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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寄宿学校的名册上写着多拉·布吕代的名字，在“离校日期和动机”一栏：“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四日。逃学出走未归。”
那是一个星期天。我猜想她是利用开放日去看望奥尔纳诺大街的父母。晚上，她没有回寄宿学校。
那一年的最后一个月是占领期以来巴黎最黑暗、最令人窒息的时期。德国人颁布了法令，从十二月八日到十四日，全城从晚上六点就开始实行宵禁，作为对两次恐怖袭击的镇压措施。然后是十二月十二日，法国七百名犹太人遭到大抓捕；十二月十五日，犹太人被要求缴纳十亿法郎的罚款。同一天早上，七十名人质在瓦莱里安山被枪杀。十二月十日，警察局颁布了一条命令，让塞纳河地区的法国和国外的犹太人要接受“暂时管制”，在身份证上盖上“犹太男人”或“犹太女人”的章。他们更换住所后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去警察局报备；而且从此以后禁止他们在塞纳河地区以外的地方出入。
从十二月一日开始，德国人就已经在十八区实行了宵禁。晚上六点以后就没有人可以进这个区。街区的地铁站全都关闭，其中就有辛普朗站，也就是埃尔内斯特和塞西尔·布吕代住处附近的地铁站。在他们旅馆附近的尚皮奥内路，发生了一起炸弹爆炸的恐怖袭击事件。
十八区的宵禁持续了三天。宵禁刚解除，德国人就命令整个十区实行宵禁，因为有几个陌生人在梅让达大街朝占领区的一个长官开了几枪。之后是全城宵禁，从十二月八日到十二月十四日——多拉出走的那个周日。
在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周围，城市已经成了一座阴森的监狱，街区的灯光一个接一个熄灭。就在多拉还在匹克普斯路60和62号的高墙里面时，她父母挤在酒店狭小的房间里。
一九四〇年十月，她父亲没有申报她是“犹太人”，因此她没有“档案号”。不过十二月十日警察局张贴了对犹太人加强控制的命令，明确规定“家庭情况的变动必须要上报”。我怀疑她父亲在她出走之前没有时间也没有意愿去帮她登记造册。他或许认为警察局从来就没有想到她会在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
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下决心出走？我记得一九六〇年一月十八日我的一次出走，那个年代并不像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那么阴暗绝望。在我出逃的路上，沿着维拉古布雷飞机场的库房，和多拉出走唯一的共同点是季节：都在冬天。寂静的冬天，一成不变的冬天，和十八年前的冬天是两回事。但突然让人想离家出走的，是阴冷灰暗的冬日让人更加感到孤独，越发让你感受到一把铁钳把你夹得更紧。
十二月十四日星期天，是几乎实行了一周宵禁以来第一次没有课。从此以后可以在晚上六点后在街上走动。但因为德国人规定了时间，夜晚从下午就开始降临了。
那天，救济会的修女们是在什么时候发现多拉不见了？肯定是在晚上。或许是在晚祷之后寄宿生回寝室的时候。我猜想院长很快就试图和多拉的父母联系，问他们她是不是留在他们身边。她知道多拉和她父母是犹太人吗？在她的生平简介中有这样的文字：“多亏了马利亚—让—巴蒂斯特修女的仁慈和英勇的举动，很多受到迫害的犹太家庭的孩子在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找到了庇护。在其他修女同样谨慎而勇敢的态度的支持下，她在任何危险面前都不退缩。”
但多拉的情况很特殊。她是一九四〇年五月进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的，那时候对犹太人的迫害还没有开始，对她而言，“犹太人”这个词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一九四〇年十月，她也没有被登记造册。只是在一九四二年七月对犹太人开始大围捕之后，宗教学校才开始把犹太孩子藏起来。她当时已经在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待了一年半时间。或许她是寄宿学校修女和同学当中唯一一个有犹太血统的。
在奥尔纳诺大街41号旅馆的一楼，玛尔夏咖啡馆，有一部电话：蒙马特尔44—74，但我不知道这家咖啡馆和大楼是不是一家的，玛尔夏会不会也是旅馆的老板。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并不在当时的电话簿上。我找到救济会天主学校修女们的另一个住址，应该是寄宿学校一九四二年的一个附属建筑：圣摩尔路64号。多拉常常去那里？那个地方也一样，也没有电话号码。
谁知道呢？院长或许等到周一早上才打电话到玛尔夏咖啡馆，或者派了一个修女去奥尔纳诺大街41号。要不然就是塞西尔和埃尔内斯特·布吕代亲自到寄宿学校说女儿不见了。
要弄明白的是，十二月十四日，多拉出走的那天，天气好不好。或许那个周末，冬天的太阳晒得暖洋洋的，让人有一种放假和天长地久的心情——有一种时间停止了的错觉，仿佛只要让自己从这个时间的缺口里溜掉，就可以逃过那向自己合上的铁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