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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岁的时候，在巴黎的另一个街区，我记得也有过和站在图雷尔围墙前体会到虚无感一样的情绪，却不知道这到底是因为什么。
我有一个女友，常在不同的公寓和乡下的房子里借宿。每次我都趁机在书房里偷几本艺术书和限量编号版的图书，然后拿去倒卖。有一天，我们单独在雷加尔路的一个公寓里，在翻箱倒柜之后我偷了一个老音乐盒、几套非常优雅的西服、几件衬衫和十几双高档皮鞋。我在电话本上找一家旧货店的电话好把这些东西卖掉，我找到一家，在圣保尔花园路。
这条路从塞纳河的塞莱斯丹码头开始，和查理大帝路相交，在我前一年参加会考的那个中学附近。就在最后几栋楼房其中一栋的楼下，双号这边，就快到查理大帝路那里，有一道生锈的卷帘门，半卷着。我走进一个仓库，堆着家具、衣服、废铜烂铁、拆下来的汽车零件。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接待了我，很客气，建议过几天到现场“收货”。
离开他以后，我沿着圣保尔花园路朝塞纳河走去。单号这边路上的房子刚在不久前全拆毁了。后面是其他楼房。只留下一块空地和断壁残垣。在露天残存的墙面上，还可以看出过去房间的彩色墙纸、烟囱熏过的痕迹。仿佛这个街区遭到了一场轰炸，空寂的感觉因为这条通向塞纳河的冷清的小巷而变得越发强烈。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天，旧货店的老板来到让蒂伊门附近的凯莱尔曼大街我女友的父亲家里，我约他在那里“交货”。他把音乐盒、西装、衬衫、鞋子都装到车上。他总共给我了七百法郎。
他邀我去喝一杯。我们在夏尔莱迪体育馆对面两家咖啡馆的其中一家前面停了下来。
他问我是做什么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最终我跟他说我放弃了学业。然后我问了他一些问题。他和表弟合伙在圣保尔花园路开了这个仓库。他在克里尼昂古尔门跳蚤市场附近还有一个店面。而且，他就出身于克里尼昂古尔门那个街区的一个波兰籍犹太人家庭。
是我开始跟他说起了二战和德军占领时期。他当时十八岁。他记得一个星期六警察去圣多安跳蚤市场抓犹太人，他奇迹般地逃过了围捕。让他感到惊讶的是，在便衣警察中有一个女警。
我跟他提到了每周六我妈妈领我去跳蚤市场时见到的那块空地，就在内伊大街一堆楼房的前面。他当年就和家人住在那里。伊丽莎白—洛朗路。我很惊讶我记得这条路的名字。那个被叫作“平原”的街区。战后那里被夷为平地，现在是一个运动场。
跟他聊天的时候，我想起了我很久没见的父亲。十九岁和我一样年纪的他，在做梦进入精英金融界之前，就靠在巴黎的几个城门附近走私过活：他走私一桶桶的汽油倒卖给车库，不付入市税，还走私饮料和其他商品。所有这一切物品都是逃税运进来的。
在我们告别的时候，他友好地对我说，如果我还有什么东西要卖给他，可以到圣保尔花园路去找他。他又多给了我一百法郎，或许是被我天真年轻的样子打动了。
我忘了他的脸长什么样。我唯一记得的是他的名字。他很可能认识克里尼昂古尔和“平原”区的多拉·布吕代。他们住在同一个街区，年纪相仿。就这样，有一些偶然、相遇和巧合是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的……这个秋天，我再次走在圣保尔花园路这个街区时有了这样的感触。仓库和生锈的卷帘门不复存在，边上的大楼都翻新了。我再次体会到一种虚无感。我明白是为什么。小区大多数的楼房在战后根据市政建设的决议都被有条不紊地拆毁了。当时甚至给这个要拆毁的区域编了一个名字和号码：孤岛16号。我找到一些照片，其中一张是圣保尔花园路的，照片上单号一边的房子还在。另一张照片上，圣日尔凡教堂边上和桑斯旅馆周围一半的楼房被拆毁了。还有一张，塞纳河边一片空地，两边人行道上的人在过马路，人行道已经没有意义了：整条诺南蒂耶尔路只剩下一片废墟。在这片空地上后来又盖了一排排的楼房，有时候连过去的街道也做了一些改变。
楼房的正面都是笔直的线条，窗户是方的，混凝土是失忆的颜色。路灯发出冷冷的光。时不时地，有一条长椅，一个小广场，几棵树，加了装饰，叶子是假的。人们并不满足于像在图雷尔兵营的墙上那样挂块牌子：“军事区域。禁止摄影摄像。”人们已经毁掉了一切，为了把这里变成像瑞士村庄一样，再也无法质疑它的中立。
我在三十年前见过的圣保尔花园路上见到的彩色墙纸的碎片，是过去人们住过的房间残留的痕迹——在那些房间，曾经生活着一九四二年七月的某一天给警察抓走的和多拉年纪相仿的少男少女。他们的名字一直伴随着街道的名字。但楼房的号码和街道的名字已经完全对不上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