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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想六月十五日多拉在克里尼昂古尔街区警署到六月十七日做完这份“呈萨洛蒙小姐的记录”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人们是否让她跟母亲一起走出警署？
如果她能离开警署，在母亲的陪伴下回到奥尔纳诺大街的旅馆——离警署很近，只要沿着埃尔梅尔路走——这就意味着三天后，当萨洛蒙小姐和位于杰弗尔码头12号的警察局保护儿童处的女社工联系过后，派了人来找她的。
但我感觉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我常常走埃尔梅尔这条路，从蒙马特尔高地到奥尔纳诺大街或从奥尔纳诺大街到蒙马特尔高地，尽管我闭上眼睛，想到多拉和她母亲沿着这条街一直走到他们的旅馆房间，在六月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仿佛和一个平常普通的日子一样，还是不免悲从中来。
我相信六月十五日，在克里尼昂古尔街区警署，命运的齿轮已经启动，而多拉和她母亲对此无能为力。有时候孩子们的要求会比父母高，他们在敌对势力面前态度会表现得比他们的父母更激烈。他们把父母甩得很远很远。而他们的父母，从此以后再也不能保护他们了。
面对警察、萨洛蒙小姐、警署女社工、德国人的指令和法国的法律，塞西尔·布吕代应该感到自己的脆弱和无助，要佩戴黄星，丈夫被关押在德朗西集中营，而且生活“穷困”。她在多拉面前表现得不知所措，而多拉却是个反叛者，曾经几次想撕破那张朝她和她父母撒下的网。
“因为她连续多次离家出走，档案上注明让她去一家青少年管教所接受教育。”
或许多拉是从克里尼昂古尔警署被直接带去警察局的拘留所，这也是惯例。那么她就应该见识过有气窗的大厅、牢房和草垫子，垫子上横七竖八地躺着犹太人、妓女、普通罪犯、政治犯。她应该见识过臭虫、恶臭和女看守，她们都是穿着黑袍的修女，包着蓝色的小头巾，别指望她们有一丝的慈悲心肠。
或许她被直接带到了杰弗尔码头，9：30—12：00有人值班。她沿着右边的走廊走，一直走到那扇我一直不知道是几号的门前。
不管怎么说，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九日，她应该是坐上一辆囚车，车上已经有五个和她年纪相仿的女孩。要不然这另外五个女孩是依次从各个警署带上车的。囚车一直把她们送到图雷尔，位于里拉门附近莫尔提埃大街的监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