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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还会再来，但是炎热再也不会如此沉闷，街道也不像星期二那天在米兰那么空旷。那是八月十五日的第二天。我把行李放到寄存处走出车站的时候，犹豫了一下：不该在阳光的直射下在城市里行走。现在是傍晚五点钟。去巴黎的火车要等四个小时。必须找个阴凉地，脚步把我带到了几百米以外的一条大街，它沿火车站通向一家饭店，我看准了那个高大门面的方位。
金色大理石走廊让你避开了阳光，在清凉和半明半暗的酒吧里，你进入了井底。今天，那酒吧让我联想到一口井，那家饭店呢，让我想到一座大碉堡。然而那一刻，我高兴的是，借助一根麦秆，喝到了石榴和橙子的混合饮料。我听到一位侍者在说话，他的长相已经从我的记忆中抹去。他在和另一位顾客说话，我完全不可能描述出那位顾客的外表和服装了。他只有一件事保留在我的记忆里，就是他强调对话的方式是用一个“嘛”字，那个字回荡着丧家犬般的哀鸣。
两天前，八月十五日前夕，一个女人在饭店的一个房间里自杀了。侍者解释说，人们叫来了救护车，然而无济于事。下午的时候他还见过那个女人。她来过酒吧。一个人。女人自杀后，警察询问了他，那位侍者。他无法向他们提供很多细节。只说是一个棕色头发的女人。饭店经理感觉稍稍松了一口气，因为幸亏是在一年的这个时候，顾客不多，事情就这么不易觉察地过去了。今晨，在《信使报》上登出一篇加边框的小文。是个法国女人。她八月份来米兰干嘛？他们朝我转过身子，似乎在等待我给他们答案。然后侍者用法语对我说：
“八月份不该到这里来。在米兰，八月份都关门了。”
另一位顾客用他这个丧气的“嘛”字表示赞同。他们每个人都用严厉谴责的目光审视我，让我深深感觉自己干了傻事，甚至比犯傻还严重，犯了不小的错误，在八月的米兰，一败涂地。
“您可以观察一下，”侍者对我说，“今天米兰没有一家店营业。”
我坐进一辆停在饭店前的黄色出租车。司机发现我这个旅游者迟疑不定的样子，建议把我拉到大教堂广场去。
大街上空空荡荡，所有店家都大门紧闭。我在琢磨，他们刚刚提到的那个女人是不是在回饭店自杀以前，也乘坐过一辆黄色出租车穿越米兰。我不认为在这时候考虑这座荒凉城市的景象会导致她作出决定。相反，倘若让我找出一个词语说明那个八月十六日的米兰给我的印象，我头脑里马上闪现出的是“开放的城市”这个词。这座城市在我看来，适合小憩，我肯定，活力和声音都会恢复的。
在大教堂广场上，一些戴鸭舌帽的游客在教堂底下闲散踱步。在维克多—爱玛努埃尔画廊进口，一家大规模书店灯火通明。我是唯一的顾客，在灯光下翻阅图书。八月十五日之前她是否来过这家书店呢？我很想向书店尽头、站在艺术类著作柜台的办公桌后面的一个男人打听一下。可是除了她有棕色头发，是个法国人之外，我对她几乎一无所知。
我沿着维克多—爱玛努埃尔画廊前行。在米兰，一切有生机的事物都隐蔽在那里，躲避灼伤人的阳光：孩子们围在卖冰淇淋的小贩身边，有日本人和德国人，还有第一次来游览这座城市的意大利南方人。在间隔的这三天时间里，我们都可能遇到过这位妇人，而我在画廊里，因为我们都是法国人，说不定还交谈过呢。
乘去巴黎的火车之前还要度过两个小时。我又坐上一辆排队等在大教堂广场上的黄色出租车，向司机说明了饭店的名称。夜色降临。今天，这座陌生城市的大街、花园、有轨电车，还有让你更想与世隔绝的炎热，所有这些在我看来，都与这位女子的自杀十分吻合。可是在出租车里的那一刻，我心想，这是不幸的偶然之果。
只有侍者一个人在。他又给我递上了一杯石榴和橙子的混合饮料。
“哦，您看到了吧……米兰的店家都关了……”
我问他刚才提到的，怀着敬意和夸张的语气说起“结束生命”的那个女人，是不是在饭店住了很长时间。
