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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什么东西?
温暖的办公室里，一个大块头男人坐在吱呀作响的椅子上，一边呷着咖啡，一边透过明亮的晨曦斜视着码头的远端。他是拖轮修理厂的早班管理员，工作的地方位于紧邻格林威治村北边的哈得孙河岸边。有一艘莫兰公司的拖轮将在四十分钟后靠港，不过这会儿码头上还是空空荡荡的，他可以享受小屋里的温暖。他把脚搁在办公桌上，咖啡杯靠在胸前。他擦了擦窗玻璃上的水汽，又向外看了看。
这到底是什么?
一只黑色的小箱子立在码头的边缘，就是正对着新泽西的那一面。昨天晚上六点钟作业区关门的时候，可没见着这只箱子，而且也不会有人在半夜里靠港停泊过。一定是陆地上的人放在这里的。码头周边有一道铁锁链构成的防护栏，防止行人进入作业区，不过，管理员知道这里总有工具和杂物筒丢失，所以如果有人想越栏闯入，一定也不成问题。
但为什么会留下这么个东西呢?
他盯着它看了一会，脑子动个不停。外面可真冷，又刮着风，这咖啡可真带劲。接着他转念又一想，哦，见鬼，最好还是去检查一下。他套上厚厚的灰色上衣，戴上手套和帽子，将杯底的浓咖啡一饮而尽，随后便走进屋外刺骨的寒风中。
管理员顶着风沿着码头走过去，眼睛被吹得直流泪，但还一直盯着那只黑箱子。
这他妈的是什么东西?这玩意是个长方形，不到一英尺高。早晨的太阳还很低，箱子正面上的某个东西反射着光线。他觉得晃眼，所以眯缝着眼睛。哈得孙河泛白的河水冲刷着码头下的桩柱。
他在离箱子十英尺的地方停住脚步，看清了发光体的原貌。
是只时钟。钟的式样很老了，表盘上的数字显得很有趣——用的是罗马数字——正面是一轮圆月的图形。看起来挺值钱的。他对了一下自己的手表，发觉地上的钟还在走；时间挺准的。谁会把这么漂亮的东西丢在这里呢?嗯，好吧，就当是我捡到了一份礼物。
他走上前去，准备将时钟捡起来，这时他的双腿突然一滑，向上腾起。刹那间，他吓得要命，以为自己要滚入河中。不过他直挺挺地跌倒在地面上，这才发觉身下竟然是一层冰。还好，他没有继续向前滑出去。
他疼得向后缩了缩，大口喘息着，站了起来。他看了看脚下，发现这可不是一般的冰。它呈现出一种棕红的颜色。
“哦，天哪，”他喃喃地说着，意识到眼前竟然是一大摊血迹，它汇聚在那只时钟附近，结成了光溜溜的冰层。他探身向前，找到了这摊血的来源，不禁觉得越发恐惧。他看到码头地面的木板条上似乎留有带血的指甲划痕，仿佛有人在手指或手腕被砍伤的情况下，挣扎着抓住木板，试图不让自己滑入汹涌的河水之中。
他爬到码头边缘，向下看去。波浪起伏的河面上并没有漂浮的人体。他并不感到惊讶；如果他的想象是正确的，那么这摊结成冰的血表明，这个可怜的家伙早就被抛在这里了。如果他没有及时获救，那么这会儿他的尸体可能已经快漂到自由女神像附近了。
他一边从衣服里摸出移动电话，一边向后退，同时用牙齿咬掉手套。他最后看了一眼地上的时钟，然后赶忙返回办公室，用粗短、颤抖的手指拨通了警察的电话。
真是今非昔比啊。
这座城市已经今非昔比，一切都是因为那年9月的一个上午，爆炸声四起，浓烟滚滚，霎那间摩天高楼被夷为平地。
这是你不能否认的事实。你可以欣赏纽约人的疗伤能力、勇气和重返工作的积极态度，这些都是真真切切的事实。但当人们看见航班飞机接近拉瓜迪亚机场时，仍会驻足观看，觉得它们似乎比正常高度要低那么一点。人们过街时，如果发现地上有个被人遗弃的购物袋，也会远远的绕过去。随处可见士兵或警察穿着黑色制服，手持黑色的自动武器，而大家对这种景象已经司空见惯。
感恩节花车游行来去匆匆，没有出现什么意外，现在，圣诞节的喜庆气氛正浓，到处都是摩肩接踵的人群。不过，就在这种欢庆的氛围之上，仍旧徘徊着早已灰飞烟灭的世贸中心大楼的幻影，徘徊着已经离我们而去的受害者的身影，久久挥之不去，仿佛成为了百货商店节日橱窗所反射的永恒镜像。而且，人们还在思考一个严峻的问题：下面还会发生什么?
