有很多可怕的精细的亚层。在贫困里面,再往下数,你认为还有几种可以细分的层次?……你是富人,你不会理解每个月收入四百到六百之间的巨大差距。每个月收入两千和一千之间的差距并没有那么大,现在我对此已经很清楚了。我们家是每月收入八百的阶层,而我丈夫每个月的收入是六千五百,我必须要适应这种差距。
他们家所有的一切都跟我们家的截然不同。我们租的是公寓房,他们租的别墅。我们有一个阳台,种着天竺葵,他们有一个小花园,种着两坛鲜花和一株老核桃树。我们用的是一个简陋的冷藏柜,夏天必须自己买冰块放进去用来降温,而我婆婆家里有一台小电冰箱,可以制出漂亮、整齐的四方冰块。我们家里有一个负责打点所有事务的用人,而他们家却有一对仆人夫妇,分别担任用人和厨师。我们有三个房间,他们有四个,加上客厅实际上有五个。他们的客厅门上挂着雪纺纱窗帘,宽敞明亮;我们家只有一个前厅,冷藏柜也摆在那里——就是普通佩斯家庭那种光线昏暗的前厅,角落里摆放着鞋刷子盒,还有一个已经过时了的挂衣架。我们有一台三管收音机,是我父亲分期付款买来的,只能“接收”它感兴趣的电台;他们家的收音机有柜子那么大,就像一件家具,同时具有收音机和留声机的功能,靠电流运转,可以更换唱片,在房间里甚至能欣赏日本歌曲。我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始终是要生存下来,而他们接受的教育,首先是生存,然后是如何优雅地、有教养地、循规蹈矩地、始终如一地生活,而后者更为重要。可惜的是,对于这些巨大的差别,我那个时候并不懂得。
有一次,吃早餐时,那时我们刚刚结婚不久,他对我说:“我对餐厅里那些紫红色的椅套感觉有些厌倦,它们过于鲜亮刺眼,仿佛有人在那里一直尖叫。亲爱的,你去城里转转吧,找些别的椅套在秋天用。”
他要把十二个“让人有些厌倦”的椅套全部换掉。我困惑地看着他,以为他在开玩笑,但是他不像是在开玩笑。他神情专注地读着报纸,目光严肃,可以看出,他说这番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的确——我不否认——那个惹他心烦、让他焦虑的刺眼颜色是有一点俗气。那是我母亲选的,椅套还是全新的。他离开后,我忍不住哭了起来。我不是傻瓜,我清楚地知道,他想通过这个对我表达什么……他想说的话,不能用直接、准确和唐突的言语来表达,即我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品位上的差距,我来自另一个世界,即使我懂得并学会了一切,即使我跟他一样也属于中产阶级,但由于一个层次,由于一个他所喜欢的、几乎令人难以察觉的色调差别而使我跟他变得判若云泥。与贵族相比,市民[2]阶层对这些细微感受的差异尤其敏感。市民要穷其一生地不断证明自己,而他从一降生就获得了确凿的身份。市民永远要迫不得已地去争取去储蓄去积累;而他,事实上既不属于要靠奋斗生存的第一代,也不属于靠储蓄和积累苦熬的第二代。这些他曾经跟我说过一次。当时他在阅读一本德文书,并且宣称他找到了生命的伟大真谛。我不喜欢这类“伟大真谛”,我相信,在人类生活中,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始终存在着无数微不足道的琐碎问题,而且只有它们作为整体才真正重要——因此我挖苦地问道:“那么,你真的相信你了解了自己?……”