“不，不……在她结束生命的前三天吧……”
“她从哪儿来的？”
“从巴黎。她要去南方和度假的朋友们会合。在卡普里岛……是警察这么说的……有人明天要从卡普里岛来，解决所有麻烦。”
解决所有麻烦。卡普里岛在这些悲哀的词汇和蔚蓝色、海边的岩洞、轻柔的夏季之间，能令人联想到什么共同点吗？
“一个很美的女人……她就坐那儿……”
他给我指了指那张最里面的桌子。
“我给她的和给您的饮料一样……”
去巴黎的火车到点了。外面已经漆黑，可是炎热依旧和整个下午那样令人窒息。我穿过大街，目光停留在火车站建筑的正门面上。在宽敞的寄存大厅，搜遍了所有口袋，寻找那张能让我的行李归还我的寄存凭单。
我买了一份《信使报》，想读一读那篇为这个女人写的“加框小文”。她可能从巴黎过来就曾经抵达我现在所在的站台上，而我在相隔五天后，走的却是与她相反的路线……当朋友们在卡普里岛等你的时候，来这里自杀的念头多么古怪……也许她对这个举动曾经有过一个我永远不可能知道的动机。
上个星期我又回到米兰，但是没有离开机场。这次和十八年前不一样了。是的，十八年，我扳着指头算了算。这次我没有乘黄色出租车去大教堂广场，到维克多—爱玛努埃尔画廊下面。天在下雨，是六月份的闷雨。大约等一个小时之后，我会登上带我回巴黎的飞机。
我是过境，坐在米兰机场的玻璃窗大厅里。我想起十八年前的那一天，从那段时间以后，还是第一次，让那位“结束生命”的妇人——像那位侍者所说——真正开始占据了我的思想。
到米兰去的来回机票是我出发前偶然在汝福瓦街的一家旅行社买到的。在家的时候，因为我妻子阿奈特的原因，我把机票藏在了一个行李的底部。米兰，是我偶然在另外三座城市维也纳、雅典和里斯本以外选的。目的地并不重要。唯一的问题是，这架飞机和我本该乘坐到里约热内卢的飞机同时起飞。
他们送我到机场：阿奈特、威才尔和卡瓦诺。我经常发现他们在我们远行的时候，佯装快乐。我呢，从不喜欢出去，那天呢，比往常还不想动。我真想对他们说，我们已经过了干这一行的年龄，用一个过时的名称，须称之为“探险家”的行当。我们还有很长时间到普莱耶尔或者外省愈来愈稀少的电影厅去放新闻纪录片吗？我们小时候很愿意追随长者的榜样，但是对我们来说已经太迟了。已经没有待开垦的处女地了。
“一到里约就给我们打电话啊……”威才尔说。
这是一趟常规远行：我要拍摄的是一部新纪录片，在拍其他许多片子以后将取名为《探寻少校法赛特的足迹》，好借口在马托·格罗索边缘拍摄几个村子。这一次，我决定其他人不要在巴西见到我，可是我没敢向阿奈特和其他人承认。他们不可能懂的。再说阿奈特正等着我出发好和卡瓦诺单独相处呢。
“拥抱巴西的朋友们。”卡瓦诺说。
他暗示的是已经出发在大洋另一端住进里约热内卢苏扎饭店等待我的技术团队。那好，他们得久等了……四十八小时以后，模糊的不安会开始让他们喘不过气来。他们会往巴黎打电话。阿奈特会拿起话机，卡瓦诺会拿起听筒。消失了，对，我消失了。像法赛特少校一样。但是有点区别：我出发远行一开始就消失了，还会有更让他们担心的，因为他们会发现，在到里约的飞机里，我的座位是空的。
我对他们说过我更希望他们不要送我登机。我之前回到他们那个小团队时总在想，我这辈子再也不要见到他们。威才尔和卡瓦诺步履矫健，因为我们的职业虽然不真正同一，却有同一种追随童年梦幻的方式。我们还能长时间保留老小孩的样子吗？他们挥动臂膀，表示告别。阿奈特曾经令我激动。她和我肯定是同龄人，我二十岁的时候，她成为一群有些枯萎但仍旧吸引我的丹麦女孩当中的一个。当时她比我年纪大，我则喜欢她们能庇护人的温情。
我等着他们离开大厅，好让我直奔飞往米兰的飞机的登机口。我可能马上就会偷偷从米兰返回巴黎。但是我感觉首先有必要在他们和我之间保持距离。
*