林肯·莱姆有他自己“今非昔比”的经历，因此他能深刻地理解这个概念。以前，他能走能动，可是突然之间他就变成了残障人士。在那一刻之前，他还是个与他人无异的健康人，正在进行犯罪现场的勘查；一瞬间之后，一根房梁砸断了他的脖子，导致了医学上所称的“C4脊髓损伤”所产生的四肢麻痹，从肩膀向下的部位几乎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
真是今非昔比……
人的一生会因为某些瞬间而发生永久的变化。
不过，林肯·莱姆相信，如果你将这些瞬间当作过于深刻的印记来铭刻在心，那么这些事件就会变得更有杀伤力。这样一来，那些坏人可就得逞了。
现在，正是一个星期二的清晨，天气寒冷，莱姆一面回忆着自己的经历，一面收听NPR公共电台的广播节目。播音员嗓音浑厚，带着调频立体声广播特有的韵味，正在播报关于后天即将举行的花车游行活动的准备工作，在那之后还安排了庆祝仪式和政府官员参加的会议。本来，所有这一切都理所当然地应该在首都华盛顿举行。但是由于“支持纽约”的态度压倒一切，所以这些活动被移到了纽约来举行，而观众和示威者将大量拥上街头，阻碍交通，使得华尔街周围那些安全神经本已十分紧张的警察更加如履薄冰。政界和体坛如出一辙：本来计划在新泽西举行的体育项目季后赛，现在也易地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成为一场宣扬爱国精神的作秀行为。莱姆讥讽地想着，明年的波士顿马拉松比赛是否也会改在纽约举办?
真是今非昔比……
莱姆开始确信，其实他自己的劫后状态倒没有太大的变化。当然，他的身体状况和他所能看到的城市天际线高度的确发生了变化。不过从本质上来说，他的为人仍和以前一模一样：兼任警察和科学家的双重职责，缺乏耐心，易发脾气(有时还令人讨厌)，冷酷无情，对无能和懒惰的行为决不宽容。他从不因自己的残障而提出任何要求，也不抱怨，更没有计较自己的伤情(但他决不宽恕那些违反《美国残障人士法案》的大楼业主，因为他在犯罪现场调查时一定会批评他们不合规范的大门宽度和残障通道的设置)。
他正听着电台的新闻报道，觉得这座城市里有些人似乎陷入了自怜的状态，这让他颇为气愤。“我要写封信。”他对汤姆说。
汤姆是他年轻的生活助理，身材修长，穿着黑色的休闲裤，白衬衫，外加一件厚厚的毛衣(莱姆位于中央公园西区的城区住宅有两个缺陷：供暖不足，隔热层老旧)。汤姆正在为圣诞节的到来而进行有些过分花哨的装饰。他听到莱姆的声音，便抬起头来。他将一株微型的常青树放在桌子上，桌下早已放着一份礼物，不过没有包装：一盒成人用的一次性纸尿布；莱姆很喜欢这种摆法，觉得这样挺有讽刺意味。
“写信?”
他阐明了自己的理论，认为照常进行自己的工作才是更为爱国的表现。“我要给他们点颜色瞧瞧。我想，就写给《纽约时报》吧。”
“为什么不呢?”生活助理问。他的职业叫做“家政服务员”(尽管汤姆说，替林肯·莱姆服务简直让他成为了一位“圣人”)。
“我一定要写。”莱姆坚定地说。
“真有你的……不过，有件事你注意到了吗?”
莱姆抬了抬一边的眉毛。这位犯罪学家挺有本事的——他能用自己尚能活动的身体部位来表达复杂的含义：例如肩膀、面部和头部。
“大部分说自己要写信的人，其实都没有写。而真正写信的人往往二话不说，提笔就写。他们不会对别人说的。你发现了吗?”
“谢谢你告诉我这么伟大的心理学发现。汤姆，你知道的，现在什么都无法阻止我。”
“你太棒了。”汤姆又说了一遍。
房间里摆放着五六台硕大的平板显示器，这位犯罪学家用触摸屏控制器操纵着红色风暴箭头牌轮椅，靠近其中的一台。
“指令，”他通过安装在轮椅上的麦克风对计算机语音识别系统发出命令。“打开文字处理程序。”
WordPerfect程序在屏幕上应声打开。
“指令，键入，‘亲爱的先生们。'指令，冒号。指令，分段。指令，键入，‘最近我注意到——’”
这时候门铃响了，汤姆前去开门。
莱姆闭上双眼，思考着如何向外界发泄他的怨气，突然一个人的声音打断了他。“嘿，林肯。圣诞快乐!”
“啊哈，也祝你圣诞快乐，”莱姆咕哝着回应那位臃肿而衣着邋遢的来访者，隆恩·塞利托。这家伙穿过门厅向他走来。这个大块头的侦探必须走得很小心；因为这房间虽然延续了维多利亚时代古朴客厅的风格，里面却塞满了刑侦实验用的仪器：各种光学显微镜、一台电子显微镜、一台气体色谱仪、烧杯和台架、移液管、培养皿、离心机、化学试剂，各种书刊杂志、电脑——还有四处蔓延的粗大缆线。(当莱姆刚开始在这处城区住宅里开展刑侦咨询工作的时候，这些超大功率的设备经常会烧坏房子里的电路保护器。这地方消耗的电能几乎等同于整个街区其他住户的用电量总和。)
“指令，音量，三级。”环境控制单元应声调低了NPR电台的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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