“当然了解。”他回答说。在眼镜片后,他的目光充满了孩子般的真诚,如此炙热,让我几乎为自己的提问感到追悔。“我是一位艺术家,只是没有找到适合我表现的艺术形式而已,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普通市民身上。通常一遇到这种情况,一个家庭就会面临危机。”
从那之后,他再没有谈论过这个话题。
当时我对此根本不理解。他既不写作,也不绘画,更不演奏音乐。他鄙视艺术爱好者,但是他阅读很多书籍,“系统地、有条不紊地”——这是他最喜欢的词——对我来说他实在是有些过于系统和有条不紊了。我喜欢阅读,主要根据个人喜好和心情而定,而他阅读,仿佛要履行生命中的一项重大义务。如果他开始阅读一本书,他从不会放弃,会一直读到最后一个字——即使那本书很无聊或者令人生厌,他也要坚持读完。阅读对他来说是一项神圣的义务,他如此尊重每个字,就像神父对待圣书一样虔诚。他以同样的热情对待绘画,以同样的意志力前往博物馆、剧院、音乐厅。他对万事万物都感兴趣,由衷地感兴趣,他对所有涉及灵魂的事情都满怀激情;而我,却只对他感兴趣。
可惜他恰恰没有找到自己的“艺术形式”。他管理工厂,经常旅行,雇用艺术家并付给他们很高的薪水。他非常留意,从不把自己比绝大多数雇员和顾问独特得多的个人品位强加到别人身上。他讲的每句话都极有分寸,彬彬有礼,就像为某事寻求谅解一样,就像自己毫无主见,需要得到别人帮助一样,但在一些重要事情的决断上,尤其是事业上的事情,他却能表现出果断、固执的态度。
你知道我丈夫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吗?他是世上最罕见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我说的“男人”一词,既不同于那种舞台上或者爱情剧里英俊男主角的概念,也非指人们常说的那类拳击冠军式的男人。他的灵魂是刚毅的,是一个坚定而谨慎的人,敏锐又焦躁不安,多思且充满猜疑。对于所有这些,我当时并不明白。一个人在生活里很难什么都学会。
在学校里谁都没学过这些,包括你我,对不对?……
也许,我该从他向我介绍了一位朋友的那一天讲起,那个人叫拉扎尔,是位作家。你听说过这个名字吗?……你读过他的书吗?我已经读过他的全部作品。事实上我对他的作品逐字逐句地咀嚼,仿佛他的书里隐藏着的某种秘密,而那同时也正是我生活的秘密,但是最后我没能在他的书中找到任何答案,我没有找到这些秘密的答案。生活的答案有时令人瞠目结舌。我在此之前没有阅读过这个作家的任何字句。他的名字我是知道的,但也仅此而已。我不知道我丈夫认识他,也不知道他们还是朋友。有一天晚上我回家时,发现我的丈夫正在家里陪着这个人,于是,某种奇怪的事情开始发生。那是第一次和他见面,在我们婚姻的第三个年头,那时候我才知道,我根本不了解我的先生。我和一个我根本不了解的人一起生活。有时我以为自己了解他,但是我发现,对于他的喜好、品位、欲望我一无所知。你猜他们两个人在做什么,拉扎尔和我的丈夫,就在那天晚上?……
他们在玩游戏。
但那是多么令人感到奇怪和焦躁不安的游戏啊!