在这个过境大厅里，有那么一刻我真想走出机场，穿过米兰的街道，沿着以往的路线前行。然而这无济于事。她来这里是偶然死亡。应该在巴黎发现她的足迹。
在回去的路上，我让自己获得了满足感，那是我二十五岁时第一次到太平洋岛屿以来所未感受到的。那一次以后，还有很多次其他旅行。比如斯坦利港，布拉柴维尔的萨沃尼昂和阿兰·热尔伯，我是否在那里读到了幼年时期的探险经历？尤其是逃跑的需要。我从未在自身有过这样强烈的感受。就是在这架把我带回巴黎的飞机上，我感觉，要是我登上本该前往里约的飞机，还会往更远的地方逃窜。
*
我在巴黎周边认识多家酒店，可是我决定定期调换。我第一家订房间的酒店是多雷门的多狄斯酒店。在那儿我不必担心和阿奈特相遇。我走以后，卡瓦诺可能把她拉到了杜凯纳大街的公寓。她可能并不会立即知道我的失踪，因为没有人——包括威才尔——知道她是卡瓦诺的情人，本该响起的电话铃，在维隆城区我们家，是没用的。然后在几天的蜜月以后，她最终会突然回到维隆区，会有一份电报——我猜想——在等她：“里约团队极度不安。让不在十八日的飞机上。火速致电苏扎酒店。”卡瓦诺会来维隆区找她，分担她的焦虑不安。
我一点儿都感受不到焦虑人群的心情。但是有轻微的，十分轻微的感觉。我拒绝让所有这些事都涂上戏剧色彩：我现在已经太老了。当我没有零花钱以后，我会试着和阿奈特达成一致。给维隆区打电话不大谨慎，因为有卡瓦诺在。然而我会找到一个与阿奈特秘密确定约会的办法。我确定她会保持沉默。今后，她要让那些还想跑出去找我的人泄气。她相当擅长涂抹痕迹，抹擦得如此干净，就像我从未在这个世上待过一样。
*
今天多雷门这儿的天气不错。但是炎热不像十八年前在米兰的那一整天当中那般沉闷，也没有米兰的街道那么荒凉。在苏尔特大道和喷泉广场的那一边，一堆堆的游客熙熙攘攘挤在动物园门口，另外一些人登上老殖民地博物馆的台阶。我们，孩子们，卡瓦诺，威才尔和我参观过的这座博物馆，还有这座动物园，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起着作用。我们在那里梦想过遥远的国度，有去无返的远行。
我现在又回到了出发的原点。我刚刚又买了一张参观动物园的门票。从现在到以后几个星期，肯定会在某一张报纸上有一篇小文宣布让·B的消失。阿奈特将遵循我的指示让他们相信我在最后一次到巴西旅行的过程中，销声匿迹在大自然当中。时光流逝，我想象自己就排在失踪探险者名单上的法赛特和莫福莱之后。没有人会猜出我在巴黎的门户搁浅，而且那里就是我旅行的目的地。
他们在有关新近死亡者的文章里想象，可以重新追忆生命的进程。但是他们却一无所知。十八年前，我躺在火车的卧铺上阅读了《信使报》。我心头一震：文章涉及的那名女性，照侍者的说法——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认识她。火车在米兰车站停了很久，我如此震惊简直不知道自己是否该离开车厢返回酒店，就像我还有机会见到她似的。
在《信使报》上，他们弄错了她的年龄。她四十五岁。他们用姑娘的姓称呼她，尽管她一直和里果维系着婚姻关系，然而这件事，除了里果，我和具备公民身份的在职人员，谁知道呢？是否真能指责他们的这个错误？是否更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无论如何，都让她拥有她一生中前二十年做姑娘的那个姓呢？
酒店侍者曾说，会有人来“解决所有麻烦”。是那个里果吗？火车在晃动的时候，我想象中出现的里果，由于时过境迁，再也不是六年前的样子。他可能认出我吗？自从英格丽特和他与我在路上擦肩过后六年以来，我都没有再见到过他。
至于她，英格丽特，我在巴黎见到过一次。但是没有里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