他们没有打法式扑克牌,根本没有。我的先生本来就非常痛恨和厌恶打牌之类中规中矩、缺乏想象力的娱乐方式。他们在做游戏,那么奇怪,有点可怕,起初我一点都没有理解他们,我感到害怕,紧张地听着他们的谈话,仿佛我误入了疯人院。我丈夫跟这个人在一起时,完全变成了另一副样子。在我们婚后第三个年头,有一天晚上我回到家里,在起居室里见到我丈夫和一位我不认识的先生在一起,那位先生友好地向我走过来,他瞥了我丈夫一眼,然后说:“你好,伊伦卡,你不会生气我把彼得带到家里来吧?……”
他指着我的丈夫说,我丈夫一脸窘态地站起身来,用尴尬的、充满乞谅的眼神看着我。我相信,他们肯定疯了。但是他们没有过多留意我的神色,那个陌生人接着拍着我丈夫的肩膀说:“我在奥雷纳大街碰上了彼得,你知道吗,他连停都不想停一下,这个疯子,他只想敷衍了事地打个招呼后溜掉,我当然没有放他走,我对他说:‘彼得,你这头老驴,你没生我的气吧?……’然后我就挎着他的胳膊把他带到这里来了。好啦,孩子们!”他接着说,“你们现在可以拥抱了,我允许你们吻吻脸。”
你能想象得到吗,我是如何目瞪口呆地立在那里的?我手里攥着手套、挎包和帽子,就这么木讷地呆立在房间中央,仿佛是一头灰色的小蠢驴,只知道傻愣愣地看着。我的第一感觉是赶快跑出去打电话给家庭医生,或者叫一辆救护车来,我甚至还想到了警察。但是就在这时,我丈夫朝我走过来,不安地吻了我的手,然后垂下头来对我说:“让我们把过去的一切都忘记吧,伊伦卡,伊伦卡,我为你们现在的幸福感到高兴。”
然后我们坐到桌前吃晚餐。作家坐到了彼得的位置上,他开始安排,吩咐用人,就像他才是一家之主。他没有跟我使用“您”,而是以“你”相称。女佣认为我们全都发疯了,她甚至惊诧地将沙拉盘子掉到了地上。晚上他们仍然没有给我解释那个游戏的规则,因为我的一无所知、混沌不明正是那个游戏的趣味所在。他们还商量好,他们两个人,在等我的那段时间,要进行一场完美的演出,就像两个真正的专业演员一样。根据这出戏脚本里写的基本剧情,我和彼得几年前离了婚,然后和这个作家——也就是我丈夫的朋友结了婚。彼得很受伤害,他把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了我们,房子,家具,所有的一切。总而言之,现在作家是我的丈夫,彼得和他在街上相遇,作家挽着的是我那深受伤害、已经离异的前夫,他对彼得说:“你看,别再犯傻了,该发生的都已经发生了,你上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吧,伊伦卡也很想见到你。”然后彼得真的上来了。现在我们在一起,三个人在一起,在从前我和彼得生活的房子里友好地共进晚餐,作家是我的丈夫,他睡在彼得床上,占据了我生命中原本属于彼得的位置……你懂吗?这就是他们在做的游戏,就像两个疯子一样。
除此之外,这个游戏也有其具体的细节刻画。
彼得扮演的是一个备受回忆折磨,处于困惑之中的角色。作家扮演的是过于从容自如、无拘无束的角色,而实际上由于情境的特殊性他自己也局促不安,面对彼得时内心充满犯罪感,因此他表现得声音高亢,面容可亲。我扮演的是……不,我没有扮演任何角色,我只是坐在他们中间,轮番注视着这两个成年人,这两个聪明人所做的让人费解的愚行。
当然,我最终还是领悟了这出游戏的精妙内涵,然后也开始遵循这个群体游戏的特殊规则。但是,那天晚上,我也领悟到了别的什么。
我的丈夫,我曾坚信他完全彻底属于我,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从头到脚连肌肤和毛发都属于我,我以为我拥有他内心深处的全部隐秘;但事实上他根本就不属于我,对我来说,他几乎是一个陌生人,他拥有很多秘密,就好像我已经发现了他的一些疑点:也许他曾坐过牢,也许他有病态的热情,也许在他身上有着跟我在过去几年内以为的完全不符的东西。我发现我丈夫只在某些方面跟我是亲密的伴侣,除此之外,他就像这位我丈夫在半路上遇见并带回家来的作家一样神秘陌生。他们背着我,发明了一种荒唐、令人费解、带有同谋性质的游戏,并且在我面前表演。我知道,我的丈夫不仅仅活在我所认识的那个世界里,他还拥有另外一个世界。
我同时发现,这个人,这个作家,对我丈夫的心灵有着强大的控制力。
告诉我,这是一种什么力量?……现在人们对这方面写了很多,也谈论了不少。什么是政治力量,是什么理由导致一个人能将他的意志灌输给千百万人?而我们女人的力量,我们的能力是什么?你说是爱情。也许就是爱情吧。我有时对这个词心存疑惑。我不否认爱情,当然不会。它是地球上最伟大的力量。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觉得,男人们,当他们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才爱我们时,他们是鄙视这一切的。每个真正的男人都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有所保留,有所克制,仿佛拦阻女人进入他们本性、灵魂的领地,如同他对他爱的那个人说:“好了,就到此为止吧,亲爱的,别再往前走了。就到这里吧。在这儿,在第七个房间里,我想自己独处。”愚蠢的女人会为此发疯崩溃,聪明的女人由此黯然神伤,她们会变得好奇,最后被迫接受了现实。这是什么力量?
这种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心灵的统治力量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这个并不快乐、焦躁不安、聪明、可怕,同时并不完美、受过伤害的作家拥有能够掌控我丈夫灵魂的力量?
因为他本身就拥有这种力量,后来我才明白这一点,他身上具有某种危险、致命的力量。在那之后过了很久,我丈夫有一次对我说,这个人是他生命的“见证人”,他努力尝试解释。他说,所有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位见证人,在年轻的时候遇见的这个人更为强壮,我们所做的所有事情,实际都是为了能把内心深处感到羞愧的事情在这位无情的法官面前隐藏起来。见证人不相信我们。他知道别人不知道的关于我们的一切。也许你会被任命为总理或者获得诺贝尔奖,但是见证人只是微笑。你相信这些吗?……
他还说,我们一生中所做的所有事情,几乎都是为了奉献给见证人,我们要让他相信我们并且从他那里获得证明。在职业生涯中,在个体生命中,他所有的努力首先是为见证人准备的,你了解那种窘迫的处境吗?当年轻的丈夫向他的妻子介绍“那位”朋友时,介绍他年轻时代伟大的伙伴时,他焦虑地等待朋友的反应,他的朋友是否喜欢这个女人,他的选择是否正确?……他的朋友当然深思熟虑并且极其友好,但是暗地里却心生妒忌,因为不管怎么说,这个女人都把朋友从一种感情关系中排挤了出来。那天晚上,他们就是用这种眼神看着我。只是他们更有意识,因为他们俩知道得很多,而我对他们知道的东西却一无所知。
但是这一次,我从他们的交谈里明白:这两个同谋——我的丈夫和作家——知晓某些关于男人和女人,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事情,对于这些事情,我丈夫跟我从来没有提过。好像这些事不值得跟我提似的。
午夜过后,这位不速之客走了以后,我走到丈夫跟前直接问他:“你说,你是不是有些瞧不起我?”
他从雪茄的烟雾后疲惫地眨着眼睛盯着我,仿佛刚泡完酒馆回来,带着宿醉的微醺听我的责骂,实际上,那一天晚上我丈夫第一次邀请那个作家到我们家,并跟他一起进行那个奇怪的游戏,留给我们比狂欢或大吃大喝后更糟糕的余味。我们两个人都感到很累,特别苦涩的感觉席卷而来。
“没有,”他一本正经地回答,“我没有瞧不起你,怎么会呢。你为什么这么想?你是一个聪明女人,而且有很强的个性。”他肯定地说。
我思忖着,心怀疑虑地听着他讲的话。我和他面对面地坐到已经收拾好了的桌子旁——我们在桌子旁坐了整整一晚,晚饭后没去客厅里,而是在一堆烟蒂和空葡萄酒瓶之间“席后倾谈”,因为客人喜欢这样——我怀疑地反问:“聪明,有个性,是的,但你对我的个性和内心是怎么看的呢?”
我感觉到,这个问题有些令人伤神。我的丈夫认真地看着我,但是没有回答。
好像他在说:“这是我的秘密。我肯定了你的聪颖和个性,你应该感到知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